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历史故事#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一场战争可以让文明走向没落，让蛮荒走向文明，让先进更加先进，让落后更加落后。《道德经》有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诗云“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秦、汉开始，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向来以德化礼仪服人，极少主动攻击周边弱小国家。倒是周边民族进攻中原地区反而是史书记载不绝，匈奴、五胡、金、辽、西夏、蒙古、后金等，无一不让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遭受了莫大的磨难。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当异族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战与和之间就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
对于已经跨过历史迷雾的今天的我们，对是战是和当然是有了清晰的认识，但身处迷雾的人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必须要在顶着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在战与和中作出决择。综合自己与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差距，判断强与弱，战与和，作出选择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个选择题实在是天底下最难做的选择题，选对了，化险为夷，选错了，万劫不复。然而，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就是，有权力作出这种选择的人，或影响这种选择的人，于国于民作出正确选择的极少，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作出选择的却极多。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宋高宗，这位患上了"恐金症"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因惧怕北伐成功会威胁到他的皇位，在抗金战场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用十二道金牌命令岳家军班师回朝，断送了南宋最好也是唯一一次北伐成功的机会。还有就是本文将重点论述的另两个典型：一个是明代宗、于谦主导的北京保卫战，在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瓦剌兵临城下，兵无斗志，朝内南迁求和之声四起的情况下，他们力挽狂澜，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另一个就是慈禧、刚毅主导的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不成却引来八国联军侵华，导致京师北京被占，被逼签下《辛丑条约》，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解体。
复盘这两场北京保卫战，我们可以发现，战争固然与军力强弱、民心向背有关系，但因何而战才是决定这两场战争胜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激发了军心、民心，北京城内君臣一心，官兵用命，取得一场看似必败战争的胜利。而刚毅则逢君之恶，孽由自作，既不考虑民心士气是否真正堪用，也不考虑即使打赢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八国联军，又如何应对联军后继的大举增援。将战争当成是威胁恫吓的手段，色厉内荏，投机取巧，几十万义和拳民和清军被区区二万余人的八国联军打得溃不成军，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人民战争胜利的典范——瓦剌进逼中原时的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怂恿明英宗亲征，八月十六日，明军在土木堡一败涂地，三大营精锐二十万损失殆尽，皇帝英宗被俘。也先趁势率领几十万大军与瓦剌大汗脱脱兵分两路直逼北京。这些被明太祖朱元璋打跑、明成祖朱棣打残的前元后裔，从未放弃过恢复蒙元统治的梦想，此时，荣光已经近在眼前，触手可及。彼时的北京城内，仅有疲卒二万，实力悬殊，朝野震动，南迁之声四起。然而天佑大明，危机关头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怒斥南迁之议，并以宋室南渡意图偏安江南最终窝囊亡国的教训告诫太后及君臣力主抗战。太后和监国郕王朱祁钰也赞同于谦的说法，决心破釜沉舟，背城决战，并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事宜。
于谦也慨然为己任，首先是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拥立郕王朱祁钰即位，是为明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破解了也先以英宗为人质要挟朝廷的阴谋（这也埋下了英宗复辟后杀于谦的伏笔）。其次，急调近京各地的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增强京城及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的防卫兵力，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二十二万人。再次，严惩了一批无心备战的将官、军士，昼夜不停地打造兵器、盔甲，发动群众把京师周围上百万担的粮草运入北京，针对北京防御特点把传统的“三大营”改为十个团营。这一系列动作下来，仅仅一个来月，明军战斗力就得到极大提升。最后，否决了大将石享等人提出的据城固守待援的打法，而是采用主动出击背城决战的战略，将二十二万大军列阵于京城九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正阳门，崇门文，宣武门，阜成门，德胜门）之外与瓦剌军一决死战，而于谦自己则选择了主防北京城北面的德胜门，正面迎战也先的主力。同时，于谦颁布了明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连坐法：将不顾军先退者，立斩；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违军令者，格杀勿论！更狠的是，于谦下达了北京保卫战中最残酷也是最有效的一道命令：大军开战之日，从将士出城之后，立即关闭九门，有敢擅自放入城者立斩！
