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李約瑟難題、錢學森之問時時迴旋在國人頭腦中：
中國近500年的科學技術為何落後於西方？中國教育為何培養不出優秀的人才？中國比西方落後嗎？差距又在哪裡？華為國際諮詢委員會顧問田濤做了一次詳盡的解讀，追溯西方歷史幽深處，洞悉宗教源頭、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等宏大命題，不時出現的馬丁.路德、牛頓、達爾文、等等一個個遙遠而如雷貫耳的名字像激起的歷史浪花，又解析了看似平常的眼鏡、鐘錶、顯微鏡等深層社會意義，閃爍著智慧的金光。
此文內容多而不亂，一以貫之的主線是：科技創新的使命與動機。我們也由此更能理解這個話題的現實關照性：華為為什麼能在美國舉國之力打擊下，依然巋然不倒？華為為什麼願拿出百萬年薪聘請應屆畢業生？中國理應更重視教育、重視科研人才。中國需要一個愛因斯坦，華為需要一個特斯拉！
本文根據田濤在華為海思公司2019年12月10日的講座錄音整理而成，並進行了大的修改和擴充。原標題《從神聖使命到世俗動機——科技創新的使命與動機漫論》，特向讀者呈現系統完整的思考邏輯。請耐心品讀，將大有裨益。
今天的講座嚴格地說是一個讀書心得的分享，不是一本書，是以下十二本書的閱讀分享。這十二本書是：《科學與宗教的領地》（彼得.哈里森）、《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彼得.哈里森）、《聖經.舊約.創世記》、《物種起源》（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思維簡史_從叢林到宇宙》（倫納德.蒙諾迪諾）、《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思想史_從火到弗洛伊德》（彼得.沃森）、《美第奇家族的興衰》（克里斯托弗.希伯特）、《人類的未來》（加來道雄）、《牛頓傳》（詹姆斯.格雷克）、《愛因斯坦傳》（沃爾特.艾克薩斯）、《我是未來_尼古拉.特斯拉傳》（史蒂夫.勞）
這個閱讀分享有一個主線，就是科學家個體、群體的使命精神、動機與科學發現、技術創新的關係。
不知在座的各位技術專家是否思索過這樣的話題，為什麼過去500年，自然科學興起於西方，並且昌盛於西方？
第二，為什麼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是最高的？在諾獎104年的歷史上，猶太人獲獎的比例高達17%，在770人中有154位。還有，為什麼在19世紀和之前的幾百年，猶太人很少從事科學研究，而在20世紀之後卻爆發式地誕生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
第三，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什麼過去500年落後於歐洲和美國？除了外部因素以外，今天和未來，中國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作為一個整體，需要作出什麼樣的改變？還有，華為的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是什麼？
我在講的過程中，大家可以帶著以上問題和我一起進行思考。
01
第一部分
科學：宗教與哲學的婢女（15_17世紀）
1，美第奇家族、馬丁.路德，《聖經》與眼鏡
20世紀初的時候，哈佛大學一名教授第一次提出來宗教與科學是對立的，宗教妨礙了科學的發展，這個觀點廣為流傳，以至於成為東西方社會一百年來壓倒性的看法，從學術界到大眾。可是，一位叫彼得·哈里森的澳大利亞籍學者對此卻有截然相反的研究，他的研究集中於現代早期的哲學、科學與宗教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聖經、新教與自然科學的興起》，《科學與宗教的領地》，《人的墮落與科學的基礎》等，我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整塊時間，細讀了前兩本書，並做了讀書筆記。兩本書初讀很艱澀，但是讀進去了，尤其是第二遍復讀，你會覺得無比深刻和生動。兩本著作有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學之所以在15世紀以來昌盛和發展，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宗教和宗教改革。
我們今天所知的自然科學或者科學，在19世紀之前，是一個不被認可的概念。西方在15世紀之前，沒有科學的概念，“沒有一種公認的`科學'”，所謂的科學技術，與哲學、倫理學等混在一起，統稱為自然哲學，也就是說它是哲學範疇的，不是科學範疇的。科學的主要功能是發現和論證自然萬物的“德性”、倫理美感。古希臘關於自然的討論雖然常常被奉為現代科學的先驅，但卻充滿了神學和道德的要素。
15世紀，歐洲有一個神秘家族崛起了，我在華為大學解讀過《美第奇家族的興衰》這本書，這個家族以極富戲劇性的方式，非自覺地、間接地誘發了宗教革命，促進了文藝復興，也推動了科學的興起。當然它只是誘因之一、推助力之一。
美第奇是佛羅倫薩的一個金融家族，一個被財富、陰謀、毒藥、亂倫的陰影籠罩的家族。這個家族通過放高利貸賺了很多錢，錢生錢，利滾利，但按照天主教的觀點，放高利貸是罪惡，美第奇家族（1434_1737）從事的是罪惡的生意，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都難，所以教會就給這些富人尤其是放貸者們指出了一條路：贖罪。
美第奇家族贖罪的方式很直接：修教堂，捐錢很闊綽。各位今天去佛羅倫薩、去歐洲，到處都有金碧輝煌的教堂建築，我估計相當部分是靠富人的罪金建起來的，佛洛倫薩的主要教堂的金主是美第奇家族。第二，贊助教育。第三，贊助藝術與科學研究。達芬奇（1452_1519）、拉斐爾（1445_1523）、米開朗基朗是文藝復興運動的三位先驅人物，他們都接受過美第奇家族的贊助。米開朗基羅（1475_1564）的裸體雕像在人性壓抑、人性束縛的黑暗的中世紀撕開了一道口子，帶來了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清新氣息。然而，他幾乎就是美第奇家族一手培養的藝術“門客”，後者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贊助商。美第奇家族又從羅馬、雅典大量收購藝術品，包括圖書、古籍、雕塑和繪畫等，這些都為狂飆突進的文藝復興運動奠基了基礎。還有贊助科學事業，伽利略（1564_1642）的天文觀察和研究背後的贊助者和保護人也是美第奇家族。這個傳奇家族也被稱之為“文藝復興之父”。
反面的貢獻是什麼呢？中世紀歐洲最有權力的機構是教會，教皇的權力某種程度上比國王大，美第奇家族光有錢不行，社會地位不夠，於是就捐大把的錢買地位。什麼地位最榮耀？當然是教職和官職。美第奇家族延續了300多年，家族成員中誕生了四位教皇，也有幾任的弗羅倫薩市政官。但是，這個家族奢華的日子過久了，做教皇、主教，還得過奢華的日子。中世紀晚期的教會，教皇、主教們的生活大多是很奢靡的。有本書叫《十日談》，專門揭露教會的腐敗、腐朽，那是對教會隱秘生活批判最辛辣的一本書。道貌岸然的背後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荒淫無度。但這樣豪奢的日子總會入不敷出。怎麼辦呢？在信徒的靈魂上打主意，這就出現了美第奇家族成員擔任羅馬教皇時代的一個發明：贖罪券。眾徒皆有罪，罪人是進不了天堂的，只有捐錢給教會才能贖罪，才會有進天堂的通行證（即使捐了錢，罪也未必贖得清，還要不斷捐，能不能進天堂，還要看上帝高興不高興）。於是贖罪券開始氾濫發行，人對死後靈魂的焦慮與恐懼成了教會“零成本生意”的動機基礎。
這樣的生意可稱之為“靈魂的買賣”，暴利啊！但它有個設計上的bug，就是怎麼驗證？捐了錢、捐了很多的錢、持續捐錢，死後真能被上帝接引嗎？這是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邏輯上的不閉環就必然地要被掀翻，於是“造反者”馬丁·路德（1483_1546）橫空出世了。馬丁·路德是德國一家教會的牧師，是一個處於教會階級的中下層、同時善於獨立思考的叛逆者，他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觀念——信徒和上帝之間不需要中間人，眾人皆平等，人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對話。這一觀點是對傳統天主教會的革命性顛覆。
歷史充滿了玄機。在馬丁.路德喊出這個口號的同時，古登堡印刷機發明出來了。沒有印刷機的時代，《聖經》基本上是手抄本，壟斷在教會機構中，經書的解釋權也壟斷在牧師和主教手中。現在印刷機轟隆隆一開，《聖經》被大量印刷（1455年，古登堡印刷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拉丁文版的《聖經》），普通人第一次有機會用自己的眼睛讀《聖經》（這個階段《聖經》也由拉丁文翻譯成了德文），用自己的腦袋與上帝零距離接觸。於是，一個很重大的社會文化現象出現了：宗教思想的百花齊放。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上帝，有一千個千差萬別的關於《聖經》的解讀。這一點對後來的歐洲思想解放、個性解放和科學興起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馬丁·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綱》
