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列於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施友照片。他穿著鬆鬆垮垮的白襯衣，扶著一把鐵鍁站在黃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風吹日曬的粗糲面頰上帶著茫然的笑容。
陳列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夯土標本”。
M53號墓發掘現場。
M53號墓。
土，大地的年輪。層層的塵土堆積，將過往的時代掩埋在地底，土層上又建造起新時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將現代與過去分隔開來。北京，地上，中國現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歷史正在沉睡。但有時，沉睡在地下的過去也會被驚醒。驚醒它的有可能只是一把最平平無奇的鐵鍬。
1963年10月，一位叫施友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鎮黃土坡村農民只想挖個菜窖，卻不想挖出了兩坨生滿暗綠色銅鏽的銅疙瘩。此時儘管大躍進運動的熱浪逐漸消散，但村民們看到金屬物品的第一反應，還是田間地頭剛消失不久的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土高爐。
青銅器學家程長新回憶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負責文物搶救工作時，就曾從廢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屬冶煉廠揀選出四件珍貴的戰國時期燕國青銅器。據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進行的一項統計，在那段非常時期，僅從熔爐前搶救出的各類金屬文物就達到117噸。
幸運的是，這兩件銅疙瘩並未遭此厄運。一位見過世面的村民告訴施友，距離村子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城裡，有個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兒才是地裡挖出來的東西最該待的地方。於是，1964年初，施友把兩個銅疙瘩裝進袋子裡，一路顛簸地來到北京，並最終在琉璃廠找到了傳聞中的文物商店。
琉璃廠，曾經享譽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場，從弗利爾美術館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館中的明清御窯珍品，如今全球頂級博物館中最引人矚目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太半都曾在這裡經手出入，無數古玩書畫的傳奇故事在這裡流傳。
儘管當施友到來時，這裡已然輝煌不再，但傳奇故事仍給他安排了一個角色，只是他的高光時刻，在兩個銅疙瘩擺上櫃檯時就迅速畫上了尾聲。店員在仔細檢查後發現，這兩個銅疙瘩的歷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們是周代貴族祭祀宴飲的禮器，其中一件是鼎，內部鑄有“叔作寶尊彝”的銘文；另一件是爵，鑄有“父癸”兩字銘文。根據兩年前頒佈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切現在地下遺存的文物，都屬國家所有”。這兩件文物被當即扣下，收歸國有。“當時給了他一塊錢路費作為獎勵”，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空曠的展廳裡，辦公室主任陳國棟指著牆壁展板上的一張照片說道。
施友本人或許無法理解他無意間的發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在博物館的解說詞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發現被追溯到1945年。根據一種流傳的說法，一位名叫吳良材的業餘考古學家，出差途經琉璃河時，在這裡蒐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手中。蘇秉琦通過對這些陶片的研究，認為這是處有價值的遺址。“這些陶片後來也沒找到。但實際上，陶片也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而施友發現的鼎和爵這兩件三千年前貴族專享器物，可以據此推斷出應該有貴族在這裡生活。按照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貴族應該居住在城市中。那麼這裡應該有座城市。
這條邏輯線看起來順理成章，指引的線頭——那兩件珍貴的青銅器——也已經發現。但還需要一雙敏銳的眼睛把它們串聯在一起。
“差一點”
被遺忘、被錯過的地下都城
一片拆遷中的農舍，隨處可見的斷磚碎瓦點綴著生長茂盛的莊稼地和灌木叢。根據規劃，這裡將會建成一個考古遺址公園。儘管時過境遷，但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仍能認出當年的遺蹟，“這是當年我們發掘的灰坑，就是你們平常說的垃圾堆”，趙福生指著車子前方一個十字路口說道。這位年過七旬的考古學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滿頭銀髮剃成短短的毛寸，記憶力和表達能力就像身手一樣敏捷。
這個灰坑，或者說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說是趙福生考古生涯的開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琉璃河鎮，跟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進行發掘工作。那次發掘源於鄒衡的一個推想，他推斷這裡很可能是先秦時代一個重要的諸侯國，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國如今聲名赫赫，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聽過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荊軻的幕後主使正是燕國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們對燕國的所知便寥寥無幾。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燕召公世家》時就發現，燕國史料匱乏佚散、淆亂錯訛之處頗多，而且似乎備受前代史家輕視，春秋時代史家左丘明在《左傳》中對燕國的記述屈指可數，《國語》中竟沒有專門的《燕語》，關於燕國的內容全部附記於他國的記載之內。當司馬遷敘述燕國早期歷史時，只能用最簡略的筆法，講述武王伐紂之後，將自己的同姓同輩召公奭封於北燕。之後，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筆帶過。佔據了燕國八百年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歷史記載的空白處，恰恰是考古學者大顯身手的領域。自1956年起，鄒衡就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燕國最初的都城。北京的盧溝橋、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都曾被懷疑過是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經過調查，又都被一一否決。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隊（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隊員蘇天鈞告知他，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希望他前去調查。這一次，他和三名學生在調查性試掘的探溝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但仍不足以證明這裡就是西周初期燕國的都城。
