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默克爾訪華，去了南京。
步入索菲特大酒店的總統套房，驚了！足足有400平，比她德國的家還大！
沒敢住，換了間70平的商務客房。
次日吃飯，禮儀小姐畢恭畢敬地請她入座貴賓包間，她卻轉身進入旁邊的自助餐廳。
事發突然，服務員手忙腳亂幫她取食物，默克爾說不必，可推脫中一塊麵包掉在了地上。
還沒等旁人反應，她就躬身撿起麵包放入自己的碟中，後來吃得很香甜。
中國人很奇怪，作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德國的領導人，《福布斯》雜誌評出的世界最具權勢女性的No.1，
居然低調得這麼自然，像鄰家的嬸嬸。
看來在德國當官一定很無趣，還不如在咱的窮鄉僻壤做個鄉長威風。
可默克爾自覺有趣。
總理官邸她沒去過，和老伴兒住在自己的小家裡。
早晨步行兩公里到辦公室，起晚了就騎單車。
下了班，逛逛超市，買買菜，一家人熱騰騰吃頓晚餐，生活滿是溫馨的情趣。
在默克爾身上，人們看不到政治家常有的浮誇，相反，她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通過實實在在的政績所鋪墊出來的從容。
那是2005年默克爾剛當選德國總理時，接過的是前任施羅德留下的爛攤子：
連續7年財政赤字超標，失業率高達12.6%，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出口。
施羅德
怎麼搞的？
不同於“英美模式”，一直以來，德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奉行的是經濟學家米歇爾·阿爾貝爾（Michel Albert）《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中提出的“萊茵模式”：
強調社會福利和勞工權利，“生”有津貼、“學”有補助，“閒”有救濟，“住”有支援，“老”有社保，“病”有醫保，“死”有安慰。
把人民照顧得美滋滋，不工作躺在家裡掙的錢比上班還多，所以幹嘛那麼辛苦？
“萊茵模式”德國不及北歐國家玩的好，結果國家開始入不敷出，人民越發不思進取。
可默克爾一上臺，
就將國企賣掉套現，把增值稅從16%上調到19%，高收入人群個稅從42%上調到45%——所謂“開源”；
停增社保，掐斷醫保補貼，將養老金數額和退休時間掛鉤——所謂“節流”；
以斷掉失業救濟金相威脅，逼失業年輕人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所謂“抓就業”；
加大對能源、通信、航天、環保、生物等未來關鍵領域投資——所謂“調結構”；
推進原東德落後地區經濟改革，縮小區域差距——所謂“促平衡”；
當然還有“拉內需”。
這一系列舉措，直指德國經濟沉痾，既解近渴，又引遠水，
不僅使德國經濟很快恢復了活力，而且充滿了後勁。
到了2009年“歐債危機”，全歐洲都趴著流淚，德國卻跑著大笑，一舉成為歐洲領袖。
所以德國老百姓就是要投她，請她連任四屆總理，至今幹了14年。
可默克爾卻說：
“我最大的願望是隻和最親密的家人在家裡沒有任何約束地過生日。”
時間撥回到1954年，一個名叫安格拉·多羅特婭·卡斯訥的女嬰，降生在德國漢堡的一個牧師家庭。
在未來的24年裡，她根本不知道某天自己會改名“安格拉·默克爾”。
幼年默克爾
好在我們有上帝視角，看到她未出滿月就被父母抱去了東德（民主德國），
定居在勃蘭登堡州一個叫克維措的小村莊裡。
什麼概念？相當於從上海舉家搬遷到青海的一個貧困村。
默克爾父母
究其原因，默克爾後來在追憶父親時說：
“父親是希望教會能從空虛的精神世界解脫出來，注重現實，而不總遠離生活。”
不僅如此，她父親還是位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持者，只是東德政府並不買賬，
因為任何信仰，一旦迷信就會變得狹隘。
崇尚唯物，堅信無神的東德政府容不下基督徒，這從默克爾媽媽的遭遇就可見一斑。
在西德（聯邦德國）做英語和拉丁語教師的媽媽因其牧師家屬的身份，在東德卻找不到工作。
但媽媽樂天安命，指著默克爾的小鼻子說：
“從今天起，媽媽的任務就是全心全意照顧你們和爸爸了。”
於是，洗衣、做飯、養雞、種菜，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平淡歸真，其樂融融。
可默克爾有個煩惱，小她三歲的弟弟都會跑了，她還不會走。
所以她兜裡總裝些小糖果，令弟弟唯她馬首是瞻，上下樓梯為她跑腿，也不知這算不算領導力，
但小腦平衡性差，運動機能弱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一次上舞蹈課，一個簡單的旋轉動作，別的同學都能輕鬆完成，默克爾卻總摔跤。
她撲到媽媽懷裡嗚咽：“我怎麼能這麼笨？”
而媽媽卻微笑地示意她看院子裡一群正在忙碌的人。
那是爸爸管理的慈善救助協會里的殘疾人，
他們打鐵、製鞋，他們做園藝，他們耕耘土地......他們開開心心的。
不知這一幕，在多年以後她決定開放國門接納敘利亞難民前，是否重現了。
2005年，成為基民盟（德國第一大黨，全稱：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默克爾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
曾在東德與“斯塔西（Stasi，東德國家安全部）”密切合作多年的普京本想賣弄下自己的德語，
可一張口，發現默克爾的“莫斯科腔”比他說的還地道。
原來默克爾雖然身體協調性差，但卻是語言奇才。
小小年紀就學會用英語或拉丁語和媽媽“理論”，居然有時會把媽媽說得啞口無言；
