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被前法國駐香港總領事譽為"中國的大仲馬"，連金庸先生自己也曾多次公開聲明，說他只寫武俠小說，是因為受到大仲馬武俠小說的影響。他們兩人，分別是中西方的傑出小說家，雖然二人生活的時空相隔一百多年，生活的地域也相隔萬里。但是，這兩位中西方的文學大牛，在個人經歷、創作理念、形象塑造、文化追求等多個方面，都存在相似和不同的地方，而這些背後的原因，則是因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金庸和大仲馬小說
金庸，原名查良鏞，出生於1924年，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武俠小說家，被譽為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還與古龍、梁羽生、溫瑞安武俠小說家並稱為武俠小說的四大宗師。他的武俠小說，大多取材於中國古代的歷史，並因此塑造了很多打抱不平的俠客形象，描述了書中主角因各種原因而復仇的旅程，最後從個人恩仇昇華為替天行道。他的小說，很大程度提高了中國傳統武俠小說作品的想境界、藝術品位，作品背後，蘊含了非常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化氣息、歷史知識和民族精神。
而亞歷山大·仲馬出生於1802年，是法國19世紀的浪漫主義作家，被譽為是"通俗小說之王"。他的小說，多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歷史背景，也塑造了很多經典勇敢、機智、俠義的人物形象，書中主人公冒險的經歷，最後卻推動了歷史的進程。他的小說有歷史驚險之稱，他所塑造的人物，則是從法國普遍存在的價值意識中塑造出來的，其作品背後也蘊含了法國的文化氣息、歷史知識和民族精神。
但是，他們二人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以及處理歷史的處理方法上，卻又有差異。而這些差異存在的原因，是因為兩人在價值取向的取捨上有所不同，體現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將二者放在一起進行比較，能夠更好的把握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內涵。
金庸和大仲馬創作的相似之處
1，金庸、大仲馬相似的文學和文化活動經歷
金庸曾說："我所寫的小說，的確是追隨於大仲馬的風格。"並且，他在多次接受採訪時，都曾說自己非常的喜歡大仲馬，而他對大仲馬如此的喜歡，則是因為他們在文學和文化創作上的經歷非常相似。
比如，兩人在正式開始小說創作前，都曾寫過劇本。大仲馬寫過戲劇《亨利第三及其宮廷》，而金庸則寫過《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而這個相同的經歷，讓他們在後來的小說創作上，有很多的戲劇結構的成分，比如，小說情節上都有不同的高潮，情節跌宕起伏和戲劇對文學劇本的要求很像。
此外，他們二人還都創辦過報紙，其作品也多是在報紙上進行連載。比如，大仲馬自己辦過的報紙，叫做《火槍手》報。而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德·阿芒達爾騎士》，就是在《新聞報》上連載刊錄的。而他的另一本代表作《三劍客》則是在《世紀報》上連載的。
而，金庸曾經創辦了《明報》，甚至還在很多著名的報社出任過編輯，比如《大公報》、《新晚報》。而他的很多小說，都曾在報紙上連載，比如他的《碧血劍》是1956年在《香港商報》上進行連載的。他創辦的《明報》則連載了著名的《神鵰俠侶》。我們可以看出，這二位中西方的大作家，在人生經歷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這不僅影響了金庸對大仲馬小說的喜愛，甚至還影響了金庸的小說對大仲馬小說的看齊。同時，相同的經歷還讓他們在文學創作觀念上、文學作品的內涵上，甚至是文學作品的表現、描寫手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
金庸、大仲馬的小說都大量取材自歷史
而二人創作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就是，兩人的小說都大量取材自歷史。比如，大仲馬的小說，多取自於歐洲真實的歷史，比如大名鼎鼎的《基督山伯爵》，就是講的19世紀的法國皇帝拿破崙"百日王朝"時期的故事。而《三個火槍手》則是以法蘭西國王路易十三朝代，和權傾朝野的紅衣主教黎塞留掌權時期的歷史事實為背景，所創作的故事。他借用歷史的宏大背景、歷史人物，展開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描繪特定的人物形象，展示自己的寫作意圖，讓讀者在看完後，能夠讓人有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感覺。就像大仲馬自己所說："歷史是一顆釘子，是用來掛我的小說的釘子。"