還有一個插曲很有意思，眼鏡。眼鏡的發明是在12世紀。在15世紀之前，閱讀是少數人的權利，只有皇室和教會的人在讀書，皇室也有很多文盲，知識的領地基本上是神學家、牧師和少數哲人的圈子。教會的神職人員主要讀《聖經》和關於《聖經》的各種解讀的書。中世紀黑暗時期並不都是倒退與停滯，那時候的教會神職人員在傳教的同時，也在傳播知識和興辦教育。
現代意義的大學起源於歐洲的基督教會學校和神學院。歐洲最早的大學是意大利的博洛尼大學（1088_）和巴黎大學，都是在神學院的基礎上興辦的。牛津大學（1167_）創辦於十二世紀，雖然是國王出資的，但創辦人來自於巴黎大學的英國師生，劍橋大學（1209_）比牛津大學晚幾十年，又是由牛津大學一幫師生創辦的，都與神學院有深厚淵源，而且早期也主要是神學教育。最早戴眼鏡的少數人應該是這些神職人員和皇室的少數識字的人，他們讀書讀多了，眼睛就近視了，眼鏡應運而生，但那時候眼鏡是奢侈品。現在突然之間《聖經》大量發行，當時的照明條件也不好，人很容易眼睛近視。得近視眼的人越來越多，眼鏡製造和研究就有了可見的商業價值，投入眼鏡研究和磨鏡片的匠人、製造和銷售鏡片的商人、投資者就越來越多了。其結果是另一個偉大的副產品的出現：望遠鏡與顯微鏡的發明。
2，牛頓與鍊金術，鐘錶與宇宙秩序
望遠鏡的出現和顯微鏡的出現，帶來的是人類認知視野的革命，進而是世界觀的改變。人類對“天”、“天命”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前後，中國有老子莊子，尤其是莊子這樣的哲學家和屈原這樣的哲性的詩人，西方有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先賢，中世紀的教會一項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資助研究宇宙起源，不過它是先驗論的，先有結論：宇宙是上帝的造物。研究宇宙的目的只有一個，論證上帝造宇宙的絕對性。
望遠鏡使得宇宙研究有了一個偉大的工具、一個抓手，導致對宇宙的觀察越來越逼近自然真諦，同時也出現了更多的天文觀察愛好者。幾百年來世界各國的天文愛好者成幾何級增長，尤其在青少年人群中。據說今天全球的天文愛好者有上億人，這和世界範圍內信教人數在幾百年間的不斷減少成正相關有無關係，暫且打個問號。而顯微鏡的出現，使得人類的另一些研究微觀世界的人倍受鼓舞，他們也獲得了一個偉大的工具，一個抓手。前者研究超宏觀，後者研究超微觀。這些研究或者業餘觀察起初大都與宗教價值觀無關。但人的獨立思考這個東西很可怕，只要他在觀察、在研究、在思考，它就會有懷疑和批判，有對既定的定理、觀念、傳統認知的動搖和否定。我們在後面的討論中會越來越看到，望遠鏡和顯微鏡對科學技術研究有多麼重要，同時對摧毀宗教意識形態有多麼大的威力！
這裡我們應該記住列文虎克（1632_1723）這個業餘科學家，他在漫長的一生中製作了500塊顯微鏡片。如果說伽利略喜歡用放大鏡觀察月球地貌和土星環的話，那麼列文虎克通過自制的顯微鏡觀察奇特微小生物構成的新世界，後者對人類的直接貢獻顯然要大的多。同時，伽利略眼中的宏大世界與列文虎克眼中的至微世界，都在客觀上讓上帝的世界有了裂痕，為後來的達爾文進化學說奠定了基礎。
讓我們再回到馬丁.路德倡導的大眾直接與上帝接近、直接讀《聖經》的運動，它是怎麼無意中推動了科學發展的。幾千萬人同時讀一本“故事書”，慢慢就有人、特別是善於思考的人、理性思辯的人，開始懷疑了：宇宙是上帝創造的？萬物是上帝造的？請拿證據出來。這種懷疑主義的潛流慢慢成為一股浪潮，教會就慌神了，一方面殘酷的剝奪異端者表達的權力，比如在火刑柱上燒死哥白尼（1473_1543）和布魯諾（1548_1600），拘押伽利略（也差一點被判死刑，由於美第奇家族的庇護才得以倖免，）另一方面，加大資助科學研究，尋找更多證據，反證上帝創世的不可置疑性。對教會和神學家們來說，這是他們始終面臨的邏輯軟肋，中世紀時代是，新教改革之後更是。
假使神造萬物這個命題被廣泛質疑，基督教包括猶太教的根基就塌陷了。
15至17世紀絕大多數的科學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從事科學研究的使命和核心動機就是排除對上帝創世的懷疑，印證和榮耀萬能的造物主。
牛頓（1643-1727）是人們公認的偉大科學家，是那種創造定律的“科學造物者”，但他同時是一位虔敬的基督徒。許多論者在評論牛頓時誤讀牛頓，說牛頓曾經以20年左右的時間走了一段黑暗的彎路，花了20年時間幹兩件事，一個是在實驗室研究鍊金術，第二個是用數學公式推導上帝第四次毀滅人類的末日時間。牛頓計算出的世界末日是2041年，現在是2019年12月10日，離2041年還有21年。
牛頓（1643-1727）
在牛頓的認知結構中，科學定理的研究與宗教研究不但並行不悖，而且科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印證上帝的神聖，所以他的所謂“黑暗20年”與他一生的科學研究是一個整體，並非某種價值觀的迷失。在他心目中的科學價值觀與宗教價值觀本來就是一體的，而非割裂或對立的。牛頓在他最著名的科學論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序中有一段話：假使沒有一個智慧而強大的神的設計和統治，這個由太陽、行星和慧星組成的如此優雅的體系就不可能產生。由此可見他是一個標準的神學背景的科學家。
牛頓運用望遠鏡觀察星體和宇宙，卻並未導向對上帝創世的懷疑，相反更堅定了他的宗教觀。
說說鐘錶。鐘錶發明於十七世紀。同眼鏡一樣，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從此人類被時間奴役。時間、空間這樣的概念是人類一種假定。過去的時間具有很大的自然性質和模糊性，無非是晝和夜，用日出和日落界定生命中的一切。現在則不同了，晝夜被時、分、秒切割成了24大段、1440箇中段和1440x60個小段，到今天為止，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被這種滴答作響的時間網格所籠罩。第二，鐘錶這種技術發明一出現，就被賦予了宗教的光環，在神學家們那裡獲得了特別的解釋，同時也在基督徒們中間引起歡呼聲。鐘錶設計如此精密精巧，齒輪之間的交錯配合如此合諧，聲音如此均衡，時間如此精準，代表著永恆的上帝秩序。正如宇宙萬物一樣，鐘錶象徵著萬能的上帝之手的設計與安排。你看，一個機械產品就這樣被宗教化了，成為上帝造物的有力證據。
與牛頓相同，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1627_1691），也是一位典型的神學背景的科學家。他說自然哲學的目的（那個時代沒有科學這個詞，籠統地稱為自然哲學）是產生有用的知識，以統治和控制自然，使人擁有對自然的絕對支配權。這跟上帝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一層一層撥開來看。
我們先講講英國皇家學會，在座諸位都是搞科學技術研究的，應該都知道這個學會，而且景仰它。2016年我的《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的英文版首發式在英國皇家學會舉行，我感到很榮耀，但反過來說，也說明這個地兒世俗化了。英國皇家學會成立於1660年，是世界上歷史最長的科學學會，但它在長達200年左右的時間裡，它更像個神學科學會，它的成員是一批懷有基督信仰的自然知識的研究者，是一批擁有神聖使命的各學科的自然哲學家（科學家）。那麼，這些堪稱偉大的人們以宇宙萬物為研究對象的使命是什麼？皇家學會的宗旨表達的非常明確，就是：遵從上帝意旨，“恢復人對自然的統治”。這裡的用詞是“恢復”，為什麼是恢復而不是發現或發明？另外，從誰那兒恢復呢？恢復什麼樣的統治？我們必須回到《聖經.舊約》的“創世記”中去一探究竟。
3，亞當的墮落與人類的科學使命
按照彼得.哈里森在《宗教與科學的領地》、《聖經、新教與科學的興起》兩本書中的觀點，上帝“創世說”對15至17世紀西方的科技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那麼我就在這裡簡單歸納下我對《聖經.舊約.創世記》的一些理解。
《創世記》告訴人們上帝怎麼用話語從混沌中創造有秩序的宇宙。上帝先是造光，然後造星雲、太陽、行星和月亮，接著造植物、動物、魚和小昆蟲，最後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並賦予人代表上帝統治宇宙萬物的權力。
我最近重讀《聖經》，讀得很感慨。一是上帝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命令主義者。你讀《聖經》尤其是舊約，每一句每一字都透著威嚴，透著不容置疑的專斷和霸道。《創世記》開篇第一句是：起初，神創造天地。用的是斬釘截鐵的短語，莊嚴，華美，挾雷霆萬鈞之力。
相對於科學來說，科學是懷疑的領地，所有的科學家和科學原理都是在懷疑的土壤上長出來的，所以他和它在表達時都力求嚴謹，都不敢那麼理直氣壯，也都為證偽留下了餘地。這是科學與宗教本質上的區別。
二是上帝是一位秩序主義者。從上帝創造萬物的順序、構造、萬物之間的聯繫，以及摩西代表上帝為萬民立法，處處都能看到上帝對秩序的推崇與偏好，對秩序的設計與安排，大至宇宙，小至昆蟲，中至人類社會的倫理關係、飲食起居、甚至商人放貸的利息標準等等，事無鉅細。
三是上帝是一位仁愛主義者，有博大的悲憫之心。人類無數次墮落與犯罪，上帝在施以毀滅性懲罰時，最後總要給人類悔過的機會，給受難的人間一座“挪亞方舟”，給被逐出伊甸園的亞當“奮鬥而再生”的機遇，給造出巴別塔的狂妄的人類指出“重新認識自我”的出路。