1972年，這片沉寂的遺址再次變得喧嚷起來。這一次，前來發掘的人員從最初的四個，變成了四十多個。而趙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聽說過工農兵大學生嗎？我那會兒就是。本來大學應該一二年級先學基礎知識，到三四年級再去實習。但我們那會兒要求對大學進行‘上、管、改’，由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去管理大學、改造大學，要改造原先陳舊的教學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們剛剛上了兩個月課，考古知識只學到舊石器時代，就被拉到琉璃河這個地方進行實習了”，趙福生望著車窗外一掠而過的農田，發出坦率的大笑：“我們剛開始什麼也不會，也不知道，就會挖地，鄒衡先生讓我們挖哪兒，我們就挖哪兒，邊挖邊學，這叫‘在實踐中學習’。”
趙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學們，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隨著這位熟練的考古學家學習如何尋找歷史拋灑在土中的物證。趙福生回憶自己曾找到過一片西周時期的陶質屋瓦：“我把它拿給鄒衡看，他看了很高興，還教我在筆記本上把它的樣子畫下來，但那片瓦後來不知道哪兒去了，筆記也找不到了”。這塊失落的瓦片當然也是一塊物證，證明人類在這裡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但這仍然不能證明土下必定藏著一座被湮沒的地下都城。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場發掘，最恰當的就是“差一點”。鄒衡在發掘前，自然也聽聞了八年前農民施友從菜窖裡挖出兩件青銅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帶領四五名學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卻一無所獲。事實上，這條探溝只要再向南多挖幾米，就會挖到大片燕國墓地。
鄒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些人質疑他的判斷，甚至貼出大字報指控他欺上瞞下，故意將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轉機終於在1973年春天發生。趙福生回憶道，那是因為開春時黃土坡修路，“在鐵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側，發現了兩座墓葬，還發現了青銅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進行了一次全面勘察發掘，發現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渙然冰釋：“大家看見挖出東西來了，就都興奮了，不罵鄒衡先生了。”
但鄒衡此時已調離了琉璃河遺址發掘現場。直到多年後他回到這裡，那時，一切都已塵埃落定。
“令克侯於匽”
由青銅器指引的燕國都城
線索已經被串聯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時間逐步消化這一巨大的發現。隨著發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發現接踵而至。雕琢質樸的玉器、鑲嵌螺鈿的漆器，光潔的原始青瓷，輕輕叩擊還能聽到清越的聲音。
最重要的當然是青銅器。各種器物從祭祀的禮器到車馬輔件一應俱全。在一座標記為M253號的墓葬中，發現了迄今為止北京體量最大的青銅器。這尊青銅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據內壁鑄造的26字銘文，它屬於一位名叫堇的貴族。這位貴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貢獻食物，因此獲得了太保的賞賜，鑄造了這尊鼎。銘文中出現的“匽侯”即是燕國的國君；而太保，則被認為是受封燕國的召公或他的後代。
堇鼎的銘文佐證了《史記索隱》中的記載：召公奭雖然受封於燕，但本人沒有就封，留在都城繼續輔佐王室，只是派遣長子前往燕國。之後，召公奭長子一系世代繼承燕國君位，而他的次子則在京城繼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地位已經毫無疑義。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發現開始正式發掘。那是一座標記為M1193號的龐大墓葬。令考古學者們震驚的是，它擁有四條墓道。在禮制等級嚴格的周代，這意味著墓葬的主人屬於王侯一級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國的國君本人。但尚不確定是哪位國君，端賴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帶有銘文記載的青銅器。然而，這座墓葬已經多次被盜。究竟還能遺留下什麼文物，沒人說得清楚。
發掘進入11月，凜冬將至，土地一旦封凍，就只能放棄發掘，等待來年開春化凍再繼續進行。就在準備停止發掘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員，意外地從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兩個多月後，除鏽工作完成。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立刻成為考古和歷史學界矚目的焦點。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儘管字數在周代青銅器中並不算多，但記載的內容卻極為關鍵。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五個字：
“令克侯於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為諸侯。
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終敲定。而M1193號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國的召公長子、燕國的第一代國君姬克。
“這些都是複製品，真的應該都在首都博物館”，趙福生俯身透過玻璃，看著裡面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當年參與發掘遺址的趙福生，成為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他解釋說當時文物盜掘猖獗，而博物館的保衛力量卻很薄弱：“只有幾個僱來的村民當保安，還有我這個半大老頭子。”“所以我乾脆就都用複製品。”
“這裡只有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傢伙，沒人想搶這些東西”，趙福生向一個展櫃走去，那是一大塊黃土疙瘩。它陳列在玻璃展櫃裡，前面的標識牌寫著“夯土標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築起來的。”
今天村民腳下的田地，就相當於三千年前古人頭頂的天空。土層層累積，蓋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個挖菜窖的農民驚醒。於是過去和現在發生了聯繫，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頭頂。
“殉人”
野蠻及其邁向文明的變革陣痛