这就意味着此战没有退路的，只能胜不能败。明军的斗志被彻底激发出来了，从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到十一月八日，明军大败瓦剌，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经过数不清的战斗、流血、牺牲，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先被驱逐出长城，并最终在瓦剌内乱中被其族人所杀。于谦以他的人格，意志，信念，能力拯救了明王朝，成为了民族战争史上的传奇。《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将于谦评为大明王朝第二人，仅次于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本人则认为，于谦所对抗的是异族入侵，当可为其加分不少，与王阳明并驾齐驱同为大明第一人可矣！
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北京保卫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慈禧太后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同时向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11国宣战。慈禧自然不是为了要国家富强，抵御外侮才向列强宣战的，而是因为列强不赞成她废掉光绪皇帝，甚至要求她还政光绪（实际是被骗了），她感觉权威受到了挑战，又加上兵部尚书刚毅等人为着逢迎这位太后老佛爷，极言义和团有神功加持，可济大事，她老人家才毅然决然地在开战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三年前的“曹州教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德国天主教堂袒护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的信教教民，使得三十余名非教民冲入教堂，打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之后，德国以此为借口，于十一月十四日强占胶州湾，拘禁了奉命不抵抗的总兵章高元，并向内陆挺进。为避战乱，山东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洋教士及教民则幸灾乐祸，甚至趁火打劫，为虎作伥，更兼官府软弱，畏洋如虎，对良民只知诛戮镇压。为抗拒官府、教会和教民的欺压，一些民间组织如大刀会、义和拳应运而生，会众达到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并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光绪二十五年，满族人毓贤接替因曹州教案被罢免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后，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大原则，并颁发“毓”字大旗，将大刀会、义和拳改组成为义和团。毓贤此举，使得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拳民不仅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还砸海关、拨电杆、封邮局，更有一些不法分子混迹期间，枉杀教民，抢劫财物，引来洋人的强烈抗议，要求清廷将毓贤撤职。毓贤去职后，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他认为义和拳民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断难扶清灭洋，便一改毓贤的三大原则，对义和团运动采取全面镇压，义和团运动便从山东转入直隶（河北）和京津地区了。
而此时，在“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已经感觉到了一心要变革图强的光绪皇帝对她统治地位的威胁。虽然她已经将光绪软禁在瀛台，仍一心要废除光绪帝位，换上一个更听话的“儿皇帝”，也人选都定好了，即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并将其封为“大阿哥”，实际就是皇太子，史称“己亥建储”。但外国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慈禧大为光火，就动了利用义和拳运动去驱洋除教的心思，而这也是清政府对义和团时抚时剿、立场不明的核心所在。
但是经历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失利的慈禧对义和团能否担当扶清灭洋重任，心里面其实是打鼓的，这时，有两个朝廷王公大臣对坚定慈禧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大阿哥”溥儁之父载漪，因为洋人不赞成溥儁上位皇帝，他对洋人可谓是切齿痛恨，甚至在慈禧决定是否向列强开战的关键时刻，伪造了一份照会，说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从而坚定了慈禧开战的决心。另一个就是刚毅了，他之一味鼓动说义和团可用，纯粹就是逢迎慈禧以坚固其宠臣地位，仅此而已。
刚毅，笔帖式出身，满州镶蓝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主战受到慈禧的赏识，任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坚持反对戊戌变法，甚至主张废黜光绪帝，升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成为慈禧亲信。他还担任戊戌变法失利后被杀的谭嗣同等人的监斩官，谭嗣同本欲叫刚毅上前，他有话要说，刚毅却置之不理，径令开斩。慈禧曾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份令朝中大员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调研义和团实际情况，刚毅惟恐赵舒翘等的汇报结果不利于义和团，也赶往涿州，并在回京后向慈禧力言义和拳拳民英勇，忠心于国，神功可恃，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练，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击洋人，“雪耻强国，在此一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七日，在刚毅的鼓动下，慈禧许可拳民进入北京，拳民数量最高时超过十万。义和团进入北京后，烧毁了多所教堂，二千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此后又陆续发生了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清兵打死的事件，清政府与列强的战争风险一触即发。六月十七日，载漪伪造外国使团勒令慈禧还政于光绪皇帝的照会（以陷害光绪皇帝），慈禧勃然大怒，决心与列强开战，随后便令数千名义和团和清军包围东交民巷使馆区。