四是上帝是一位嚴厲的懲戒主義者。《創世紀》記載了上帝對人類的三次懲罰，第一次懲罰是將人趕出伊甸園。神在創造萬物之後，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了“人類的祖先”亞當（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眾們認為亞當是我們所有人的祖先，這是他們的看法，估計這個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不會同意），並且從亞當身上取了一根肋骨，變魔術似的變成一個女人叫夏娃，作了亞當的異姓伴侶。我始終搞不懂的是，本來一派祥和的氣象，純真的一對男人女人，住在幻夢般的伊甸園，吃著沒打農藥的各類果子，權力僅次於上帝，也沒有死亡和疾病的困擾，無求無慾，時間靜止，歲月靜好。但是，但是啊上帝，你為什麼又要造出蛇這樣的“最狡猾”“最美麗”的活物？我從30多年前讀《聖經》就苦思冥想這個很燒腦的問題，今天依然無比困惑。只能說上帝自有上帝的安排，上帝仁愛、慈愛的另一面是乖張和不可捉摸。
正是上帝造出的蛇，一舉改變了人類的命運。或者說是上帝在造人時有意留下了bug_貪婪與軟弱，導致人類經不住蛇的誘惑和上帝的考驗，結果墮落了。
人類墮落的後果很嚴重，就是人類永遠與苦難為伴。同時也很勵志，那就是人類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的奮鬥精神和創造精神。奮鬥精神造就了人類無比豐富的物質與文化財富，創造精神帶來的是人類的各種社會實驗、制度實驗和科學發明，尤其是後者。
上帝對人類的第二次大懲罰是大洪水，大仁愛是挪亞方舟。但這次的又殺又愛與科學研究似乎無關聯，這裡就不討論了。
第三次大懲罰是製造人類語言的混亂。上帝在造人的時候打了個盹了，使得人類從誕生那一刻就不完美，但是上帝又追求至極的秩序與完美，於是人類就被上帝既憐愛又遺棄。如果上帝這樣的疏忽和嚴厲還可以理解的話，上帝對人類的第三次懲罰就顯得小心眼了。人類集合群體的力量造了一座通天塔_巴別塔，不管是出於與上帝更接近的想法還是別的什麼意願，但在神的眼裡“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的了”，於是神“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上帝的乖張與嫉妒從此播下了人類一代代對神的敬畏的種子，也播下了反抗的種子，包括科學對宗教在19世紀之後的全面反叛與顛覆。這是後話。
依照《科學與宗教的領地》一書的觀點，亞當作為上帝統治萬物的代理人，早期是全知全能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我看來，他首先是天文學家，同時既是動物學家，也是植物學家，也是修辭學家，所有種類的動植物的名稱都是亞當起的，而且他更是除上帝之外的超級統治者，上帝命令亞當統治萬物。但是，由於蛇對夏娃的誘惑，懼內的亞當又受夏娃的指使，偷吃禁果導致了人類墮落的同時，智力和知識也退化了。再加之上帝的第三次大懲戒，人類語言的工具也退化了。到今天為止，全球70億人口擁有5651種語言，分散各大陸的各民族自身還有無數種方言，使得知識的交流變得障礙無數，從而也都導致了人類原初能力的退化。
知識退化、智力退化、能力退化的後果是，人類對宇宙萬物統治力的弱化、退化和喪失。
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_1626）說，“人類在墮落之時便失去了他們的天真狀態和對萬物的統治，但這兩種損失……可以得到部分的補救：前者靠宗教和信仰，恢復對萬物的統治靠技藝和科學。”
波義耳對自然哲學的定義、英國皇家學會的宗旨到這裡就不言自明瞭：自然哲學（科學技術）的目標就是要重拾和恢復人類對宇宙、對自然萬物的統治。這是上帝賦予科學家們的崇高使命、神聖使命。
毫無疑義，宗教在這一階段是科學的催生婆、催化劑和主人，而科學則是宗教的婢女，科學家們是上帝的僕人。
這裡加幾句彼得.哈里森的題外話：《聖經》命令西方人，或者命令人類統治自然，控制自然，在造福科技進步、人類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基督教和猶太教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負有很大的責任。
02
第二部分
科學與宗教的分離與分立（18世紀到19世紀）
1，“世界應該是數學的，而不應該是神的”
15世紀到17世界的200年左右，一批偉大的自然哲學家（科學家與哲學家為主體）建造了宏偉的知識殿堂，“牛頓是殿堂的頂峰”，直至今日的人類，“每個人的體內都居住著一小部分牛頓的靈魂”。
牛頓每天工作18小時，每週工作7天、100小時以上。他發明了微積分，但他也認為在耶路撒冷那座遺失的所羅門王殿的平面圖上包含世界毀滅的數字啟示。他研究作用力和運動定律，某種意義上是在研究上帝，並維護全能和仁慈的上帝的威嚴。他對科學的熱忱其實是另一形式的宗教熱忱。
然而，在那個時代，另有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伽利略。他認為，宇宙並不是一幅由神學象徵組成的巨幅畫布，而是由簡單精確的幾何學和數學語言組成的。這在他所生存的年代絕對是離經叛道的觀點。所以羅馬教會審判他，要判他死刑。好在他背後的老大是美第奇家族，他才得以活命。而牛頓不僅做過鑄幣局官員，工資是大學教授的若干倍，並且成為英國皇家科學院的主席。這既是由於他的偉大的科學成就使然，名至實歸，也和他的正統宗教價值觀有關。
然而，18世紀前後，科學和宗教的世界都開始變得極端喧鬧起來。其實整個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300年一直就像個沸騰的火山，持續在噴發著反叛的火苗，這就是14到16世紀發生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美第奇家族所在的弗洛倫薩是運動發源地和中心）、15世紀發生於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一直到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火苗演化成了火焰，火焰變成了火海。
啟蒙運動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對科學進步的欣賞，而這三大運動也都有一個共同指向：對挑戰舊教條的熱情，對絕對權威的否定，對人的自由個性、創造性的肯定，和對人的世俗慾望的認可。也有一個共同特徵：懷疑與思辯精神的滋長。
這種懷疑與思辦的氛圍最早萌發於宗教內部。堡壘最先是從內部攻破的，這句話絕對是真理。馬丁.路德就是教會內部人，也是最先向教會開炮的起義領袖。還有博洛尼大學、牛津、劍橋這些最早以培養神職人員為宗旨的大學，也都成為異端思想的溫床。人不能有知識，一有知識就會有自由思考的花蝴蝶亂飛，而且有知識的人不能扎堆兒，一紮堆兒，無數自由的花蝴蝶就會碰撞和爭論，結果幾千年來不變的“真理”就被抬上了批判的祭壇。
教會500年來一直希望用正統的思想統一人們的思維，但眼皮子底下的懷疑派、理性主義者卻最先造反了。英國皇家學會盡管以“恢復人類對自然的統治”為宗旨，但它的會訓中也埋了一顆雷：不要把任何人的話當作真理。很顯然“任何人”並不包括上帝，但懷疑之火最終一定會燒向“萬能的神”。因為科學是一切成見和權威的天敵。
倫納德.蒙洛迪諾在《思維簡史》中寫道：有一些僧侶試圖搞清楚從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各種奧秘，並且喜歡聚在一起研究學問，他們可能有不少追隨者。前者成為教授，後者成為學生，這樣由師生共同形成的團體，就是大學的雛型。
這段話的含義可以引申出以下幾點：一是宗教、具體點說是教會孵化了大學，世俗的科學家、哲學家等的前身是僧侶或他們的弟子們；二是懷疑與思辨精神是大學的酵母菌；三是科學與科學家在思辨的酵母菌中開始獨立發育，並開枝散葉；四是大學成為科學技術研究的宿主和堡壘，一直至今。
極端弔詭的是，教會栽植的大學這棵知識之樹，結出的卻是“毒蘋果”。大學從傳播神學的搖籃變成了神的反叛者、“殺父者”，也成為了衛教者與叛教者激烈衝突的主戰場。最終，“神”在大學殿堂的迴音漸漸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學和科學家。
1870年，牛津大學有一個權威的學術頒獎，獎項包含145種古典獎學金，而自然科學獎項只佔四個。但今天的牛津大學，估計大部分的學術獎項是頒給自然科學的。
1831年到1865年英國皇家科學促進會的會長有九任是牧師出身，但是到了1866年到1900年，沒有一位牧師擔任過會長。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代表著科學和科學家終於走出了宗教的藩籬，從精神層面解放了。科學不再以印證和榮耀上帝為使命，不再是婢女和僕人，丫環不再是丫環，而是“我的命運我做主”。
“世界應該是數學的，而不應該是神的”，科學向上帝攤牌了。同樣是鐘錶，在神學家的眼中是上帝秩序的象徵，但在純粹的數學家看來，世界就像一塊鐘錶，它的運行機制受到數學規律的支配，而不是那隻“全能的上帝之手”。
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變革正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動搖人類的信仰體系。
2，進化論，信仰王國的特洛伊木馬
1842年，一個叫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_1882）的人花了20年時間寫成了一本驚世駭俗的著作《物種起源》。30多年前我第一次讀《物種起源》基本讀不懂，20年前讀的似懂非懂，2019年春節期間再讀，讀得驚心動魄，什麼原因這裡不便明說。
