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十一年（前196），劉邦在平定淮南王英布回師的途中經過自己的家鄉沛縣，他召來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尊長大開宴席，暢飲數十日，酒至酣暢處，劉邦心中不免有些唏噓感慨，人生境遇何其無常，誰能想到當初沛縣一個小小的亭長一躍成為漢帝國的皇帝。看到這得來不易的錦繡江山，劉邦不禁慨然高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就是著名的《大風歌》，從這短短三句詩歌中不難看出劉邦，這個最高統治者的焦慮和矛盾。起初，劉邦在得知韓信被呂雉擊殺以後，流露出“且喜且憐之”的態度，從“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焦慮再到大殺功臣後“且喜且憐之”的矛盾態度，劉邦經歷了何種心路歷程呢？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
論一個封建最高統治者的焦慮是如何形成的
時下很流行“中產階級的焦慮”，大體可以描述為：高收入的不確定性、職業發展的瓶頸、維繫體面身份的焦慮、維繫精緻生活和教育的焦慮……大體來看中產階級的焦慮主要表現為對財富收入抵達天花板，而社會地位和身份也難以有進一步的發展，無法取得更高的成就以及獲取更高的收入，以便實現財務自由，中產階級的焦慮可以視作想要掙脫物質的束縛而不能，且時時籠罩在破產的擔憂之中。
劉邦，漢帝國的開創者，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作為封建時代社會資源最頂端的分配者和享有者，難道他也存在焦慮嗎？確實是存在的，就階級劃分上來看，劉邦屬於統治階級中的最頂端人物，在政治中他又是擁有最高權力的皇帝，他代表著一個極為特殊的小團體——皇族。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牛的創一代，劉邦通過自己的奮鬥一步步實現了階級翻身，不同於西方歷史中的貴族世襲，想要在歐洲成為一個皇族，對於普通人來說幾乎是不可企及的夢想。但在中國封建時代，社會的混亂往往在最大限度的可能中給每個人提供了這樣一種契機，儘管那時候人們普遍相信能夠成為皇帝的人都是上天的意志。
從秦朝時期沛縣的一個基層公務員（亭長）到開創一個新的國家，不管怎麼說，劉邦確實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正如陳勝吳廣喊的口號一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同於中產階級的焦慮來自於財富收入陷入天花板，劉邦這個最高統治者的焦慮則來自於身份鉅變之後的患得患失，從最底層到最頂層，這是比小說還要魔幻的現實劇情。
當劉邦猛然發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時，劉邦產生了深深的焦慮，這種焦慮大體可以理解為好比昨天還是身無分文的窮人，今天搖身一變成為坐擁整個社會財富的超級首富，貧困時的很多焦慮將會因此迎刃而解，但新的焦慮又接踵而來，欣喜之後問題來了：該怎麼維繫自己的地位和財富？
正猶如他在《大風歌》中唱的那樣“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四方以內，天上地下都是漢家江山，而漢家江山說到底又是劉氏江山。但江山如此之大，又怎麼會是劉氏一家的呢？有百姓，還有官僚集團，各種利益階級糾纏到一起，劉邦恐怕也意識到其實有很多人在盯著劉氏的寶座。
從私心方面來看，劉邦的焦慮感自然是渴望劉氏一族能夠始終成為社會頂層利益分配者，所以他煞費苦心的和官僚們簽訂了一個“白馬之盟”，規定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猶如現代商業關係中的“排他條款”，劉邦通過誓約的方式將非劉氏政治競爭對手排擠出了權力中心，以免他們對劉氏一族形成威脅。
我們能夠顯而易見這種焦慮的演變，正如一箇中產階級最初的焦慮是收入達到天花板，但當他突破發展屏障，實現財務自由以後，新的焦慮就會變成如何維繫自己的財富，不僅使自己一生受益，也令後代受益，正猶如秦始皇設想的秦二世、三世和萬世。
