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翁（1875～1964），早年姓李，名徐，號生翁。中年以李生翁書署，晚年始複姓徐，仍號生翁。浙江紹興人。曾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一生以鬻書畫為生，生活清寒而狷介自適，數十年足不出紹興，不求聞達，以布衣終天年。書法精楷、隸，由顏真卿入手，上溯晉魏漢秦，尤得力於北朝碑版，並主張用書外功夫充實書藝，所作古樸無華而有奇逸矯縱之氣，時人號為“孩兒體”。能篆刻、繪畫，風格一如其書。《美術叢刊》《中國書法》有專題介紹。徐生翁先生是我國近代被人們公認的異軍突起、風格獨特的藝術家。
青藤有傳燈
——記恩師徐生翁先生
■沈定庵
我六歲習字，家父作班禪額爾德尼九世活佛造像，命我題字，並懸諸室中。一日，越中大書畫家徐生翁先生過訪，見造像題字注視良久，後問我父親題字為何人所書？答曰：“小犬所塗。”先生喜悅讚許，說此兒之字出諸自然，具天真稚樸之氣，囑我父善加誘導，以求進步。抗日戰爭初期我離開紹興，萬里尋父於廣州灣(今湛江市)，先生則在紹興，天各一方。但父親不時地向我講述生翁先生的人品藝品，令我敬仰不已。由於小時先生對我的嘉勉和啟導，故我在家破人亡的遭遇下，仍不廢書畫練習。抗日戰爭勝利的第二年，我從湛江返回紹興，並攜劫後餘物——兩幅先生早年書畫作品拜訪先生，不意先生閱後自謙不夠愜意，願以新作調換舊作。此舉令我十分尷尬，因這兩件書畫是先父珍藏之物，但又恐拂老人意，只得唯唯從命，心甚怏怏。時隔不久，先生以一字一畫見贈，畫為紅梅，書為錄陶淵明詩《歸園田居》其二，落款都寫著“定庵世兄”，我感奮不已，一直保存至今。當時就聽說，先生收回舊作後，即加銷燬，因感先生對藝術如此認真自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曾想“立雪徐門”，能有這樣一位嚴師該多幸運。其時先生已年逾古稀，卻從不收授一個學生。聽說當時紹興有位高官和一位日本書法愛好者都想拜生翁先生為師，但都被婉拒。為此，我不敢啟齒，只有不時登門求教，承先生不棄，賜以指點，獲益良多。直到1956年，我蒙王貺甫(周總理表弟，紹興市副市長)、陶冶公(魯迅先生留日同學、著名民主人士)、朱仲華(紹興鄉紳、愛國民主人士)三位前輩的引薦，生翁先生始允收餘為入室弟子。憶我六歲即受先生嘉勉，時隔二十多年，才執弟子禮，書壇一時傳為佳話，師生之緣可謂深長。弟子於先生，既學書藝，更師人品。今先生雖早歸道山，而仰之彌高，諄諄教誨，矢志不忘。
生翁先生是我國近代一位異軍突起、風格獨特的藝術家，他在詩、書、畫、印諸方面都卓有成就，而其書法尤出類拔萃，獨具匠心，享有很高的聲譽。有清以來，碑派書家相繼而出，書風為之一變，如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沈曾植及李瑞清等。然而，在一掃清初惡尚之餘，也呈矯枉過正之弊。生翁先生則能於碑學另闢蹊徑，探溯本源，傳承創新兼具。作為一代書家，他的藝術實踐為現代書學開了一條新路。
徐生翁先生早年初習“顏”，後即師法漢隸，以隸書為根底，兼工四體。自謂習隸二十年，以隸意作真又十餘年。他吸收漢碑之長，取資特別廣泛，尤擅《石門銘》及《史晨》等碑。且用筆多取西漢簡牘，篆意很深。故他的隸書寫來極空靈，又極舒展，初看似覺平淡，實則平中顯奇，氣韻不凡。其次，徐生翁先生的行楷取法北魏和六朝墓誌造像，力厚骨勁，氣蒼韻永，瀟灑飄逸，靜穆可觀。與通常碑學書家那種粗獷習氣是分道揚鑣的。徐生翁先生的行草亦有其特色。他的行草有篆書筆意，集分隸之變，筆處處轉，又處處留，時方時圓，具體而微，變幻莫測，空靈飄逸中又顯得遲澀，古樸，使兩種不同的感受得到和諧統一。他的篆書出入周秦籀篆，用筆以隸書的方法作篆，提起按倒，富於變化，豐富了篆書的用筆。結體呈扁方而圓轉，古拙而有奇趣。
先生書法崇尚自然，自雲：“天地萬物，無一非書畫粉本。”他又精繪畫，擅篆刻，工詩文，故為其書法開闢了新的境界。先生晚歲書作往往不受書家法則所限，畫用書寫，字作畫看，天地氤氳，山川靈秀等感受都彙集腕下。憑著畫家的靈氣，激情作書，往往顯示出其特有的光彩及魅力。從現存書作看，其書法演變的脈絡是比較清晰的。他的書法風格可分為三個階段。早年是打基礎時期，取法以秦漢為主，旁及北魏、六朝，這個基礎體現於以後各個階段。至以“李徐”署名者，則是博採眾長，廣泛吸收營養之時，但也有主有次，仍以秦漢為重點，而融合漢簡、吉金及六朝墓誌造像中雄偉開張一路書風。中年以“李生翁”署名者，則是陶冶百家，消化吸收的階段，雖面貌眾多，但都雄勁開張，務追險絕。字畫風稜，氣勢奪人，以冀融會貫通開創自己的面目。晚年徐生翁先生的書風，則戢銳於內，振華於外，由縱而斂，能縱能斂，由力氣十足向天機真率，雍容大雅發展。書體漸趨於單一和穩定，用筆結構都顯得爐火純青，並構成了獨自的風格。