達爾文是個典型的科學實證派。22歲劍橋大學一畢業，本來可以去當牧師或者當醫生，過安穩富足的日子，但他卻申請乘坐貝格爾號軍艦作了5年的環球航行。通過大量的自然觀察和對動植物、地質結構的採集和分析，以及若干年的實證研究之後，最後，達爾文向歐洲科學界投出了一枚重磅炸彈：萬物都是進化的產物。被這枚炸彈震暈了的不僅是生物界，而主要是教會和思想界。進化論像一匹特洛伊黑馬，突然從歐洲社會的腹部跳了出來，從根基上摧毀了人們迷之信之的神造萬物論和物種不變論的神話，西方腳下的思想土地地震了。
由此開始，一場“進化史詩”與“創世史詩”的馬拉松式的較量就一發不可收拾了，較量遠超出了生物學、宗教的領域，也波及到了人類學、哲學和社會學，乃至於政治學的領地。
再讀《物種起源》，我總結出了大約十個要點：
一是每一種生物都力求生活於任何它可以生存的地方。這講的是物種強大的生存力。無論在懸崖峭壁，還是潮溼黑暗的陰溝，還是黃沙無邊的荒漠，還是淤泥之中，還是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到處都可以看到生命的奇蹟；二是萬物都有擴張最大化的本能，也就是說擴張與繁衍是每一物種持續生存的前提。一旦擴張停止了，生命也隨之會終止；第三、每一生物都必須跟其它的生物競爭。要麼捕食別的物種，要麼被別的物種所捕食，因為生存地盤是有限的，生存資源是有限的，必須通過殘酷的競爭使自身的地盤最大化，資源壟斷化；第四、同一生物內部也充滿了競爭；
第五、不同生物或同一生物間的競爭到一定階段時，競爭的雙方如果久持不下，就會劃分地盤，劃疆而治，並在一定階段和平共處；第六、競爭的一方相對另一方，那怕是最輕微的優勢就是勝利。這種輕微優勢隨著時間會演進成絕對優勢；第七、一種生物的改進會引起其它生物的改進或滅絕。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大自然中充滿了改革的軍備競賽，誰率先改進，誰改進的步伐快，誰改進的恰當，誰就會成為優先勝出者。唯有隨著其它生物改進的舞步不斷起舞，自身才能變得強壯，有力量與對手抗爭；第八、稀少便是滅絕的先兆。老虎很威猛，但它只是個體的強悍，缺乏群體的抱團合作與蓬勃生機。更重要的是，稀少物種可供遺傳選擇的基因池數量有限，可供淘汰的劣質基因短缺，優良基因就更稀少。種群基因內部缺少了競爭，種群就會瀕臨滅絕；第九、自然界裡無飛躍，物種必須以最短的、最緩慢的步伐前進，要奢於變化，又吝於革新；第十、那些類群最終能穩操勝券，無人能夠預言。因為有很多種群先前曾是極為廣泛發展的，但現在都滅絕了。
達爾文的“優勝劣汰”生物進化說一出籠，既搖撼了神學的聖壇，也被一些學者、政治家演譯、移植到了人類社會的競爭活動中，種族優越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曾經在20世紀前後的西方一些國家甚囂塵上，以至於在希特勒時代達到頂峰。今天這種聲音表面上被壓制住了，但殘跡仍然未絕。而且，值得警惕的是，社會達爾主義的觀點雖然沒有了市場，但一些政治派別、一些商業勢力的行為卻帶有強烈的達爾文主義色彩。至於誰更像、什麼樣的力量更像，按照我上面提煉出的十條對號入座，就可以看的明明白白。
西方尤其是美國文明奉行的是實力決定論，這一點沒有錯。對於中國企業、對於華為來說，同樣必須靠實力說話，這包括技術實力、產品實力、管理實力、文化實力和領導力。有了強大的綜合實力，才能既不畏懼和逃避競爭，又能敢於和善於競爭，這不僅能贏得自身發展的生存空間，也會得到東西方同行的尊敬。當然這種競爭必須是良性的、合規的、合作的、開放的，而不是叢林法則的市場達爾文主義。
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合諧哲學也許對西方的競爭之道、黑白哲學是一種有益的對沖，這是作為一家中國企業華為的先天優勢。華為既要精於西方的“拳擊運動”，又要嫻熟於東方的陰陽八卦學說與太極術。
3，“scientist，一個粗俗的三音節詞”
達爾文，死後被安葬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頓是他的鄰居。牛頓通過他的運動數學定律理解上帝關於物理宇宙的計劃，成為印證和榮耀神的偉大的“上帝僕從”；達爾文在劍橋大學學的是神學專業，畢業後放棄做牧師，環遊世界的目的是企圖解釋上帝關於生命世界的計劃。但是，當他通過觀察和研究發現了生命的隨機性自然選擇的進化邏輯時，他的進化論學說便很難再與任何神聖設計的神學觀點和解。他向他曾經的陣營甩出了匕首。
遊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時，我的大腦曾經冒出過疑惑：比鄰而居的牛頓與達爾文，他們二位一起在天堂，還是一起在地獄？
15世紀開啟的“拿證據”的運動，既造就了偉大的牛頓，也造就了偉大的達爾文。拿證據來！牛頓言之鑿鑿地說：朝天上看！上帝是萬能的造物主。達爾文則弱弱地說：看我的書吧，萬物是進化的產物。
教會、教義、經書，包括天下所有的信仰都經不起證據的折騰。宗教一旦被置於質疑、懷疑的風暴中，它便成了四面漏風的華貴而脆弱的“危房子”，19世紀及其之後的基督教正是這樣的“危房子”。
宗教與科學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話語體系，基督教卻企圖用科學語系解讀宗教世界，結果就把自身放置在了懷疑與批判的靶心，這應該是15世紀的宗教改革家們未必能意料到的結果。而猶太教則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質疑與證偽是科學技術研究的空氣與水，須臾不能離開。所以越是開放的環境，越是充滿思辯的空間，也越能誕生偉大的科學家與偉大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基督教內部的革命，新教對天主教的叛逆，也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既創造了寬鬆的氛圍，也提供了至為重要的動機。以進化論為例，一個無比離經叛道的學說，卻在新教昌盛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成為最具統治力的思想主題。
新教革命發端於德國，落葉紮根於英國與荷蘭，及北歐諸國，最終在美國全面開花結果，並帶來了新教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商業與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馬克斯.韋伯（1864_1920）對此有極為精闢的分析。
馬克斯.韋伯（1864_1920）
韋伯那一代人立足於兩個世界之間，因此能夠看到“過去”與“未來”的明顯分野。韋伯一方面說，勞動是一種特殊的驅動力，是上帝植入人類本能之中的那種“獨獨為取悅上帝”的內在驅動力（本人注：這和亞當從一個天真快樂的伊甸園主人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者的迴歸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學是非宗教的，現在誰也不會從內心深處對此表示懷疑”。看似矛盾的兩段話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一頭連著過去，一頭預示著未來。一頭連著神聖使命，一頭連著世俗使命。
科學家的使命從新世紀開始，從天上掉到了地上，從榮耀上帝轉身為服務於人類的福祉。19世紀末的美國就代表著這樣的新世紀和新世界。
Scientist，科學家這個詞彙發明於美國，當它傳到大洋另一端的英國時，英國皇家科學促進會的語言學會主席居然發出了英國式的冷嘲諷：這是一個多麼粗俗的三音節詞！科學家現在很受人們尊重，可是各位，放在一百多年前，這個詞和這個職業屬於被嘲笑的對象。
現代科學經歷了三個重要的過程。第一是科學研究的從業者們從此有了新身份，叫科學家。在座的不管是科學家還是技術專家，在一百多年前，你們並非是一個獨立的職業角色。之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被歸類為哲學家，最多在前面加一個“自然”的冠詞而已，叫自然哲學家。第二，科學有了一套獨特的方法，它是非宗教的、非道德的。第三、劃定科學與宗教、與偽科學、與哲學的邊界。科學不再屬於哲學範疇，科學也不屬於宗教範疇。科學終於可以自立門戶，從宗教與哲學中分離出來了。
科學技術就像長期被圈養的野馬，一旦自由了，它就變得極其奔放和狂烈。不到200年，科技正在以不可抵擋之勢侵入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方面，包括宗教的領地。這是我們在最後部分要討論的話題。
03
第三部分
科學主義：宗教與哲學的主人（20世紀_21世紀初）
1，尼采與愛因斯坦，科學主義與猶太科學家
19世紀末，有一位德國“瘋子”叫尼采（1844_1900），以充滿暴力激情的語言向上帝宣戰：假使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沒有神！並提出極端激進的主張：重新評估一切！
尼采全面否定基督教而肯定人的意志和價值，不僅顛覆與扭轉了整個西方哲學史、藝術史和思想史，也間接改變了西方的科學史，人類活動包括科學的使命與目的必須從關注上帝轉向到親近與造福人類。
同樣弔詭的是，尼采出生於傳教士家庭，上過教會學校，大學讀的是神學專業。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那一瞬間，“上帝”回應他：尼采瘋了！
尼采最後得了精神分裂症，56歲死於20世紀的門檻前，但尼采哲學的轟鳴聲至今仍迴盪在西方與東方世界的各個走廊，包括科學技術的領地。以人為中心，以人類為中心，這種發端於啟蒙運動的口號，在尼采那裡達到了巔峰。歐洲進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歐洲的科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