另一方面來說，作為最高統治者，劉邦的身上又肩負著治理國家的天然責任，這是在得到地位的同時必須去踐行的責任。自秦統一六國以後，天下進入了短暫的統一時期，後又分裂歸於漢朝，江山得來不易，和平得來更是不易，如何守住現在的成果？這是劉邦的另一層焦慮，正如一家企業從小作坊發展為跨國大集團時，集團總裁的焦慮將不僅僅侷限於營收，還有如何維繫自己在市場中的佔比份額和地位。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對一個帝國來說需要猛士，猶如對一家企業來說需要人才，需要新鮮血液。但對於劉邦來說，他真的沒有猛士嗎？
論一個封建最高統治者的矛盾是如何表現的
劉邦的矛盾直接來源於他的焦慮，如果說一箇中產階級的焦慮僅僅只是收入與天花板之間的關係，那麼集權力、財富於一身的上層階級的焦慮則要顯得更為複雜。法國著名作家司湯達的作品《紅與黑》中，於連從一個木匠家庭出身的小市民，通過自己一步步的奮鬥以及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試圖躋身上流社會。
但最後他發現在自己和上流社會之間有著一道所謂身份的隔閡，那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白馬之盟就是要製造這道鴻溝），此外我們也能在《紅與黑》的描寫中看到各方勢力，各種階級的鬥爭——這些都揭示了於連作為一個外部的競爭者，首先在身份上他就必然為上層社會排斥和拒絕，其次各種勢力的鬥爭和利益糾葛也展現上流社會為了維繫自己的地位、身份、權力和財富而不擇手段。
劉邦毫無疑問就是最好的代表，為了維繫“劉氏皇族”這個小團體的純潔和地位，他以“白馬之盟”排斥了外部競爭者躋身皇族，進入權力中心的可能。另一方面，為了消除有力的競爭對手可能對自己造成的威脅，於是他上演了一出出清算功臣的戲碼。
但他是矛盾的，作為君主，他需要猛士來為自己守四方，但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中的最頂層人物，他又是有私心的，他當然不希望異姓動搖劉氏的地位。當一個窮人忽然有一天撿到數百萬的鉅款，他就會覺得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會偷走這筆鉅款的小偷，過度的焦慮引發了劉邦的猜忌心。
他不僅殺死臧荼、張敖、韓王信、彭越、韓信、英布這些異姓王，逼反盧綰，甚至還一度打算殺死蕭何與樊噲，幾乎可以說，由於劉邦晚年的猜忌和反覆無常導致他幾乎陷入眾叛親離的局面。究其原因，都是因為這個農民出身的人由於身份和地位的巨大轉變造成心理上的不適應，其次帶來精神上的過度焦慮。
正猶如中產階級常年籠罩在有可能破產的焦慮之中，所以他們竭盡一切可能尋求收入的突破，打破天花板的限制，向財務自由邁進。破產對中產階級來說是最大的噩夢和焦慮，因為這意味著一切優越的生活、精神的享受和優越的地位都將隨之煙消雲散。
而對於劉邦這種統治階級來說又何嘗不是呢？一旦失去手中的權力，那麼地位、身份和所有的榮耀都將化為烏有。所以那些居功至偉的功臣就成為了劉邦的一根根心頭刺，眼中釘，只有消滅這些能力與地位兼具的人，劉邦精神中的焦慮才能得到解除。
當他平定英布回京時得知韓信已被呂雉擊殺，他流露出“且喜且憐之”的態度，喜的是一個最有能力的功臣和隱患得到了解決，憐的又是一個對建立漢帝國擁有巨大功勞的功臣卻落得如此下場。然而，這是虛偽的，因為韓信的下場不就是他一手釀造的嗎？那些異姓王身首異處不也是他釀造的嗎？
焦慮雖然得到了解除，但劉邦依然是矛盾的，功勳隕落，猛士盡失，就如他自己在《大風歌》中唱的那樣“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劉邦的這種矛盾心理當然是不難理解的，他需要猛士來守衛國家，但他需要的是忠誠的猛士，而不是在他看來會威脅江山和劉氏地位的猛士。
相比之下，朱元璋儘管存在這種焦慮，但卻並不猶如劉邦這樣矛盾，這是因為比起劉邦，朱元璋的手段則要更為殘酷和堅定。在大殺功臣後，到底沒有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慨，而劉邦對此則顯現出較為複雜的矛盾感。這也可能是因為中央集權思想在漢代並不成熟，兩人在性格上的差異造成的結果。
綜上所述，焦慮在任何時代下都始終困擾著不同階層的人士，有時候即便連劉邦這種在尋常人看來高高在上的帝王也不乏存在，有時候人們不理解，是因為未曾經歷情景轉變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