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歷史故事# 一部人類史，就是一部戰爭史。一場戰爭可以讓文明走向沒落，讓蠻荒走向文明，讓先進更加先進，讓落後更加落後。《道德經》有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戰城南》詩云“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秦、漢開始，中國作為一個大一統王朝向來以德化禮儀服人，極少主動攻擊周邊弱小國家。倒是周邊民族進攻中原地區反而是史書記載不絕，匈奴、五胡、金、遼、西夏、蒙古、後金等，無一不讓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遭受了莫大的磨難。也正因如此，在中國歷史上，當異族入侵，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戰與和之間就必然會發生激烈的碰撞。
對於已經跨過歷史迷霧的今天的我們，對是戰是和當然是有了清晰的認識，但身處迷霧的人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必須要在頂著巨大的壓力的情況下，在戰與和中作出決擇。綜合自己與敵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方面的差距，判斷強與弱，戰與和，作出選擇似乎不是一件難事。但無數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這個選擇題實在是天底下最難做的選擇題，選對了，化險為夷，選錯了，萬劫不復。然而，還有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就是，有權力作出這種選擇的人，或影響這種選擇的人，於國於民作出正確選擇的極少，將自身利益凌駕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作出選擇的卻極多。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宋高宗，這位患上了"恐金症"的南宋最高統治者因懼怕北伐成功會威脅到他的皇位，在抗金戰場形勢大好的情況下用十二道金牌命令岳家軍班師回朝，斷送了南宋最好也是唯一一次北伐成功的機會。還有就是本文將重點論述的另兩個典型：一個是明代宗、于謙主導的北京保衛戰，在土木堡慘敗、英宗被俘，瓦剌兵臨城下，兵無鬥志，朝內南遷求和之聲四起的情況下，他們力挽狂瀾，最終取得北京保衛戰勝利。另一個就是慈禧、剛毅主導的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不成卻引來八國聯軍侵華，導致京師北京被佔，被逼簽下《辛丑條約》，從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解體。
覆盤這兩場北京保衛戰，我們可以發現，戰爭固然與軍力強弱、民心向背有關係，但因何而戰才是決定這兩場戰爭勝利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于謙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激發了軍心、民心，北京城內君臣一心，官兵用命，取得一場看似必敗戰爭的勝利。而剛毅則逢君之惡，孽由自作，既不考慮民心士氣是否真正堪用，也不考慮即使打贏了這支臨時拼湊起來的八國聯軍，又如何應對聯軍後繼的大舉增援。將戰爭當成是威脅恫嚇的手段，色厲內荏，投機取巧，幾十萬義和拳民和清軍被區區二萬餘人的八國聯軍打得潰不成軍，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人民戰爭勝利的典範——瓦剌進逼中原時的北京保衛戰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師也先大舉進犯，王振慫恿明英宗親征，八月十六日，明軍在土木堡一敗塗地，三大營精銳二十萬損失殆盡，皇帝英宗被俘。也先趁勢率領幾十萬大軍與瓦剌大汗脫脫兵分兩路直逼北京。這些被明太祖朱元璋打跑、明成祖朱棣打殘的前元后裔，從未放棄過恢復蒙元統治的夢想，此時，榮光已經近在眼前，觸手可及。彼時的北京城內，僅有疲卒二萬，實力懸殊，朝野震動，南遷之聲四起。然而天佑大明，危機關頭兵部侍郎于謙挺身而出，怒斥南遷之議，並以宋室南渡意圖偏安江南最終窩囊亡國的教訓告誡太后及君臣力主抗戰。太后和監國郕王朱祁鈺也贊同于謙的說法，決心破釜沉舟，背城決戰，並升任于謙為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事宜。
于謙也慨然為己任，首先是提出“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擁立郕王朱祁鈺即位，是為明代宗，尊英宗為太上皇，破解了也先以英宗為人質要挾朝廷的陰謀（這也埋下了英宗復辟後殺于謙的伏筆）。其次，急調近京各地的備操軍、備倭軍、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增強京城及大同、宣府、居庸關、紫荊關等重要關口的防衛兵力，使京城兵力由數萬人迅速增加到二十二萬人。再次，嚴懲了一批無心備戰的將官、軍士，晝夜不停地打造兵器、盔甲，發動群眾把京師周圍上百萬擔的糧草運入北京，針對北京防禦特點把傳統的“三大營”改為十個團營。這一系列動作下來，僅僅一個來月，明軍戰鬥力就得到極大提升。最後，否決了大將石享等人提出的據城固守待援的打法，而是採用主動出擊背城決戰的戰略，將二十二萬大軍列陣於京城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西直門，正陽門，崇門文，宣武門，阜成門，德勝門）之外與瓦剌軍一決死戰，而於謙自己則選擇了主防北京城北面的德勝門，正面迎戰也先的主力。同時，于謙頒佈了明軍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連坐法：將不顧軍先退者，立斬；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違軍令者，格殺勿論！更狠的是，于謙下達了北京保衛戰中最殘酷也是最有效的一道命令：大軍開戰之日，從將士出城之後，立即關閉九門，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斬！