兩個男孩或許能猜到自己即將面臨什麼。畢竟，有太多和他們一樣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儘管他們一個十三歲，而另一個只有九歲，本應有著屬於這個年齡少年的健康與活力。但他們年輕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了。他們被套上有生以來最奢侈的衣服（在那個年代，這可能更多意味著有衣服可穿），脖子掛上了石頭、貝殼和骨頭做成的項鍊，腰間配上了青銅短劍，在送葬的人群中顯得分外亮麗顯眼。
這兩名被殉葬的男孩屬於標號M53號墓。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裡，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馭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
中國古代文士喜歡將上古三代想象成禮儀道德的典範時代，聖君賢王代代相傳。只有少數文獻提及殉人這一行為。譬如《墨子·節葬》中提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詩經》中的《秦風·黃鳥》被認為是秦人哀慟三位良臣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以人殉葬是一種制度，更沒有人敢想象這一殘忍的制度在由聖君成湯建立的商代達到巔峰。1934年，安陽商代殷墟遺址發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學家們震驚地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殺現場：一行行頭蓋骨、一副副整齊排列的骨架。絕大多數屍首分離。1935年，更大規模的一場發掘發現了10座大墓，由此發現了更多的人殉。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發的率領下，攻進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紂王受辛兵敗自焚而亡。商朝覆滅，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後世史家文人認為是以仁義之師征伐不仁暴政的典範。但關於這場革命的一份文獻《逸周書·世俘解》卻記載了一場大肆屠戮戰俘的慶功典禮：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如此殘忍地對待戰敗的殷商臣子和戰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與周武王仁義之師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國古代學者對這段記載或是避而不談，或是斥為偽作。但現代學者認為，這段記載很可能描述的是當時的真實情形。而周人這樣做的目的，也並非因為他們和被滅亡的商人一樣殘忍嗜殺，而是出於對等原則，對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還血的同態復仇。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報復後，周人對投降的殷遺民仁德以待，博物館裡兩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復”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賜予貝幣，攸還被特別賜予畫衣。當然，這些周人對殷遺民的仁德恩賜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蠻暴虐的餘毒需要時間來洗滌，而洗滌的過程中又難免產生新的犧牲者，他們是野蠻邁向文明的變革中的陣痛。
在這裡，有一個貌似意味深長的細節，那就是M52號墓的主人復，這位下葬時躺在重錦畫棺中的殷遺民貴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開時他的骸骨早已朽爛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為只用竹蓆包裹，所以骨骼與泥土中的礦物質進行了交換，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多少給人一種歷史有意諷刺的錯覺。
“目前”
尋找最早北京的故事並未結束
首都博物館展廳，柔和的燈光下，西周燕都遺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著一雙雙好奇的目光。它們是三千年前一個國家都城在這裡創建的明證。它們被深埋在地下，鑲嵌在歷史的年輪裡，直到被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發現、解讀，揭開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歷史。
但這段歷史並未講完。琉璃河地區發現的遺址雖然已經被證實是燕國始封之地的國都，但這座都城僅僅存在了不到三百年的時間，便遭到廢棄。廢棄的原因至今不明。這座遺址最奇怪之處，是北城牆保存完好，但南城牆卻只有斷斷續續的幾點護坡殘垣。
“你看，這上面只有幾個點，南城牆就只剩下這麼點”，李亮用手指著圖示上的幾個模糊不清的點和虛線：“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這道城牆究竟有多寬，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麼樣。我們現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沖毀了。而這場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導致燕人放棄這個國都的原因。”
趙福生卻根據自己考古發掘時的發現，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宮殿區發掘時，他發現了大量建築構件都有燒焦的痕跡。這證明這座宮殿應該曾被大火焚燒過：“這裡也許發生過動亂或是戰爭，所以才會著這麼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夠倒黴，同時遇上外敵入侵和洪水，不得不棄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歷史倏然終結，在這座國都被廢棄後，一些平民似乎還留在這個地方，但居住的痕跡只延續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時間流逝，塵土堆積，遺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遺忘。新的移民來到這裡，建造屋舍、種植莊稼，修築城牆，然後又被廢墟。週而復始。直到有一天，一位農民在挖菜窖時挖出了兩個青銅器，抱著它們放在了琉璃廠文物商店的櫃檯上。
但尋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並沒有在這片遺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館陳列燕都遺址出土文物的展櫃兩旁，還陳列著從北京其他地方發掘出的青銅器。1977年，平谷縣劉家河的一位農民在村東水塘邊取土時，偶然發現了一批文物，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鑄造精湛的方鼎、圓鼎、鬲、盉等多件禮器，甚至還有臂釧、耳環和一串綠松石項鍊。通過研究發現，它們屬於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從這些發現的商代文物來看，或許應該換個更嚴謹的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馮好微笑著說：“應該加上一個‘目前’——西周燕都遺址是目前發現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許在我們腳下的某一個地方，還存在著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著某一天被發現。”
撰文/李夏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