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 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
往後的幾十年，他跟他的繼承者們在亞洲以及歐洲的廣大地區，進行這長期的征戰，不斷擴大蒙古國的疆域。甚至將東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的多民族居住地區連成了一片。
蒙古四大汗國
這個幅員遼闊、人口與民族眾多的龐大帝國，通過四通八達的驛站和伸向南海、印度洋的遠洋航線，讓亞、歐、非許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和習俗的民族有了廣泛的交流。
這一時期的波斯地區，即蒙古帝國的藩屬國——伊爾汗國，跟帝國本部的元朝，有著比其他諸汗國更深層次的交往。
1）伊爾汗國在何方？
1251年，拖雷長子蒙哥繼承汗位。
次年，他的六弟旭烈兀，帶著兄長“從阿姆河兩岸到密昔兒（埃及）國土盡頭的廣大地區內，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習慣和法令”的囑託，開始了第三次西征。
蒙古三次西征路線圖
旭烈兀的大軍渡阿姆河西進，迅速降服了地處波斯的木剌夷國（詳細瞭解：歷史 | 刺客信條的最終倒掉：旭烈兀覆滅山中老人記）
1258年1月底，他的軍隊向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達發起總攻。2月10日，哈里發穆斯臺綏木率眾投降，阿拔斯王朝宣告滅亡。
旭烈兀軍隊圍攻巴格達（原圖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蒙古軍隊進入巴格達後，展開了超過一個星期的屠城。
據史料記載，有80萬居民在這次屠殺中喪生，至於王朝的末代哈里發穆斯臺綏木，被“氈裹著縱馬踏死”，其家族成員被盡數誅殺。
這次屠城，被認為是伊斯蘭曆史中最具破壞性的事件之一。
巴格達的陷落，讓整個伊斯蘭世界陷入恐慌。
當年8月，摩蘇爾、法爾斯及小亞細亞羅姆蘇丹國的統治者相繼祝賀旭烈兀成功佔領巴格達，並表示歸順。
同時，旭烈兀還接受了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和安條克公國波赫蒙德六世的歸誠，組成了蒙古—拉丁同盟。
1259年，旭烈兀兵分三路，進攻敘利亞。次年1月，他的軍隊佔領敘利亞北部重鎮阿勒頗，10餘萬人慘被俘虜。
內陸各地懾於蒙古軍威，紛紛請降，大馬士革、哈馬、霍姆斯諸城達官顯貴派人覲見旭烈兀。
蒙古軍隊稍作喘息，快速南下進攻敘利亞國都城大馬士革。
諷刺的是，敘利亞（阿尤布王朝）的統治者納昔爾，在得知阿勒頗陷落的消息後，選擇提前跑路了（最終還是被俘虜了）。
1997年的大馬士革
蒙古軍隊兵臨城下，“無主之城”大馬士革陷入慌亂。
異密宰奴丁蘇黎曼，即以宰奴哈菲齊之名召集諸紳士長開會，決定把城獻給旭烈兀，以免流血。旭烈兀賜予錦袍，並命其為敘利亞的大斷事官。
儘管鎮守大馬士革的兩三萬守軍拒絕投降，但很快也被蒙古軍隊擊敗，旭烈兀亦全部佔領敘利亞。
不過，在攻佔大馬士革後，他的軍隊受到了密昔兒（埃及）援軍的反攻, 不得不退出敘利亞。
埃及的“奴隸兵”馬穆魯克騎兵，成功抵擋住了蒙古騎兵西行的腳步
最終，旭烈兀以波斯為基礎，建立了伊爾汗國。
旭烈兀和妻子脫忽思哈敦
伊爾汗國東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上游，西及伊拉克和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南臨波斯灣，北抵高加索山，定都桃裡寺城，即伊朗大不里士。
2）伊爾汗國與元朝的文化交流
為了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需要，蒙古統治者四處設立驛站，開闢驛路。就像波斯史學家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記載的那樣：
他們的領土日廣，重要事件時有發生，因此瞭解敵人的活動變得重要起來，而且把貨物從西方運到東方，或從遠東運到西方也是必要的。為此，他們在國土上遍設驛站。
到合贊汗（汗國第七位君主）統治時期, 其驛站可通達“漢地、忻都思丹（印度）和其他遠近各國”。
合贊汗
據17世紀中亞著名《突厥世系》的作者阿不勒·噶齊記載：
（因為驛站的建立）在伊朗和都蘭（今中亞）之間的一切地方，享有這樣一種安寧，頭頂金盤，自東向西，不會遭受任何人的侵犯。
西域驛站的建立，更使東西方人民往來更加頻繁和便捷。人們通過驛站“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
