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
第一次妖书案之所以发生（可通过链接读：晚明“妖书案”背后的关键词：夺嫡与党争之夺嫡），与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有极大关系。万历朝一直不立太子的问题其实引发了很多大臣的不满，朝臣们多次力争按照“立嫡以长”的规矩早日册立常洛为东宫皇太子，君臣为此僵持十数年，为立太子上书者可谓前赴后继，但万历帝就是装聋作哑。
拖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到母亲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老太后不满意地问儿子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万历情急之下竟然冒出了一句：“他（指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子。”意思是说朱常洛母亲身份卑贱。但万历一时忘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
这句话自然惹怒了慈圣太后，老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你也是都人子。万历惊恐“伏地不敢起”。
这件事后的当年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疏，内有“多子多孙”之语劝万历早立太子。这次不知触动了万历那根弦，终于下诏举行册立太子礼。人选当然是长子朱常洛。
消息一传出，朝野上下欢声雷动。郑贵妃着了急，又给万历猛吹枕边风，万历本来耳朵软，便又动摇，又想来个拖字诀，下手诏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
但众臣既以得到了允准，自然不再让皇帝拖下去。沈一贯将万历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大臣的坚持下，万历只好定于十月十五日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封福王。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日子还是不好过。
父皇不待见他，郑贵妃始终不舍弃让儿子当太子的念头。
因而在距第一次“妖书案”六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妖书案”。
明代士大夫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要出门上朝的内阁大学士、次辅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名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福王为太子。
其实在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的前一夜，《续忧危竑议》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发，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四处传播。
《续忧危竑议》只有三百余字，但内容却很火爆，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
那么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
帖子上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
很显然，这次还是剑指郑贵妃，不过躺枪者由吕坤换成了朱赓。
朱赓也是一位正直的大臣。万历二十九年，首辅沈一贯请求增加内阁大臣。万历帝一直担心臣子结党，因此想要采用隐居的或是久未出仕的大臣担任。于是下诏隐居很久的朱赓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朱赓开始并未奉召，后来在皇帝坚持下于第二年四月进京入阁，此时已经是六七十岁的年纪。
朱赓得此书后不敢隐瞒，立即进宫面奏万历。万历看后彻底被惹怒，即命东厂“大索奸人”，同时令锦衣卫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
《续忧危竑议》中，还公开攻击了次辅朱赓和首辅沈一贯，直接指出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
搞的这两位大学士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还为了避嫌不得在家不上班。
但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自保兼变坏事为好事，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沈一贯在明代首辅中是创造过奇迹的。他在隆庆二年（1568年）38岁时考中第三甲进士的第136名，按照这个科考成绩，他正常的仕途是当着知县一类的地方官，但他却被选上了庶吉士，不久被授予检讨。明代在二甲36名以后成为首辅的很少，沈一贯就是一个特例。
而且明代党争也是自沈始。
他还是朱常洛的坚决拥护者，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议“立储”，他作为首辅反对拥立朱常洵，力主册立朱常洛，集合浙籍（沈是鄞县人）京官组成“浙党”。
东林书院
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就指出：“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也记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沈一贯作为浙党领袖，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此次正好借“妖书案”收拾沈鲤等东林党人
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因“楚藩案”（这个案子也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早于第二次妖书）与沈一贯有矛盾，二是同知胡化上书告发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而沈鲤与沈一贯又一直不和，自然有理由怀疑他。
一言蔽之，此时沈一贯和钱梦皋无非借《续忧危竑议》挟嫌报复郭正域和沈鲤，由此又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
郭正域画像
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
胡化控告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在朝廷调查之下，胡化承认自己是诬告。但钱梦皋上书攻击郭正域及沈鲤，认为他们是妖书作者。
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并反驳说：“阮明卿是我的仇家，我才告他，郭正域考取进士二十年间我们不相往来，怎么说他有牵连？”
康丕扬则上疏指出“妖书案”和“楚藩案”两案同源。达观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奔走于京师遭到某些当权者忌，因此也被趁机牵连。
时在京行医的沈令誉及书办毛尚文因由于二人与原礼部侍郎郭正域关系密切，被以形迹可疑逮捕下狱，在狱中备受拷讯。沈一贯等想把沈令誉作为牵连打击次辅沈鲤及郭正域的突破口。在审讯过程中沈一贯等不仅极力想将祸水引向沈、郭二人，还一度想将妖书造作者的罪名强加给沈令誉。
又从沈令誉家中搜出的浙党老对头东林党重要成员于玉立等人书信，又牵连出于玉立。
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
沈令誉也被处以酷刑。
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与此同时，有些人抱着各自目的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
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
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其实搞出不少笑话。
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就是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因为《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五天，因为物证口供缺乏，始终不能定案。万历帝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山大。
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正在众人大寻那只替罪羊之时，这只羊却送上门来---东厂逮捕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
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以“刊刻打诈”为生。
智囊全集
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就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当前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皦生光的敲诈对象不仅一般士绅，就是皇帝小舅子也不放过。
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就是为了装文化人，便立刻刊印了诗集。皦生光则马上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郑主乘黄屋”等悖逆之语。包继志情知当了大头，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光却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这些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定为妖书案主犯。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妖书”写的都是宫闱之事，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之。
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妖书出自皦生光。陈矩也知道皦生光有点冤，但考虑皦生光以前写“郑主乘黄屋”诈骗人钱财之事也属大罪，所以就打算用皦生光来顶罪，以尽快结案，保全所有大臣。
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于是为了应付皇帝，便以皦结案。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判斩首，万历很不满意，改为凌迟，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此事才算了结。
而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但毕竟是太子。太子放话了，大家都开始掂量，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敢轻易开罪太子。又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于是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第二次“妖书案”中的“妖书”究竟是谁所写，在史传中众说纷纭，很多人怀疑是锦衣卫郑朴或武英殿舍人赵士桢。
妖书案匆匆结案之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出于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万历帝看见，大为赏识，于是赵士桢平步青云，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
鸿胪寺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就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时按等级供给予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
他还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但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皦生光被杀后，当时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后来精神错乱，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
“妖书案”后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事实上都是晚明党争与福王家族觊觎皇权的延续。
而南明发生的“南渡三案”（南明弘光朝发生的三大疑案：“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更是这种政治权利争夺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