六月二十一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并悬赏捕杀洋人，命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清军和义和团一同与八国联军作战。英、美、法、德等国随后以解救使馆人员为名组成联军进攻北京。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光禄寺卿袁昶、史部待郎许景澄反对向列强开战，联元建言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慈禧恼羞成怒，于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一日将这五人处死，即“庚子被祸五大臣”。
其实，所谓的八国联军，实际应为七国联军，因为联军“统帅”瓦德西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两个多月后才率领七千德军匆匆赶来的。七国联军的军力具体如下：日本8000人，俄罗斯4800人，英国3000人，美国2100人，法国800人，奥匈帝国50人，意大利53人，合计18803人。这其中，英军大部实为其殖民地印度的锡克兵，来自英国本土的士兵少之又少，法国则为征发的安南雇佣军。清政府方面，仅天津至北京沿途就有官兵和义和拳民近十五万。可是，就这样一支临时拼凑起来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军，却把刚毅率领的清军与拳民打得溃不成军。七国联军势如破竹，仅二个月时间，便于庚子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攻占北京广渠门，八月十五日，慈禧携光绪帝等皇室仓皇西逃，载漪、溥儁、刚毅随驾从行。八月十六日晚，七国联军占领北京。刚毅随同慈禧太后“西狩”（西逃）陕西西安，途中因腹泻死于山西侯马镇。之后列强将刚毅列为主要战犯之一，要求清朝政府加以惩处，清政府以其先死，未加以追究，但追夺其原有全部官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需要向各国支付四亿五千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惩罚每个中国人一两白银，分三十九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后来，美国首先退还了部分赔款，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两白银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以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赔款时间最长的是日本和法国，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国庚款。
《清史稿》论曰：戊戌政变后，废立议起，患外人为梗，遂欲仇之，而庚子拳匪之乱乘机作矣。太后信其术，思倚以锄敌而立威。王公贵人各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违，大乱遂成。及事败，各国议惩首祸，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恶，孽由自作。然刑赏听命於人，何以立国哉？
从实力对比来说，瓦剌的十余万骑兵战斗力绝对是高于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七国联军的，而于谦可以运用的兵力也远不如统率几十万义和团和清军的刚毅，而于谦大获全胜，为大明王朝延祚二百年；刚毅节节失利，国势终于不堪，袁世凯趁势而起，清王朝最终土崩瓦解。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实际上就两个字，一为“人”，二为“势”
有“人”无“势”，岳飞也；有“势”无“人”，崇桢也；有“人”有“势”，于谦也，无“人”无“势”，刚毅也。
先说“人”。于谦公忠体国，清廉刚直，他心里头装的是国家和民族，从不顾忌自身的荣辱得失，力排众议主战是因为他深知一旦弃城，则难免重蹈南宋覆辙，江南半壁最终也落入夷荻之手，为天下百姓计，为大明江山计，只能一战。而刚毅极端排外，贪婪狠毒，媚主求荣，主战纯粹是揣摩慈禧心理，用国家利益作为筹码逢迎西太后，不惜万家流血以染顶珠红而已。大敌当前时，于谦沉着冷静，战略、战术、战备无一不部署的井井有条，而刚毅则惊慌失措，战无战计，退无退策，甚至都不曾真正组织起一场像样的北京保卫战就随着西太后逃之夭夭了，将诺大个北京城拱手让于洋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用破船暗指清政府，以玉贤暗指毓贤，以刚弼暗指刚毅。这个被百姓称作“瘟刚”的刚弼，只求自己邀功，不顾百姓死活，作者在书中愤怒地说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
再说“势”。自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建立明朝之后，大明国势蒸蒸日上，蒙元残余势力只能躲在沙漠啃沙子，土木堡虽侥幸大胜却未伤到王朝根本，从山东、两河、江南、川陕赶来的援军对瓦剌已经形成反包围之势，可以说大明帝国的战争动员能力根本就不是啃了几十年沙子的游牧民族可以匹敌的，再加上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于谦的领导，大明王朝转危为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清政府，经过近百年的闭关锁国，史治腐败，民不聊生，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即将被时代抛弃而不自知，在屡次败于欧美诸强、沙俄、日本的情况下，竟然因为慈禧的一己之私，以及刚毅等人的逢迎之术，竟敢向十一国宣战，其大无畏的无知精神着实令人骇然。
上有所好，下必喜之，慈禧与刚毅这对组合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