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正月，還未正式視政之先，就頒諭旨十一道，
訓飭督撫提鎮以下各官。這就是先聲奪人，告訴大家他要開始整肅了。如照現代觀念來說，他已首先宣佈他施政報告的方向了。我們現在依據史料所載，略選幾則他的主要施政，並酌加簡單說明如下。如有關農業經濟的開發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諭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為例。”（這是集權於一身的帝王專制政治時代，不是如二十世紀民主時代經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經會議決定來辦的。雍正他生在深宮之中，長於皇族家庭，可是他卻深察民隱，就是這樣地獨斷獨行，嚴令照辦。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慣性勒索和基層幹部的有意阻撓，是不准許的，這是很值得讚賞的事）
夏四月，復日講起居注官（這也等於是自找麻煩，要大臣隨時記錄他生活和辦事的是非好壞）。然後才“初御乾清宮聽政”。跟著便下令“
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為良民”（教坊樂籍是當時歷代要唱戲及專為民間婚喪喜事等奏樂的賤民，甚至包括做娼妓。這是明朝以來的弊政，把戰俘和罪人親屬歸入這種戶籍，子子孫孫永遠不得出頭。可是雍正卻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們。如照我們現代來說，他早已有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了）。六月，命京師（北京）八旗兵無恆產者，移駐熱河喀刺河屯樺榆溝墾田（他這道命令，對那些入關征戰有功的滿族八旗特權子弟，會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憤恨啊！可是他卻嚴厲地做到了。後果呢？當然是眾怨所歸了）。
八月，諭諸鹽政約束商人，循禮安分，嚴禁奢靡僭越（在中國過去歷代的財政經濟上，最重要的財貨，首在鹽和鐵的生產和貿易。經營貿易鹽鐵，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揚州，就是大戶鹽商的集散碼頭。鹽商巨賈有富至敵國的豪門，有了錢，便在蘇州造園林，奢侈的生活享受勝過王侯。
做鹽道的官，比做皇帝還要闊氣。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願這些官商勾結，胡作非為。所以他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素）。至於建儲匣，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就是這個月中的事。九月，除紹興府惰民丐籍（這又是一道解放貧民，使窮人翻身的仁政。所謂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們原來都是明初俘虜張士誠部下的殘兵敗將的後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紹興，既無恆產，又沒有謀生的技能，便永遠變成遊手好閒的窮民。更苦一點，就淪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還專門把他們編為惰民或乞丐的戶籍來管理，永遠不得翻身。可是雍正卻下命令取消了這種戶籍，使他們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說這不是仁政嗎？）。跟著十一月，又下令“禁止奸棍私販中國幼稚出口，賣與蒙古關口。官員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別議處。著為例”（所謂著為例，就是“作為永久立法”的詞句）。
十二月，當時有西洋人在內地潛傳天主教，因浙閩總督覺羅滿的報奏，恐會有煽惑人心，要求驅逐出境。但雍正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國人便加敵視，卻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們到澳門居住，以示寬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兩翼各立“宗學”一所，揀選宗室四人為正教長，十六人為副教長，分別教習“清”“漢”書。
六月，又命內務府餘地一千六百餘頃，及入官地二千六百餘頃，設立井田，將八旗無產業人，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三年以後，所種公田之谷，再行徵取（這件事，他在文書中便有“共力同養”的要求，如從現在人的觀念來講，等於是他首先實行“共產主義”的試驗農場。事實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對八旗子弟的整肅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銀攤入田賦徵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為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軾請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禦潮汐。
四年二月，定陝西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為率。
四月，命雲南通省丁銀，攤入田畝內徵收。
六月，禁賭，准許吏胥在賭場“所獲銀錢，不必入官。即賞給拿獲之人，以示鼓勵”，永為定例。
十二月，兩浙鹽商輸銀，照兩淮鹽義倉之例，於杭州府地方建倉買米積貯，隨時平糶。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銀攤入地畝徵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寧國等處伴當世僕名色。諭旨有：“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當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故著該督查明除報。
九月，給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種籽，令開墾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學舍（督促八旗子弟讀書）。減嘉興、湖州兩府額徵銀十分之一。其諭旨有云：“查各省中賦稅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嘉（興）、湖（州），每府多至數十萬兩，地方百姓未免艱於輸將。其賦稅加重之由，始於明初，以四府之人為張士誠固守，故平定之後，籍（沒收）富民之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額稅。有明二百餘年，減復不一……查嘉興額徵銀四十七萬二千九百餘兩，湖州額徵銀三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俱著簡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銀八萬七千二百兩有奇，永著為例。”
十二月，命江蘇、安徽丁銀均攤入地畝內徵收。
七年三月，命湖廣武（漢）鄖（陽）等九府州、武昌等十衛所，丁銀攤入地畝內徵收。
八年八月，分京師旗莊為八旗，設官分理。“京畿各有莊屯之地方，旗人事務繁多。應以三百里內為一路，分為八路，設官八員，分司辦理。”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設立書院。
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諭各省生童，不許邀約罷考（嚴禁學生的罷考運動等）。
十月，命陝西督撫確查州縣歉收之處，奏請蠲賑。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婦之例（這是解放婦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習俗三貞九烈的虛名所束縛）。接著乾隆元年並即“諭審案不許株連婦女”，也是步其後塵而立法的好事。
至於歷來寫歷史或小說，描寫雍正的嚴厲殘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堯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隨筆》一書；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禮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記，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員曾靜而禍及呂留良父子家人，三件文字獄的大案，作為罪不可恕的論斷。這三件大案，都是有關當時
滿漢民族之爭的問題，其中的是非曲直，善惡因果，頗為複雜，我們姑且不論。如從雍正皈依佛學的禪者立場來說，他當然知道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已經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見、國土界別，眾生平等的道理。但他仍然無法脫離滿族祖制家法的立場，採用嚴刑峻法的手段來處理，可以想見其內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嘔心瀝血，親自寫作一本《大義覺迷錄》來辯說民族平等的問題。這本書在清朝兩百多年中，雖然並不受人重視，但它卻啟發了民國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現在各大小民族共和的國體，應該也算是先聲之作了。
雖然如此，雍正總難逃“為德不周，為仁不達”的遺憾。但再退一步來講，過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們的統治手法，都會如三國時代劉備說過一句坦白的老實話，那就是“芝蘭當門，不得不鋤”。有罪無罪，同為一例。所以佛、道兩家便教人
要知時知量，明哲保身，作為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獨善其身的規範。但如不幸處在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隨時會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礫黃金同為廢物，即使聖如堯舜，也有殛四凶的記載，孔子也有殺少正卯的故事。雍正雖學佛參禪，當然更不能比於堯舜與孔子，應當受到後世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