長大了，她又迷上了“像音樂，又傷感”的俄語，常跑去和蘇聯駐軍練口語。
左一默克爾
1970年，列寧一百週年誕辰，16歲的她就憑藉優異的俄語成績，代表東德去莫斯科參加了俄語大賽並獲獎。
也正是在那次比賽期間，她從莫斯科買了一張“Beatles樂隊”的唱片，
也許由於太愛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她一輩子都留著“鍋蓋頭”。
當然還有撕掉商標的牛仔褲、一襲黑衣和單調的平底鞋，同學們綽號她“灰老鼠”。
可默克爾卻暗喜，要知道她可是牧師的女兒，在當年的東德最明智的選擇是做一面背景牆，招搖不得。
否則她就成不了被推薦上高中的10%東德學生中的一員，更不用說讀大學了。
關於為何大學選擇物理專業，默克爾的回答是“自由”。
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告訴她如何應對斯塔西的訊問。
很明顯，斯塔西要監視那麼多文學家、藝術家、教師、宗教人士......哪有精力去關注搞物理的呆子們呢？
萊比錫大學
而且默克爾的數學成績不比俄語差，參加過東德國家級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並獲過獎，於是順利入讀萊比錫大學理論物理專業。
從此和物理學家赫茲、海森堡，鋼琴家舒曼，詩人歌德，哲學家尼采成了校友。
在萊比錫，除了用5年完成本碩連讀，發表了一篇名為《密介質中的雙分子基本反應對反應速率的空間聯合反應》（汗~~~）的論文，
默克爾主要乾了兩件事：
第一，開酒吧；第二，結婚。
據說她當年進的貨是伏特加而不是威士忌，當然沒有證據，但她調出的雞尾酒絕對讓人分辨不出。
為了自立，她承包了大學生俱樂部的一個小吧檯，專賣“櫻桃威士忌”之類的雞尾酒給荷爾蒙四溢的大學生。
有一天，一位顧客邊品酒邊對她說：
“安格拉同學，不得不說，你調的酒和你人一樣美妙，讓我有一種愛情的感覺。”
默克爾調皮地回：
“請問先生是斯塔西的工作人員，還是警察署的密探？”
“我是拐賣人口的壞人，不知安格拉同學願不願意被我拐賣？”
默克爾當然願意。
這位令他怦然心動的人就是她物理系的同學，後來她的第一任丈夫烏爾裡希·默克爾。
可惜，默克爾在這場青澀而衝動，一點點笨拙外加許多好奇的初戀婚姻中最終慘敗。
由於性格不合，他們於1982年正式離婚，她唯一帶走的，就是那個日後叱吒歐洲政壇的姓氏——“默克爾”。
而隨著德國近代歷史重大轉折點的逼近，默克爾的人生也將徹底改變。
眾所周知，1961年8月，一道40公里長帶鐵絲網的“柏林牆”將東西德徹底阻斷，把德國推向了東西兩大陣營對峙的前沿。
到了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軍備競賽的“冷戰”和阿富汗戰爭的“熱戰”，蘇聯以犧牲人民生活為代價的“計劃經濟”幾近崩潰。
而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等於是給東歐鬆了綁。
於是，1989年11月9日，當時的東德領袖克倫茨順應民意，宣佈東德人無需任何手續就可以前往西德。
此話一出，無數東德民眾便聚集到柏林牆下，憤怒地將禁錮了自己28年零三個月的柏林牆搗毀，兩德統一已成不可逆轉之時代潮流。
而此時，正在東德物理化學研究所工作的默克爾，剛剛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
在一片群情激昂的喧囂聲中，她居然還按照工作計劃前往波蘭出差。
波蘭的科學家們見到她都十分驚訝，因為在他們看來，現在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在拆牆，或者抱著國家即將統一的喜悅跳舞。
而默克爾“不悲不喜聽夜雨”的從容淡定，著實讓他們有細思極恐的感覺。
如果非要找出什麼默克爾在36歲前熱衷政治的線索，
可能只有她中學時就能夠背出西德政府內閣全體成員名字這一件事了。
也許是恨透了研究所裡那臺仿IBM的“羅伯通”打孔計算機和枯燥乏味的研究員生活；
也許是為了給幾十年謹小慎微的壓抑生活一條出路；
也許是看到了自己祖國的希望，而不甘旁觀。
默克爾於街邊擺攤兒招募黨員的眾多雨後春筍般冒出的黨派中挑了一個，宣誓說：
“我決定加入民主覺醒黨！”（該黨後併入基民盟）
就這麼走上了從政之路。
從民主覺醒黨的發言人，到德國統一後第一屆政府副發言人；
從婦女和青年部這樣的“邊緣”部長，再到環保部這樣的“重量級”部長；
從“柯爾的小姑娘”，再到德國人口中的“Mutti（媽咪）”，歐洲人的“嬸嬸”。
前總理柯爾發掘了默克爾
默克爾演繹的不是一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
而是一則“窮則中道而行，機則挺膺而應”的寓言。
年少時，因自己的特殊身份，遂謙卑、和善、小心翼翼行為；
上大學時，棄愛好，為自由，選擇無人關注的物理；
工作中，兢兢業業，枯燥就枯燥地活，無人喝彩就無人喝彩的活。
這就是《易經》裡講的“中行，無咎”，朱熹講的“不偏不倚”，佛家講的“離兩邊，行中道”。
就像草木唯有靠機會，春天來了才能繁榮。
當國運逆轉，她一轉“靠”而“抓”，反賓為主，
如久盤之龍騰空，長臥之虎撲食，挺身而出“應”了那機會，及至“應”上了，就是江山之王。
默克爾與丈夫紹爾
同樣，草木也唯有靠機會，秋天來了它就要凋零，
聰明的默克爾照舊會“應”，這次應的是“放”。
德國這個國家和人民她對得起，
接下來，她要做的就是與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原東德物理化學研究所的紹爾教授一道，歸真平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