首先一直对明朝宦官势力发展很感兴趣，这本书里从政治制度设计上讲了一下原因。明初，朱元璋因胡惟庸作乱废宰相，朝廷政务繁多全落到皇帝身上。后设大学士作为皇帝秘书帮忙处理，形成内阁。有意思的是，大学士官阶很低，无权与皇帝直接见面，内阁阁臣与皇帝之间的联系全靠宦官沟通，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了宦官专权的漏洞，且部分皇帝懒于处理朝政，给与宦官批红权，更是让宦官权力飞天。太监的领袖司礼监在明朝大多数时候也是真宰相，真皇帝，操纵一国内政外交。虽然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在洪武十七年立过一块“内官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可能认识到了宦官的风险性，但显然后世子孙并没有很当一回事，明朝的宦官之乱为历代最甚。
关于张居正，钱穆在书中也有一些评价。作为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在这个时代想要做点事情，也必须先勾结司礼监太监，才能揽实权舒展报负。侧面可见宦官之乱之甚，明朝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这一点在万历十五年中也有体现。
关于当时人们为何如此激烈的反对张居正，我们现在看来总说些什么改革触犯某些人的利益，在书中钱穆先生从政治制度层面上做了一番解释，也很有道理。在明代，没有了宰相，只有秘书作用的大学士，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没有宰相般的权力，却想要做宰相的事情，这在当时的时代，是被世人认为是权臣的，而非治世之能臣。尽管张居正有能力，有抱负，改革可能也很有成效，但是在此时的政治制度上，他是一个非法的出现。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大臣是有权的，在政治上有正当地位的，好比宰相，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认为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如果宰相不问事，不当权，就是他失职。权臣弄权则就完全不同，这是违反国法的。而在明朝，在制度上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宰相，六部尚书乃至九卿也只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出现张居正这样一个尽管可能是治世之能臣的人，朝臣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他是否有能力有抱负，而是他的出现不合理，不合制度，是非法的。所以当时人们反对张居正的激烈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在现代可能觉得张居正还是比较有作为有理想的治世能臣，会觉得他比较可惜，而然在当时，他主张能讲法治，其实这本身就是违法的，这就是纯粹不合法的出现，该由皇帝管的事情他一个内阁大学士管，制度不允许这样一个人出现，不论他有没有能力。除非张居正能够先把制度改革，把自己包装的合理合法，才能得到法理上的认同，显然他也没有做到。如果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他会是一个好的宰相，而在明代，他就是一个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府最高领袖。
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明朝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压制张居正这种能臣的出现，但也是为了皇帝集权的考虑。为此，不惜牺牲了无数张居正这样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才，无数想要国家富强的知识分子看这明朝这样一天天的落寞下去，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制度设计上缺乏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机制，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明朝没落。当出现张居正这样的试图挽救国家危亡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也无能为力，要想变法救国，就必须先变祖宗之法。
某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