二十世紀前後，歐洲和北美舞臺活動的演員主角由僧侶、哲學家變成了科學家，每一種科學定律的新發現都會在哲學、政治、藝術乃至普羅大眾中引起反響。一手捧著《聖經》，一手捧著“相對論”，後者在天平上的份量變得越來越重。科學成為時尚，科學家成為時尚人物，科學研究的氛圍變得愈來愈寬鬆，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群也如雨後春筍般遍地冒起，科學成果也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德、北歐等新教國家不斷湧現。一個科學的黃金時代真正到來了。
各位請看這張照片，很經典。這一群人代表著量子理論的先驅，他們各自所發現和創造的物理定理不僅在20世紀前後引起過巨大反響，更重要的是在後面的將近一百年重新塑造了人類世界，包括人類的物質文明、生存方式以及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們把其中最重要的8位物理學家羅列如下：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_1955），出生於德國，瑞士籍馬克斯.卡爾.恩斯特.路德維希.普朗克（1858_1947），德國尼爾斯.玻爾（1885_1902），丹麥
馬克斯.玻恩（1882_1970），德國
保羅.狄拉克（1902_1984），英國
沃納.卡爾.海森堡（1901_1976），德國
沃爾夫岡.泡利（1900_1958），奧地利
埃爾涅.薛定諤（1887_1961），奧地利
各位請注意，這八位卓越的物理學家沒有一位出生和生活於天主教佔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家，而且他們無論是信仰天主教、新教還是猶太教，或者是無神論者，但他們首先是純粹意義上的科學家。這是20世紀與過往400年的重大區別。
15至17世紀是科學印證和榮耀上帝的時代，18至19世紀是科學懷疑和挑戰上帝的時代，而20世紀則是科學無視上帝的時代。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猶太人，少年時信奉過猶太教，為了上學的緣故曾經改信天主教，但他從骨子裡厭倦甚至厭惡煩瑣的宗教儀式，他是一個拒絕任何教義束縛（包括政治教義）的自由主義者。愛因斯坦是牛頓之後、並且超越了牛頓的科學史上的巔峰級科學家。霍金（1942_2018）說：“在過去的100年中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不在於政治，也不在於經濟，而在於科學技術——直接源於先進的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技術。沒有別的科學家能比愛因斯坦更代表這種科學的先進性”。
牛頓理論的基礎是，世界上只存在一種上帝安排的空間和時間，它構成一個固定框架，在上帝搭建的這個舞臺上上演著各種事件。而相對論則斷言，舞臺不止一個，上演的戲劇也不止一出_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所經歷的現實都只是自我的體驗，取決於我們當時所處的位置和運動_愛因斯坦在拆除牛頓的世界的同時，上帝的世界也坍塌了。
達爾文認為萬物都是進化的，愛因斯坦相信一切都是變化的，尼采則說“上帝死了”。
2，特斯拉，一個製造閃電的偉大“造物者”
下面我要特別介紹一個人：尼古拉.特斯拉（1856_1943）。250頁的尼古拉.特斯拉傳《我是未來》，我花了一天時間讀完了，第三天又讀了一遍，一星期後再讀了一遍，書的邊角部分寫滿了讀書筆記。過去幾十年我讀了無數本科學家的傳記，包括牛頓、愛因斯坦、達爾文……都沒有讓我如此興奮過、激動過、感慨過。
特斯拉被視為“創造20世紀的人”，“在科學史上，只有達.芬奇和愛因斯坦可以和特斯拉並列”。有人問愛因斯坦：作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你有什麼感想？愛因斯坦：我不知道，你去問特斯拉。也有人模擬上帝的視角寫道：自然和自然規律隱沒在黑暗中，上帝說：叫特斯拉來吧，他會讓一切重見光明！
尼古拉.特斯拉開啟了人類自己改造世界、創造世界的歷史帷幕，上帝被拋開了，科學先知們成了“造物者”。特斯拉就是一位製造閃電的偉大的“造物者”。
1856年7月9_10日之間，雷電交加的午夜，特斯拉誕生了。從此，特斯拉就與閃電結下了不解之緣，終其一生都與“電”糾纏在一起。而在他的中年期，他也居然在實驗室中成功製造了閃電。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道劃破宇宙的閃電，照亮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他84年的充滿創造性的生命中，他開創了20世紀高科技領域的最巔峰：
尼古拉.特斯拉被公認為是交流電、無線電、免費能源、現代物理學、雷達、電腦、無線網絡、X光攝影、太陽能、死光、飛碟、人造衛星、火星探測、太空旅行、人造閃電、人造地震、人造氣象、意念控制、意識顯影、空間傳送、粒子牆、引力牆、人造星球等的首位創造者。
特斯拉率先提出的概念有電子顯微鏡、激光、電視、移動電話、互聯網和許多其它與我們日常生活相關的事物。而他40歲以後的許多發明在他死後，被列為美國的國家機密，至今不為人知。
據調查，通過研究特斯拉的發明，從而直接得到啟發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佔了27%，間接得到啟發的更是超過65%。也因此，尼古拉.特斯拉又被稱作“現代物理學之父”。
特斯拉在科學和工程領域取得了1000多項發明專利，這些都是他個人獨自思考和撰寫的，僅交流電專利一項至少將給他帶來3000億美元的收入，但他卻主動撕毀了專利合同。特斯拉線圈是他一生中最具爭議的發明，也是他對人類貢獻最大的發明，它是一項能夠無限量免費供電的能源科技。他一生的夢想就是給世界提供用之不竭的能源。可惜正因此，他的命運也變得無比坎坷。商人和財團打敗了一位絕世天才。
特斯拉精通8種以上的語言，至少能閱讀11種。小心眼的上帝“變亂”了人類的語言，但對特斯拉這樣的科學先知來說卻是沒有任何窒礙的。
特斯拉的大多數技術發明不是通過一次次的試錯、試驗完成的，而是先在他的頭腦中形成架構、包括幾乎所有的細節，然後進入實驗過程，差不多都是一次成功。這樣的腦袋不就是“上帝之腦”嗎？
特斯拉無比自豪地說：事物總是創造於天才的大腦，而非自然。天才總是在事物真實存在之前，就已經在頭腦中形成了關於它們的清晰圖像。
牛頓“為上帝而生”，一生中每週工作70小時，終生未婚；特斯拉則為人類而生，一生中每天睡覺2小時，終生未娶。特斯拉堅定認為，“人類最重要的進步，來自科技發明，而發明創新的終極目的，是完成對物質世界的掌控，駕馭自然的力量，使之符合人類的需求”。
從愛因斯坦和特斯拉的時代開始，科學“造物者”們造出了汽車火車，它們是會跑的“鐵甲動物”；造出了人工湖泊與人工河流，那本來是上帝工程；造出了多莉羊等基因物種，造出了轉基因糧食和水果（不同於伊甸園中的果子），造出了飛機、火箭這樣的“鐵鳥”和宇宙飛船這樣的人造衛星，造出了輪船、潛艇和魚雷這樣的人造水族，造出了機器人和被關在實驗室的“基因人”，人類也擁有了干預氣候變化、干預生命進程、干預白天與黑夜（燈光）的基本能力，包括人類永生的終極夢想……“創世記”中上帝創造的一切，都在人類過往的一百年和未來可見的一百年有可能一一實現，不過這一次，是由“特斯拉之手”（科學家群體）而非上帝之手實現的。
特斯拉晚年非常淒涼，棲居在一家木梯嘎吱作響的小旅館裡，每天坐在書桌前寫寫劃劃，把他頭腦中的“閃電”定格成公式與符號，寫在紙上，這是他的生命的一大部分。生命的另一小部分是養鴿子，他養了3000只鴿子。其中一隻雌性的鴿子成了他一生的至愛，他說，“不管我在那裡，這隻鴿子總會找到我，我只要心中一想，喚她一聲，她立刻就飛到我的跟前。我愛這隻鴿子，如同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我知道鴿子也愛我。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能感覺到生命的意義。這隻鴿子是我生命中的快樂之源”。
有一天夜晚，這隻鴿子從敞開的窗口飛到特斯拉的書桌上，“我一看她，就知道她想告訴我一句話_她快要死了。在我領會她的意思之後，她的眼睛裡射出一道光，一道強烈的光。我從沒有在任何其他生物的眼睛中看見過，像鴿子的眼睛一樣這麼強烈的光……這道光，強烈，耀眼，炫目，比我在實驗室裡用最大的燈泡照出的光還要強烈”……特斯拉把這在鴿子捧在手心，“她的羽毛，輕輕地吻著我的手心”，鴿子在他的手心裡，嚥了氣。
我是在從深圳飛海口的機艙內讀到這一段的，止不住的淚流滿面啊！
鴿子死去之後，特斯拉的生活也就失去了能量，“在那之前，不管我的計劃顯得何等野心勃勃，我知道，我終歸能夠完成得了。但是，當我失去了她的時候，我知道我一生的工作要就此了結了”。
不久之後，特斯拉追隨鴿子的靈魂，離開了他奉獻畢生的人類世界。他終生未婚，也沒有什麼緋聞，“如果有，那麼他的緋聞女友，大概就是這隻與他惺惺相惜的白鴿”。
特斯拉對婚娶的觀點很奇特：藝術家、音樂家、作家都需要從女性那裡獲取靈感，發明家不需要。你說不出有幾個偉大發明是由已婚男子研究成功的。所以我有時感到異常孤獨。
弗朗西斯.培根也說過：最不朽的成就，往往來自那些無兒無女的人。
這樣的觀點牛頓和波義耳多半會投贊成票，愛因斯坦和達爾文會投否定票。
3，為什麼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數量是最多的
下面我們討論一下，為什麼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數量是最多的？