在元朝建立近百年中，與伊爾汗國（波斯地區）的交往，一直都是依靠發達的驛站系統有序地進行。在元朝與西亞、歐洲的交往中，伊爾汗國更承擔著橋樑的作用。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相比於其他汗國，伊爾汗國跟元朝“關係更鐵”？
從血緣上說，伊爾汗國的締造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親弟弟，同屬於拖雷系。更何況，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鬥爭中，旭烈兀還忽必烈的堅定支持者。
伊爾汗國尊奉元帝為宗主，諭旨鈐（頒發諭旨所用的印章）用元廷所賜“輔國安民之寶”、“王府定國理民之寶”等漢字印璽。
歷代汗王，幾乎都以元廷詔諭而繼位；那怕是汗王娶妃，也要奏請大汗恩准，並以大汗賜婚為殊榮。
伊爾汗國與法王腓力四世的文書，鈐有“輔國安民之寶”方印
另外，雙方還有諸多交換官吏的記錄。
譬如全面負責伐南的伯顏，原本是伊爾汗國出訪元朝的“全權大使”，因為深得忽必烈賞識，隨即被留作侍臣，共謀國事。
伯顏畫像
而忽必烈的丞相孛羅，則因為得到了旭烈兀賞識而留在了伊爾汗國。
從地理位置上講，伊爾汗國是自古以來的中西交通要道，再加上本土的回回人善於自古以來就有經商的傳統。因此，伊爾汗國的工商業和邊境貿易都頗為發達，跟元朝的經濟文化交流也十分廣泛。
《元史》記載：泰定三年(1326年)，伊爾汗國不賽因以西馬、駝、獨峰駝、虎、玉等物上貢達五次之多。
兩國的交往不只限於陸路，雙方使臣、商賈也常乘船經印度洋、南海海道而交往。
尤其是海都（窩闊臺之孫，忽必烈的“鐵桿”反對者）叛據中亞以後，通過海上交通加強與伊爾汗國的聯繫更為重要。
據元人黃溍《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載：
嘉興人楊樞於大德五年（1301年），“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汗所遣使臣那懷等如（入）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
宋元時期泉州港對外貿易線路圖
楊樞所行的海道，一般由泉州港出發，繞過中南半島至印度洋，在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登陸，進而至伊爾汗國都城大不里士。
早在蒙古帝國建立伊始，西域回回人（以波斯居多）就進入了漠北高原；蒙古西征時期，蒙古人與西域回回人的交往更為頻繁。
元朝建立後，兩者的交往更是達到高峰，其中不乏軍士工匠、商旅、教士、醫生、學者等。
1269年，蒙古軍久攻襄陽、樊城不下。元軍主帥、畏兀兒人阿里海牙以西域回回炮威力甚大，乃建議世祖徵西域回回炮手前來助戰。
於是，忽必烈便“遣使徵炮匠于波斯”，伊爾汗國阿八哈汗派以善造炮而名揚西域的回回炮手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等一批迴回炮手和工匠。武器升級的蒙古軍隊，很快就佔領了襄、樊二城。
襄陽砲（通“炮”）
嚐到了甜頭的忽必烈，不僅召集更多的回回炮手東來，併成立回回炮手總管府，令其效力於滅宋的各個戰場。
除了回回炮手，忽必烈還曾“有旨，徵回回為星學者”。
元朝建立後，大量在伊爾汗國馬拉格天文臺工作的波斯天文學者，被徵調進入元朝設置的回回司天監，以伊斯蘭天文學體系進行天體觀察與曆法推算。
另外，當時的元朝境內還有不少來自波斯的伊斯蘭教士。
當時的元朝人，以波斯語音稱伊斯蘭教徒為木速蠻（Musulman）或木速魯蠻，對伊斯蘭教士則以波斯文Dashmand的音譯，稱為答失蠻。
3）伊斯蘭文明在中國
8~12紀是伊斯蘭文化最輝煌的時代，對亞、非、歐不同信仰、不同種族人們有著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影響。
儘管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滅亡，使得伊斯蘭文化受到了不小的衝擊。但這一時期局部地區伊斯蘭文明的發展，仍在繼續著。
以伊爾汗國都城大不里士、馬拉格地區及中亞撒馬爾罕等地知識的繁榮，是伊斯蘭文化發展的餘緒，其影響遍及亞洲陸地的各族人民。
隨蒙古遠道東遷的波斯人，由於具有高超的文化和優良的技藝，而受到蒙古統治者的賞識和重用。“回教系的學問、技藝、文物、衣食亦隨之傳播到元朝”，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
坦誠的說，元朝與西域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對象是伊斯蘭地區，更準確地說，是以伊爾汗國為交流對象的。