徐生翁先生在書法上的成功，是由三大要素組成的。首先，是他對書法藝術傳統有精湛的領悟，同時又有深厚的功力；其次，是徐生翁先生的膽識與藝術獨創性。他我行我素，師古不泥古，敢於創新，正如他的性格一樣，在藝術上同樣是嶔崎耿介；還有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廣博的學識與多方面的素養。
先生作書形式以楹聯為最多，數以萬計，且句無雷同。能見景生情，詞泛意切，妙趣橫生，如“又有石榴才一幅，時見松櫟皆十圍。”“湖山奇麗說不盡，篆隸高能世莫知。”“榮名知自鄙，聞道豈獨難。”等等，不勝枚舉。又用古詩句集聯，信手拈來，渾然天成。文革後期，我參加紹興市清理查抄書畫工作，見先生所書楹聯多達百數十件，餘於間隙時一一抄錄，也無重複之句。
先生信札，讀來親切感人，如致友人函：“劣書問久稽，甚歉。聞欲重印畫人傳，是否即瞻民著者？如果是瞻民著本，吾紹尚有數人，應須加入其中。區區一條，亦欲酌改。此意經託淡園兄轉告，有暇才希見示。專此，並頌吉祥。弟生翁上，三月六日。”於此更可見先生虛懷若谷，畫友相親的高尚風格。又如先生給五子翁雁的手書：“翁雁來稟收閱。一切事已詳我三十日函中，畫萃不佳。如舊貨攤上遇有徐天池、陳白陽、李晴江等粗筆印本，如價值便宜，隨便買幾本。但不必特地去尋覓也。一切事須謹慎。父字，十一月三日。”
生翁先生的篆刻同樣是敢於創新，戛戛獨造。他不拘泥於用繆篆治印，而以碑額、小篆入印，使印文的書寫性更強。他的篆刻以簡質勝，朴茂沉雄，風神流轉，不以仿效斑駁蝕缺、頹然古趣為能事。書畫所鈐之印，皆出於自家手鐫。早年，一代篆刻大家吳昌碩先生曾為生翁先生治印，然由於兩者的風格不協調故未採用。先生早年刻印，能得漢印挺拔、樸厚的趣味，而又能瀟灑飄逸，以十分經意入手，復以十分隨意出之。晚年所刻章，刀法簡括，渾穆勁健。先生的書畫，再加上他治的印章，遂成一件諧美的藝術佳品。鄧散木先生在《徐生翁》一文中曾說：“單刀正鋒，任意刻劃，樸野可愛。跟齊白石異曲同工。”
先生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得力於書法，而篆刻上的成就又給書法增添了新的意境。先生晚年曾贈我一方手刻印章，陽文：“生翁所作”，青田石質，高5.5公分，周2.5公分，結字簡約，氣息淳厚，看似平淡，卻厚朴可愛。先生除自用印章外，從不為外人刻印，自用印也不刻邊款。我在編輯《二十世紀書法經典·徐生翁》卷中，收錄了先生自用印九方，陰文五方。孫洵著《民國篆刻藝術》收錄徐生翁先生印兩方。於連成編《近百年書畫名人印鑑》，收徐生翁先生印鑑四方。此外我在1933年仲冬先生所作《梅石圖軸》見右下角蓋一閒章，狀若圖案，不解其意象。餘所見及收藏先生書畫，罕用此印。又日前作者晤先生愛孫是杭兄，言及早歲齊白石先生曾寄畫作及圖章給祖父。
生翁先生的畫一如其書，極重氣韻，亦極講究佈局、章法，非常得勢。他畫松針、梅枝如作篆、隸，凝重剛健；畫荷、菊一如大草，奔騰飛舞，處處滲透著金石、書法的功力。如果把他的繪畫和書法對照起來看，就更能看出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他的書和畫相融相通，書中有畫，畫中有書，就是他的特徵。
生翁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一直以鬻書、畫為生，雖生活清寒，卻不失耿介之性，昔北洋軍閥河南督軍趙倜，出重金要先生去做他的代筆，被先生嚴詞拒絕。先生為人敦厚正直，從不趨炎附勢，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紹興淪陷，愛子被日寇殺害。國仇家恨，令老人悲憤不已，因先生一家食口眾多，無力遠避，乃去附廓小云棲寺暫寄。日惟靠糊火柴盒，種些園菜苦苦度日，敵寇、漢奸迫其寫字作畫，先生默然以對，後漢奸樓某出巨資索字畫，先生凜然拒絕。有人以先生一家嗷嗷待哺相勸，先生說：“我不要這種造孽錢。”錚錚之言，擲地有聲。與此同時，先生曾作荷軸，寄贈遠在浙西后方的摯友沈紅茶先生。畫上題：“不染”以明志。明末的鄉賢王思任曾說過：“夫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魯迅先生也說：“身為越人，未忘斯義。”亮節高風一脈相承，蠡城有光。
“三百年來一枝筆，青藤今日有傳燈”——20世紀20年代紹興著名詞人王恕常(素臧)對徐生翁先生的評價，是十分精當的。
沈定庵：浙江省文史館館員、蘭亭書會名譽會長。曾任蘭亭書會會長、第二屆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第一屆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