這就意味著此戰沒有退路的，只能勝不能敗。明軍的鬥志被徹底激發出來了，從十月十一日瓦剌軍抵北京城下，到十一月八日，明軍大敗瓦剌，瓦剌軍退出塞外，京師解嚴。經過數不清的戰鬥、流血、犧牲，明軍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也先被驅逐出長城，並最終在瓦剌內亂中被其族人所殺。于謙以他的人格，意志，信念，能力拯救了明王朝，成為了民族戰爭史上的傳奇。《明朝那些事兒》的作者當年明月將於謙評為大明王朝第二人，僅次於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的聖人王陽明。本人則認為，于謙所對抗的是異族入侵，當可為其加分不少，與王陽明並駕齊驅同為大明第一人可矣！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八國聯軍侵華時的北京保衛戰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慈禧太后幹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同時向英國、俄國、德國、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等11國宣戰。慈禧自然不是為了要國家富強，抵禦外侮才向列強宣戰的，而是因為列強不贊成她廢掉光緒皇帝，甚至要求她還政光緒（實際是被騙了），她感覺權威受到了挑戰，又加上兵部尚書剛毅等人為著逢迎這位太后老佛爺，極言義和團有神功加持，可濟大事，她老人家才毅然決然地在開戰的路上一去不復返。
事情的起因還要追溯到三年前的“曹州教案”。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一日，山東曹州德國天主教堂袒護與當地百姓發生衝突的信教教民，使得三十餘名非教民衝入教堂，打死了兩名德國傳教士。之後，德國以此為藉口，於十一月十四日強佔膠州灣，拘禁了奉命不抵抗的總兵章高元，並向內陸挺進。為避戰亂，山東難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苦不堪言。而洋教士及教民則幸災樂禍，甚至趁火打劫，為虎作倀，更兼官府軟弱，畏洋如虎，對良民只知誅戮鎮壓。為抗拒官府、教會和教民的欺壓，一些民間組織如大刀會、義和拳應運而生，會眾達到十幾萬人甚至更多，並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
光緒二十五年，滿族人毓賢接替因曹州教案被罷免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後，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的三大原則，並頒發“毓”字大旗，將大刀會、義和拳改組成為義和團。毓賢此舉，使得義和團運動迅速發展，拳民不僅反對築鐵路、開煤礦、辦學堂，還砸海關、撥電杆、封郵局，更有一些不法分子混跡期間，枉殺教民，搶劫財物，引來洋人的強烈抗議，要求清廷將毓賢撤職。毓賢去職後，由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他認為義和拳民畫符唸咒、刀槍不入的迷信斷難扶清滅洋，便一改毓賢的三大原則，對義和團運動採取全面鎮壓，義和團運動便從山東轉入直隸（河北）和京津地區了。
而此時，在“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已經感覺到了一心要變革圖強的光緒皇帝對她統治地位的威脅。雖然她已經將光緒軟禁在瀛臺，仍一心要廢除光緒帝位，換上一個更聽話的“兒皇帝”，也人選都定好了，即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並將其封為“大阿哥”，實際就是皇太子，史稱“己亥建儲”。但外國公使們都拒絕入宮朝賀，明顯反對慈禧廢掉光緒帝，讓慈禧大為光火，就動了利用義和拳運動去驅洋除教的心思，而這也是清政府對義和團時撫時剿、立場不明的核心所在。
但是經歷了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失利的慈禧對義和團能否擔當扶清滅洋重任，心裡面其實是打鼓的，這時，有兩個朝廷王公大臣對堅定慈禧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個是“大阿哥”溥儁之父載漪，因為洋人不贊成溥儁上位皇帝，他對洋人可謂是切齒痛恨，甚至在慈禧決定是否向列強開戰的關鍵時刻，偽造了一份照會，說洋人要求慈禧歸政光緒從而堅定了慈禧開戰的決心。另一個就是剛毅了，他之一味鼓動說義和團可用，純粹就是逢迎慈禧以堅固其寵臣地位，僅此而已。
剛毅，筆帖式出身，滿州鑲藍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因主戰受到慈禧的賞識，任軍機大臣兼禮部侍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因堅持反對戊戌變法，甚至主張廢黜光緒帝，升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成為慈禧親信。他還擔任戊戌變法失利後被殺的譚嗣同等人的監斬官，譚嗣同本欲叫剛毅上前，他有話要說，剛毅卻置之不理，徑令開斬。慈禧曾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份令朝中大員趙舒翹、何乃瑩前往涿州調研義和團實際情況，剛毅惟恐趙舒翹等的彙報結果不利於義和團，也趕往涿州，並在回京後向慈禧力言義和拳拳民英勇，忠心於國，神功可恃，如予以上等軍械，好為操練，就可以化為勁旅抗擊洋人，“雪恥強國，在此一舉！”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七日，在剛毅的鼓動下，慈禧許可拳民進入北京，拳民數量最高時超過十萬。義和團進入北京後，燒燬了多所教堂，二千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此後又陸續發生了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清兵打死的事件，清政府與列強的戰爭風險一觸即發。六月十七日，載漪偽造外國使團勒令慈禧還政於光緒皇帝的照會（以陷害光緒皇帝），慈禧勃然大怒，決心與列強開戰，隨後便令數千名義和團和清軍包圍東交民巷使館區。