截止2018年，猶太血統諾貝爾獎獲得者共198人，其中化學獎35人，物理學獎55人，生理或醫學獎55人，經濟學獎29人，文學獎15人，和平獎9人。在諾貝爾獎104年的歷史上，猶太人佔17%。無論是從獲獎的絕對數量還是獲獎的人口占比看，都是一個奇特現象。
我個人思考，大概和以下幾點有關係。首先，愛因斯坦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標杆（《愛因斯坦傳》對此有充分論述）。在愛因斯坦之前，猶太人最顯著的標籤是經商，一個勤奮的、被迫流浪的、主要從事金融和貿易的民族。馬克斯.韋伯將猶太人的商業活動定義為“賤民資本主義”，它的特徵是，冒險、冷血、唯利是圖、放貸食利而不創造真正的價值。愛因斯坦的橫空出現，不僅在歐洲和北美科學界帶來了震撼，而且對猶太民族來說，更是巨大的鼓舞。幾千年來，這個民族一直很會做生意，“摩西十誡”事實上是一種以色列人的契約觀，本質上講的是誠信與守約，而做生意的第一要義就是誠信與守約，而且《舊約》若干處講到放貸的規矩和利差。這也就是說，猶太人的經商活動有它的宗教動機和優良傳統，因此在愛因斯坦之前，最優秀的猶太人都去做生意了。
愛因斯坦給猶太人暗示了一種新選擇：成為科學家和知識精英。100年後的猶太人依然擅長做生意，不過他們更多的是佔據於商業鏈的最高端：金融。華爾街嚴格地講是猶太人的華爾街。同時，100年後的猶太人也在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方面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和愛因斯坦的標杆效應不無關係。
第二、苦難造就卓越，苦難造就了猶太民族一種獨特的自強、自尊、自立、永遠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幾乎是滲透於每一個猶太人的骨髓和血脈之中的。讀歐洲諸國曆史，包括俄羅斯羅曼諾夫皇朝的歷史，你會發現，猶太人在泛歐國家的近千年，大多數時候像過街老鼠似的被打壓、迫害，到希特勒時代的德國達到頂峰。納粹黨為了證明雅利安人血統的高貴，居然牽強附會地論證耶穌基督是雅利安人，但同時又大規模地屠殺並企圖滅絕他們眼中的“劣等民族”猶太人。但猶太民族依然在極端嚴酷的環境下生存了下來，而且戰後迅速在金融和商業領域重新崛起，並在科學技術領地贏得顯著地位。這無疑和它的民族精神有絕大關係，而這種民族精神無疑和它的苦難史有強關聯。
第三、重視教育。猶太人的國民平均受教育程度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民族之一，去過以色列的人、關注過以色列教育的人恐怕都對此印象很深刻。恰恰我去過以色列，並專門隨團考察過以色列的基礎教育。我只能說我們國家與別人的差距非常之大。僅閱讀量一項，以色列人2016年人均讀書量64本，佔以色列人口80%的猶太人的人均閱讀量為68本，平均5天讀一本書。而我國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67本，差距不是幾個量級啊！
教育是科學技術研究的基礎之基礎，猶太人在科技上的燦爛成就，是他們長期和普遍重視教育的自然結果。
第四、移民美國。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軍事大國、金融大國，但支撐它的繁榮和強盛的根本是科技和教育的強大，而這一切強大的背後是它開放的人才制度和創新土壤，和它完善的法治環境。正因此，它在過去200多年尤其是20世紀以來，就像一個人才大熔爐，吸引和匯聚了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奇才、怪才、天才和異端者，讓他們的思想火焰熊熊燃燒，造福美國的同時造福人類。
毫不誇張的說，是尼古拉.特斯拉的諸多發明幫助美國成為了一個強盛的工業帝國，但也不能不承認，塞爾維亞人特斯拉如果不是移民美國，恐怕很難獲得那麼巨大的個人成就。同樣，“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是匈牙利裔美國人，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1922_）和李政道（1926_）是華裔美國人，美國科學研究多個學科的領頭人、一流科學家是非美裔的美國人。
人類歷史上有兩次最大規模的移民潮，一次是上世紀初葉的一戰和二戰，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東歐鉅變和前蘇聯解體，大批歐洲和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各類精英人才出走，移民美國和以色列，猶太人是最具代表性的群體，愛因斯坦是猶太移民的領軍人物。
截止2018年，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198人中，美國籍佔128位，其中出生於前蘇聯、波蘭、立陶宛、捷克等東歐國家的人士23位，出生於德國、英國、奧地利、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的人士51位。
第五、猶太科學家的使命與動機來源。我們在前面闡釋了西方科學興起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15到17世紀的宗教革命所引發的印證和榮耀上帝的科學思潮，這是牛頓和波義耳這一代科學家們的共同天職。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動機、使命是為了確證神造宇宙、神造萬物這一真理，從而恢復人對自然萬物的重新統治。這是新教乃至於天主教早期關於科學研究的一套基本邏輯。
然而，在猶太教的歷史上卻從未有過宗教革命，也未曾有過對上帝造物的質疑運動，自然也就不存在印證和榮耀上帝萬能這樣的文化心理過程。在猶太教徒們幾千年的信仰史上，耶和華從來就是唯一的、全知全能的神，代表著永恆的真理。因此，從這一層面講，19世紀及之前，猶太人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非常之少，也許與缺乏深厚的動機有很大關係，或者是宗教動機，或者是商業動機。前者對猶太信眾來說本來就不存在，後者還需要時間的發育，科學研究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很長階段，並未顯現出它對人類生活、對商業活動的實在價值。直到工業革命蓬勃興起的19、20世紀，科學技術才真正成為人類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巨大推動力，科學家從事科學發現、研究的使命與動機也具有了更強的世俗性與功利性。
真理有兩種，一種是關於信仰的真理，它是絕對神聖的、不容質疑的、不許邏輯推理染指的領地；一種是關於科學技術的真理，它是世俗的、實證的、實驗的、懷疑的領地，試錯與證偽是它的靈魂。基督教深受希臘哲學中民主與科學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它的基因中就包含著革命與批判的元素，就孕含著科學真理與宗教真理衝突的種子。而猶太民族似乎將這兩種“真理”融合的非常好，並行不悖地存在於本民族的價值體系、精神體系之中，“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從而既保持了民族信仰、文化的純粹性與古典性，又能把握和佔據現代經濟、文化和科學發展的制高點。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猶太教沒有強大的教會機構，在上帝和信眾之間沒有天主教那樣龐大的“信仰中介”階層和“食利者”階層_教會，這也是猶太教內部從未發生過宗教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04
第四部分
關於科學動機、使命的一般性討論與憂思
1，科學的征服：科學主義與物質主義
20世紀是科學的世紀。正像17世紀之前的歐洲，評價和衡量事物與人的唯一尺度是《聖經》一樣，儘管一千個人對《聖經》有一千種理解，天主教與新教對《聖經》有各自不同的解讀，新教自身也分裂出了路德宗、加爾文宗、循道宗等若干宗教派別，但God這個神卻是各宗派和芸芸信眾們共同的精神依歸和價值取向、行為準繩，一切皆曰之：聽神的啟示。
20世紀人們的觀念徹底變了。神的啟示讓位於科學的啟示，宗教思維換位於科學思維，神的召喚演化為科學的召喚。20世紀之前的法國，牧師是許多年輕人的第一職業嚮往，進入20世紀，從事科學研究、當科學家成為全世界優秀青年位居前列的人生理想。
科學一騎絕塵，正在單軌道上、單向度地向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進軍和滲透。科學的技術化大大推進了工業革命的發展，從東方到西方，從發達國家到落後國家，每個團體，每個家庭，每個人，幾乎無時無刻地直接或間接地受益於科技產品的影響，從能源到醫療，到衣食住行，到教育與娛樂，到信息的攝入與流通，到人際之間的交流……科技使人類生活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前所未有的簡便、和前所未有的多樣化。