就像李約瑟先生說的：
在元代，阿拉伯人（以波斯人與中亞人為主）在中國科學技術中所扮演的角色，同印度人在唐代的角色十分相似。
李約瑟
以伊斯蘭天文學為代表的諸多知識與成果，正是隨著蒙古對波斯地區的征服而傳入中國的。
元朝的郭守敬設計有13種天文儀器，其總數和波斯馬拉格天文臺的儀器相等，這些儀器是在1276年以後設計製造的。
郭守敬
馬拉格的儀器，則在13世紀60年代便已經完成並用於觀測了。
曾在馬拉格天文臺有過工作經歷的回回人紮馬魯丁，在大都（即北京）主持製造了7件被稱為“西域儀象”的天文儀器。
紮馬魯丁
郭守敬正是通過回回司天監和紮馬魯丁的“西域儀象”，深度學習了伊斯蘭天文學的知識，在天文儀器的設置上也吸收了伊斯蘭天文儀器的長處。
伴隨著波斯天文學家的東來的，
還有琳琅滿目的伊斯蘭天文書籍。在《元秘書監志》中錄有“回回書目”195部，“自元世載入, 藏之府庫, （後）而為流寇發出者，天文地理之書, 思過半矣”。
其中“積尺諸家歷四十八部”（天文歷表）是1272年剛剛完成的波斯文的《伊利汗天文表》。
許多天文數據，需要通過數學演算才能得出結論。因此，伊斯蘭數學知識也伴隨著天文學者傳入到了中國。
在當時，已開始採用“0”空位、阿拉伯數碼、土盤算法及弧三角學等伊斯蘭數學知識。
值得注意的是，來自伊爾汗國的波斯人紮馬魯丁，還是元初伊斯蘭地理學東傳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國地理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曾主持編纂了我國古代官修的第一部規模較大的全國地理總志———《大元大一統誌》。
大元大一統誌
此書按例在每一路卷首繪有彩色地理小圖，並繪製一幅彩色“天下地理總圖”；分卷各路地圖內，還兼有西域回回等地之圖，內容極為詳實。其卷帙之富，是以前中國地理志所不能比擬的。
早在蒙古帝國時期，波斯文就有流傳之勢。
蒙哥汗時，所有官員由“諳習波斯文、畏兀兒文、契丹文、土番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種書記隨同，以致無論向什麼地方宣寫敕旨, 都可以用該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頒發”。
到了元朝時期，伴隨著大量波斯人東來，波斯文也開始在中土流行。
1289年，忽必烈批准尚書省奏議，設立回回國子學；1314 年，改為回回國子監，監官“篤意領教”亦思替非文（阿拉伯文）和回回文（波斯文）。
元朝時期，我國的陶瓷工藝從波斯陶瓷工藝中獲益頗多，其中的代表就是眾人皆知的青花瓷技術。元代青花瓷以景德鎮為代表，其鈷料呈色大多采用進口，紋飾繁富，形制巨大，且多數運銷海外。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拍賣成交價摺合人民幣約2.3億元
日本陶瓷學家三上次男先生認為：
在景德鎮燒製的潔白素地的瓷器上，用鮮豔的鈷藍描繪出花紋、鳥獸紋或風景、人物等的青花瓷，我認為是蒙古帝國元朝統治下的中國，在波斯的伊斯蘭陶器藝術影響下產生的。
另外，波斯回回人在毛棉紡織業也頗有建樹。
元朝建立後，蒙古貴族常有所謂的內庭大宴，即“質孫宴”。宴會要求從皇帝到貴族大臣，甚至連近侍、衛士、樂士等均統一穿著上下有別、等級身份不同的一色服裝。
按照當時內府定製，這種質孫服必須用“納石失”織成。
“納石失”為波斯語Nasish的音譯，即“縷皮傅金為織文者也”，是一種繡金錦緞，源於波斯地區的一種金絲紡織技術。
納石失
由波斯工匠所織的納石失，品質優良，深得蒙古貴族的喜愛，有些織品甚至成為皇帝賞賜臣下的貴重物品。
納石失
除質孫服外，像皇帝衣著服冕中的玉環綬和履，朝廷舉行重大祭祀活動時宮廷儀仗隊的服裝，蒙古王公貴族、朝內百官所用物品等, 也多以納石失製成。
為此，元朝專門設置別失八里局、弘州人匠提舉司、納石失毛段二局、興和路蕁麻林人匠提舉司和弘州、蕁麻林納石失局等機構，旨在加強其生產與管理。
鑌鐵器具的製造，也是由波斯地區傳入元朝的又一重要手工技藝。
有關鑌鐵的記載儘管早已有之，但都言其產於西域諸國。直至元朝，隨著西域工匠的大量入華，元朝不僅有了自己的鑌鐵生產，而且政府還專門設立相關機構加以管理。
元朝的鑌鐵生產，主要由提舉右八作司和鑌鐵局負責。其中，鑌鐵局生產的器具主要為上都、大都兩京怯薛侍衛所用的刀、劍器和蒙古貴族所需的生活器具。
4）總結
總的來說，彼時伊爾汗國與元朝在各領域的交往，因特殊的政治環境，較之過往大為拓展。
而波斯地區文化與技藝的傳入，由於得到元朝政府的高度重視，在中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大大豐富了元朝中國文化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