六月二十一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十一國同時“宣戰”，並懸賞捕殺洋人，命剛毅為統率義和團大臣，率領清軍和義和團一同與八國聯軍作戰。英、美、法、德等國隨後以解救使館人員為名組成聯軍進攻北京。內閣學士聯元、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光祿寺卿袁昶、史部待郎許景澄反對向列強開戰，聯元建言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慈禧惱羞成怒，於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一日將這五人處死，即“庚子被禍五大臣”。
其實，所謂的八國聯軍，實際應為七國聯軍，因為聯軍“統帥”瓦德西是在七國聯軍攻破北京兩個多月後才率領七千德軍匆匆趕來的。七國聯軍的軍力具體如下：日本8000人，俄羅斯4800人，英國3000人，美國2100人，法國800人，奧匈帝國50人，意大利53人，合計18803人。這其中，英軍大部實為其殖民地印度的錫克兵，來自英國本土的士兵少之又少，法國則為徵發的安南僱傭軍。清政府方面，僅天津至北京沿途就有官兵和義和拳民近十五萬。可是，就這樣一支臨時拼湊起來無組織無紀律的雜牌軍，卻把剛毅率領的清軍與拳民打得潰不成軍。七國聯軍勢如破竹，僅二個月時間，便於庚子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攻佔北京廣渠門，八月十五日，慈禧攜光緒帝等皇室倉皇西逃，載漪、溥儁、剛毅隨駕從行。八月十六日晚，七國聯軍佔領北京。剛毅隨同慈禧太后“西狩”（西逃）陝西西安，途中因腹瀉死於山西侯馬鎮。之後列強將剛毅列為主要戰犯之一，要求清朝政府加以懲處，清政府以其先死，未加以追究，但追奪其原有全部官職。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需要向各國支付四億五千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相當於懲罰每個中國人一兩白銀，分三十九年償還，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後來，美國首先退還了部分賠款，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兩白銀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以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的清華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停止向這兩國賠付庚子賠款。賠款時間最長的是日本和法國，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國庚款。
《清史稿》論曰：戊戌政變後，廢立議起，患外人為梗，遂欲仇之，而庚子拳匪之亂乘機作矣。太后信其術，思倚以鋤敵而立威。王公貴人各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違，大亂遂成。及事敗，各國議懲首禍，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惡，孽由自作。然刑賞聽命於人，何以立國哉？
從實力對比來說，瓦剌的十餘萬騎兵戰鬥力絕對是高於臨時拼湊起來的所謂七國聯軍的，而於謙可以運用的兵力也遠不如統率幾十萬義和團和清軍的剛毅，而於謙大獲全勝，為大明王朝延祚二百年；剛毅節節失利，國勢終於不堪，袁世凱趁勢而起，清王朝最終土崩瓦解。分析這其中的原因，實際上就兩個字，一為“人”，二為“勢”
有“人”無“勢”，岳飛也；有“勢”無“人”，崇楨也；有“人”有“勢”，于謙也，無“人”無“勢”，剛毅也。
先說“人”。于謙公忠體國，清廉剛直，他心裡頭裝的是國家和民族，從不顧忌自身的榮辱得失，力排眾議主戰是因為他深知一旦棄城，則難免重蹈南宋覆轍，江南半壁最終也落入夷荻之手，為天下百姓計，為大明江山計，只能一戰。而剛毅極端排外，貪婪狠毒，媚主求榮，主戰純粹是揣摩慈禧心理，用國家利益作為籌碼逢迎西太后，不惜萬家流血以染頂珠紅而已。大敵當前時，于謙沉著冷靜，戰略、戰術、戰備無一不部署的井井有條，而剛毅則驚慌失措，戰無戰計，退無退策，甚至都不曾真正組織起一場像樣的北京保衛戰就隨著西太后逃之夭夭了，將諾大個北京城拱手讓於洋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老殘遊記》，用破船暗指清政府，以玉賢暗指毓賢，以剛弼暗指剛毅。這個被百姓稱作“瘟剛”的剛弼，只求自己邀功，不顧百姓死活，作者在書中憤怒地說道：“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
再說“勢”。自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建立明朝之後，大明國勢蒸蒸日上，蒙元殘餘勢力只能躲在沙漠啃沙子，土木堡雖僥倖大勝卻未傷到王朝根本，從山東、兩河、江南、川陝趕來的援軍對瓦剌已經形成反包圍之勢，可以說大明帝國的戰爭動員能力根本就不是啃了幾十年沙子的遊牧民族可以匹敵的，再加上不世出的軍事天才于謙的領導，大明王朝轉危為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清政府，經過近百年的閉關鎖國，史治腐敗，民不聊生，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即將被時代拋棄而不自知，在屢次敗於歐美諸強、沙俄、日本的情況下，竟然因為慈禧的一己之私，以及剛毅等人的逢迎之術，竟敢向十一國宣戰，其大無畏的無知精神著實令人駭然。
上有所好，下必喜之，慈禧與剛毅這對組合的出現，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