與此同時，科技也在深刻改變和擠壓人文和社會學說的敘事方式、研究方式、傳播方式。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管理學等的研究越來越趨同於自然科學，如同19世紀之前的自然科學研究被統合於自然哲學之中一樣，今天的社會科學研究幾乎完全被數理模型、生搬硬套的數學公式、物理概念所統治。統計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全面侵入在許多方面是有效的、有價值的，但也在很多方面扭曲了社會經濟現象、人類精神現象的真實面貌。基於有限抽樣、樣本之上的靜態研究嚴重忽視了人類心理與社會文化的動態變化與複雜性，其研究成果大多要不被束之高閣（因為幾乎絕大多數人讀不懂他們在表達什麼，不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沒有幾個數學公式，事實無比豐富，語言生動而富於張力），要不被政治家或企業家採納而帶來災難性後果，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看不懂”、甚至只有作者本人或少數幾個人才能看懂的哲學論文、管理學論文、社會學論文、心理學論文以及其它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文章，是當今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一大特色。也許的確是曲高和寡，但更嚴重的問題恐怕是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體系，已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在自然科學席捲一切的浪潮中，社會科學和它的研究者們失去了應有的學術自信與尊嚴，哲學的莊嚴恢宏和宗教學的至高無上消逝了，亞當.斯密（1723_1790）的《國富論》和卡爾.馬克思（1818_1883）的《資本論》中所閃爍的人類智慧的燦爛光芒，那些曾經深刻影響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煌煌鉅著，在20世紀之後的歲月似乎越來越稀缺了。
沒有什麼比科學對宗教的傷害更厲害的了，前面我們討論了很多，下面再舉一例。彼得.沃森的《思想史_從火到弗洛伊德》中引述道，希伯來大學的考古學家認為，沒有考古證據能夠證明《聖經》中記載的一些故事和人物曾經存在過，比如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們念念銘記的亞伯拉罕、諾亞、摩西或約書亞，也沒有證據顯示猶太人流亡到埃及，更沒有英雄般的出埃及，也沒有對迦南的武力征服。這些學者們甚至懷疑大衛王、所羅門以及“統一的王國”是否存在過。那可是《聖經》描述的猶太曆史上的黃金時代啊……這樣的“挖祖掘陵”式的科學研究顯然走的太遠了。正如我們在前面論述過的“兩種真理”，一旦用科學真理檢視信仰真理，信仰的大廈一定會坍塌掉。信仰是建立在假定之上的意識形態，是凝聚人類共同體的精神鏡像，是一連串的故事，而不是物質形態。
人類與一切物種最大的區分就在於，人既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又活在自我編織的意識世界中。所以，人類追求物質生活不斷改變、改善的同時，人類也需要安魂曲，需要詩與哲學。可惜的是，人類從來都是在極端的方向上一路奔跑。幾百年前一切聽上帝的，幾百年後一切聽科學的，科學殿堂中人士與普羅大眾言必“這科學嗎”，以科學觀定義和評價萬事萬物。當我讀到機器人用大數據創作的“新唐詩”時，我簡直要暈過去了。但，這就是人類今天的現實遭遇和挑戰。
凡事皆有兩面性。科技的征服對東西方人類社會的最大改變的另一面是，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泛濫。我在華為大學講過兩本書，一本是瓦爾特.伍倫韋伯寫的《反社會的人》，書中披露了一個驚人的現實：1%的財富階層通過資本市場的錢生錢，卻坐擁36%的社會總財富；靠社會救濟生存的龐大失業人群，由於優越的福利制度，發展出了一種畸形的、享樂的、遊手好閒的生活方式。金字塔尖和底座的兩群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不勞而獲。前者坐享資本紅利，後者坐享福利紅利。而新教倡導的“勞動是人的天職”的價值觀卻漸漸消逝。
另一本是保羅.羅伯茨的《衝動的社會》，表面上看它講的是美國人、美國企業、美國社會和美國政治是怎麼被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文化撕裂的、扭曲的、壓迫的，但它反射的是一種全球現象，也是一種中國現象。人類包括中國人（中國也許更甚）從未如此廣泛而深刻地異化成了單向度的“物質人”、“物質動物”，即時消費，及時享樂，今朝有酒今朝醉，世界各大陸都呈現出一派“末日狂歡”的瘋狂與喧譁。
科技，無疑是這一切現象背後最大的、最強有力的推助器。
“也許宗教永遠不會消亡。也許今天傳遍全球的宗教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持久。也許下一個偉大的信仰才剛剛開始”。這段話的出處我找不到了，但我認同作者的觀點。人類永遠需要信仰，而科學不能替代信仰。
在全球都在呼喚“科學向善”的當今，重振信仰文明對科學家、對人類顯得尤為重要。
2，科學研究的人類使命、國家使命與與商業動機
科學技術的500年演進史，背後是深刻而劇烈的觀念演化史、變革史。如果沒有15世紀前後的新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運動，就很難在天主教內部和歐洲形成廣泛的思想解放，以及伴之而來的質疑上帝造物的懷疑主義思潮，而正是懷疑與去疑、質疑與捍衛的200年左右的觀念之戰，促成了牛頓、波義耳等一大批神學科學家們的科學動機的形成。印證和榮耀上帝造物的神聖不可動搖，成為這一代科學宗師們的至高使命。他們無疑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的先驅人物，介於神性與人性之間，主觀上為了上帝，客觀上為了人類。
歷史進入18世紀，一切都變了。一場劇烈的觀念革命_思想啟蒙運動讓科學發現從神壇回到了人間。關注人，關愛人，解放人，人是萬物最高的尺度，以人為中心、人本主義的思潮在衝擊和顛覆“上帝中心論”的同時，也在改變和重塑18世紀之後的科學研究活動的動機，科學家們的使命從對神的關注轉向對人類生存、人類命運的關注。
愛因斯坦、特斯拉就是典型的人類主義科學家。特斯拉被稱為“美國的科學先知”，在他的世界裡，“地球不過是地球儀，被他輕鬆的按在食指下”，但他卻說“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為著人類而來的”“人類最重要的進步，來自科技發明，而發明創新的終極目的，是完成對物質世界的掌控，駕馭自然的力量，使之符合人類的需求”。
“人類沒有兔子跑的快，所以兔子永遠是兔子；人類沒有恐龍巨大，所以恐龍滅絕了；人類沒有敏銳的嗅覺，沒有鋒利的爪子和牙齒，沒有堅硬的盔甲，也不能飛翔，也不強壯……”動物王國的大多數動物都被上帝一次塑造的很完美，而人類卻充滿了缺陷。但對不起，人類有亞里斯多德和蘇格拉底，有孔子、老子和莊子，有釋迦牟尼，有《聖經》和《道德經》、佛經和《可蘭經》，有牛頓和波義耳，有拉瓦錫和門捷列夫，有普朗克和克拉克，有愛因斯坦和海森堡，有達爾文和特斯拉，有圖靈、香農和馮.諾依曼，有楊振寧和李政道，有斯蒂夫.霍金（輪椅上的科學先知）等一大批前赴後繼的各種族和各領域的思想先賢、科學先驅，更重要的是，人類有強烈的危機意識。
恐龍統治地球一億多年，因為沒有危機感而被隕石滅絕。人類在地球上的歷史僅僅幾十萬年，但人類已經開始了移居太空的探索。建議各位讀讀《人類的未來》（加來道雄）這本書，相信會對人類的未來生存更加自信，也會更由衷地敬仰那些知名與無名的仰望星空的科學家們，他們是真正的懷有人類使命精神的一群人。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科學研究從榮耀上帝轉向關注人類時，科學和科學家的動機與使命的面相也變得豐富和多元了，其中最重要的兩大面相是國家使命和商業動機，我們在下面予以簡要分析。
科學家的國家使命在軍事科技研究上體現的最為突出。軍事是與死亡對抗的領域，這樣的極端性質決定了軍事科技的一大特質，對人才與資本的高投入和壓強性投入，而且不計成本。國與國軍事對抗的背後事實上是科技的軍備競賽。兩次世界大戰就科學意義而言，大大加速了人類的科技發展與進步。美蘇兩國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武器競賽、太空爭霸都對兩國、尤其是美國的科學發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軍事科技競賽的背後是人才爭奪戰、人才戰略的爭奪戰。《五角大樓之腦》一書對此有系統和詳盡的描述與分析。
過去一百多年，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軍事科技的研究，愛因斯坦是原子彈的理論奠基者，艾倫.圖靈（1912_1954）不僅被稱作計算機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而且是二戰時期立下大功的密碼破譯專家，“由於他的貢獻，使得二戰足足提前了兩年結束”。同樣是計算機之父的馮.諾依曼（1903_1957）不僅參與了曼哈頓計劃，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研發做出了貢獻，也是美國氫彈研發的主持者之一。
馮.諾依曼（1903_1957）
毫不誇張的說，我們人類今天生活的大部分都與軍事科技有關係，比如材料科學、生物技術、醫學、能源、大氣監測等，再比如計算機、互聯網、手機以及機器人等，它們大多是先發端于軍事研究和軍事應用，進而民用化、商業化，從而造福於大眾。
與軍事科技比肩而進的世界工業革命，它既是科技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科技突飛猛進的“助產婆”。軍事競爭持續推動著主權國家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商業競爭持續推動著企業對科技創新的投入，軍事與商業共同推動著國家、企業和社會對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投入，這是過去科學研究領域的一大景觀。在此之前，大學與科學研究的經費主要來自於教會、王室和個人的捐助，科學家的收入少得可憐，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道，“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學者和乞丐幾乎是同義詞”。但當商業與科學家走到一起時，乾柴與烈火之間的燃燒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爆發效應，而且會持續劇烈地、幾何級地、加速度地燃燒下去。
商業從科技創造和創新中嚐到了巨大的甜頭，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們也從商業增值中獲得了豐厚的利益。從此，科學家的發現動機、發明動機多了一項至為重要的內涵：商業動機。愛迪生（1847_1931）就是一位強烈的利益驅動的偉大發明家。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愛迪生對人類社會的貢獻看，他也無疑是一位人類主義者。
人類個體的行為動機是非常複雜的心理現象，科學家亦然，儘管早期的科學家以榮耀上帝為使命，但他們也有物質生存的慾望驅動。世俗時代、商業時代，科學家群體中既有從事“火星移民”的人類擔當者，也有國家主義者，也有商業主義者，但大多數人從事科學研究的使命與動機是多元的、豐富的、複雜的，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們對人類進步與發展的貢獻。他們是形形色色的人，是通過自身卓越的大腦和勤奮改變世界的人。
3，中國需要一個愛因斯坦，華為需要一個特斯拉
馬克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序論》一文中斷言，“唯有在西方，科學才發展到我們今天認為是‘有效的’階段。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區，尤其是印度、中國、巴比倫和埃及，一直存在著經驗知識、對世界和生命問題的反思、最深奧的哲學和神學智慧_不過，系統神學的充分發展僅僅出現在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基督教中_以及極為精緻的知識和觀察。然而，巴比倫的天文學和其他地方的天文學一樣都缺乏天文學的基礎，而只有後來的希臘人提供了這種基礎”。韋伯認為，基督教之外的民族和地區“缺乏理性的證明的觀念”、“缺乏力學和物理學”、“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實驗室”、“理性的化學都付諸闕如”……韋伯在新教和商業、基督教和科學之間串起了一條嚴密的邏輯之鏈，有其深刻的道理。但以此否定和排斥其它文明與商業、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卻並非完全正確。就在韋伯去世後的第十個年頭，印度有了第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印度迄今有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印度數學家斯里尼瓦瑟.拉馬努金（1887_1920）被稱為“重塑了西方百年數學”的天才人物。與中國文化同源同脈的日本，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間，有27位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而在1905年，24歲的猶太青年愛因斯坦發明了狹義相對論，35歲發明了廣義相對論，繼此之後的100多年，信奉希伯來文明的猶太科學家群體對人類科學技術的貢獻令人矚目。
15世紀至20世紀中葉，歐洲和西方世界到處在鬧變革，宗教變革，文化變革，思想變革，社會變革，政治變革，商業變革，這一系列變革都為科學的興起準備了肥沃的土壤。而長達500年左右，中國無論是穩定還是動盪時期，基本國策是一脈相承的：修長城_物理長城和思想長城。拒絕開放與閉關鎖國是我國過去500年科學技術落後的一大主因。加之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上半葉的外敵入侵，使得中國的科技發展大大滯後於西方世界。
客觀而言，上世紀50年代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的40年，中國的科學技術有了巨大的進步，這得益於以下幾個因素：首先是穩定的社會環境，第二是對外開放，第三是國防發展對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創新的需求，第四是各門類的製造業的大規模發展對科技創新的需求倒逼效應。截止2018年底，中國的科研人員總量達到419萬人，超過美國；研發投入超過歐盟各國的總和，位居世界第二；國家重點實驗室501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32個，國家工程實驗室217個，這中間並未包括一些科技企業比如華為的科研實驗室；科學論文被引用次數佔世界第二，專利發明量大幅提升，在基礎研究和高技術領域也取得了許多重大科技成果。
然而，與美國、日本、歐洲一些科技大國相比，我們與別人的差距仍然是明顯的、巨大的。我們需要在許多方面加以改進。
“中國的愛因斯坦”楊振寧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為100年前的猶太人在科學領地樹立了一個標杆。我們其實有一位“中國的愛因斯坦”楊振寧，2000年，《自然》雜誌評選人類過去千年以來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楊振寧位列第18位，並且是榜單上唯一在世的物理學家。與他一同在榜的人有牛頓、愛因斯坦、麥克斯韋爾、薛定諤、波爾、海森堡……有人寫文章說，我們的社會欠楊振寧先生一個道歉。何止一個楊振寧？還有楊振寧的導師葉企孫（1898_1977）等一大批傑出的中國科學家啊！葉企孫是中國物理學界的奠基人，門下出過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從事中國核武研究的一半科學家是葉企孫的學生。但葉先生中年以後的人生遭遇卻極其坎坷。
尊重人，尊重人才，尊重科學家的自主性和創造精神，是中國科學研究走向強大的先決條件。
同等重要的是，科學家、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永遠需要一種寬容、寬厚、寬鬆的氛圍，需要一種自由思辯、自由探討、包容質疑、鼓勵失敗的學術土壤，需要一種對成功者、對貢獻者、對英雄的激賞，也要激勵和容忍探險者、冒險家和失敗的英雄。
還有一點至為關鍵，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從觀念到體制到教學方法，千年以來積弊甚多。至少在民國之前的數百年，中國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服務於官僚體系的，一代代的讀書人幾乎絕大多數被一網打盡，成了官或吏，“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秀才舉人們無不以成為高高在上的“統治者”為畢生期待。而基於此，從小到大的讀書人讀的皆是為官、為人之道的“聖賢書”。教科書基本上是治人之論、治世之論，與自然科學、自然哲學完全絕緣。正由於是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單行道上，行駛著一個完全封閉的思想容器，所以，我們的教學方式幾乎完全是填鴨式的、灌輸式的、單向度的，缺乏獨立思考和自由思辯的氛圍，缺乏開放與理性質疑的學術土壤。教育的封閉與僵化是中國科技長期滯後的主要根因。
當今時代的全球科技競賽本質上是人才的競爭。2015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學時，有一位新加坡智庫的資深專家講了一段話：清華大學是中國第一學府，辦學宗旨怎麼能夠是“工程師的搖籃”啊！結果清華最優秀的人才大半都去美國了，成了美國的科學家。這的確很發人深省。
有位企業主管曾經不屑地說，美國有什麼？它的科學家不都是從別國去的嗎？是的，的確如此。但這恰恰是美國了不起的地方，也正是我們應該向美國學習的方面。200年來，美國就像一個熊熊燃燒的大熔爐，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為美國的繁榮與強大貢獻才智。我們國家豈不應該如此嗎？我們的說法叫“築巢引鳳”，也是很好的說法，但這個“巢”必須築的大大的、寬寬的、亮亮的，讓全球的鳳凰飛奔到中國“巢”中，為中國、為人類做貢獻。
華為30年的技術成就和商業成就，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微型的“美國版”，是一個開放的人才大熔爐。華為今天有700多位數學家，800多位物理學家，240位化學家，他們分佈於全球尤其是北迴歸線以北的幾十個國家，他們是英國人、法國人、俄羅斯人、意大利人、加拿大人、德國人、日本人、中國人……但他們也都是華為人。
當然，華為還缺一個人：尼古拉.特斯拉。在座那位如果能夠為公司請進一位特斯拉式的天才科學家，任總應該給你發一枚十噸重的金牌獎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