而金庸在創作時，對歷史的態度也是和大仲馬的想法是一樣的。他曾經直言，說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教會他如何在創作時使用歷史，進行靈活的藝術創作。所以，他在進行創作的時候，也多以真實的歷史作為背景，為小說的歷史氛圍直接奠定下基礎，和大仲馬一樣都是為了增強故事的真實感，也有利於他在塑造人物時，能將人物塑造的時代更具特色。比如，《射鵰英雄傳》的故事是根植於南北宋相交時的宋金之爭，所以郭靖死守襄陽時，大俠的形象就躍然紙上。
而且，小說雖然是依託於歷史背景，卻並不改變真實的歷史走向。比如，成吉思汗的鐵蹄在文中也踏破了大宋的河山，康熙真的降服了鰲拜。但是，在尊重歷史結局的情況下，金庸卻靈活添加自己想象的情節，比如郭靖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喜愛，比如韋小寶和康熙結為好兄弟，甚至為他幾下江南。而《倚天屠龍記》是以元末明初為歷史背景，也出現了很多歷史人物，比如，常遇春和陳友諒等等是文中和歷史上都存在的人物，而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在對抗元兵時，表現出了驚人的軍事天賦。《天龍八部》中喬峰甚至和完顏阿骨打成了好兄弟。
金庸、大仲馬的作品都塑造了替天行道的俠客義士形象
其次，二人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都塑造出了替天行道的俠客形象。比如，大仲馬筆下的達達里昂，非常的善良勇敢，他冒犯了三個火槍手，原本都要決鬥了，突然之間紅衣主教黎塞留的衛兵出現了，他們仗著自己人多，對三個火槍手出言挑釁。但是，原本要和三個火槍手決鬥的達達里昂，卻突然之間加入到了火槍手的隊伍，幫助他們戰勝了紅衣主教的衛兵。他也因此得到了路易十三國王的欣賞，和三個火槍手成為了朋友，實現了自己的夢想。
而金庸小說中的郭靖，也是個仗義的人。他忠孝、愛國、善良，他為了信守和成吉思汗的承諾，願意和自己心愛的黃蓉分開；為了保家衛國，以平民之身，擔當起守衛襄陽的重任；為了和楊康的結義之情，甚至願意教養楊康之子楊過。他是集中國傳統大義為一身的人物，對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很正面的影響，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甚至，郭靖也得到了帝王的賞識，成吉思汗甚至打算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讓他做自己的金刀駙馬。
金庸、大仲馬文中英雄人物的復仇，擺脫了個人狹隘的"快意恩仇"
而在他們二人的小說中，"復仇"也是一個共同點。比如，《基督山伯爵》中，主角唐泰斯，為了給拿破崙黨人送信，卻被卑鄙的法官和小人陷害入獄。在服刑期間，他遇到了一位高人——法利亞神甫，還向他學習了很多的知識，並且在法利亞神甫臨終前，還知道了一筆巨大的寶藏藏匿點。於是，被關了十四年的唐泰斯越獄成功找到了寶藏，還搖身一變成為了大富翁——基督山伯爵，並經過自己的謀劃，終於懲罰了當年陷害自己的仇人。他的這本小說，從主角唐泰斯的經歷出發，突出了社會的正義，並且懲罰的人，還是整個法蘭西國家的公敵。唐泰斯這個英雄人物的復仇，在最後擺脫了個人狹隘的"快意恩仇"，而昇華為揭開阿里總督之死的"替天行道"。
同樣，在金庸的小說中，復仇也是一大特點。郭靖的父親被段天德殺死，之後郭靖回到宋朝，就是為了尋找自己的殺父仇人，最後幾經週轉，才終於遇到了段天德，段天德被楊康殺死後才順利報仇；而文中除了郭靖的為父復仇，梅超風的為夫復仇，包括後來的柯鎮惡為兄弟復仇，等等，都帶有濃厚的復仇色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楊過對父親之死的耿耿於懷，最後知道真相後，對郭靖黃蓉二人的感激，這種由仇恨轉化為感激，才是真正的令人感動。因而，金庸小說中的主人公雖然大多出於個人恩怨而復仇，但到後來又都昇華為替天行道的正義之舉。顯然，金庸的小說一脈相承地體現了《基督山 伯爵》的復仇理念，否定了中國傳統武俠作品那種"快意恩仇、血腥殺戮"的觀念，讓中國的武俠小說有了更加深厚的意蘊。
金庸、大仲馬，兩人小說的相異之處
金庸、大仲馬在對待歷史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不同
除了上文所說的相似點，他們的小說中還有不同點。第一，就是在對待歷史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大仲馬的小說主人公本身，並非是他自己虛構的，多是來自一些傳聞事件中的真實人物，其中所涉及到的歷史事件，則為他創作提供了背景和空間。比如，上文提到的《基督山伯爵》，就出自《巴黎警察局檔案中摘錄的回憶錄》的一章。在他的故事中，人物在何年何月所做的事，非常的清晰。甚至和歷史上的事件完全重合，甚至是故事發生地的地理景觀，他都會考察後再寫。
而金庸的小說則不同，他雖然也取材於歷史，但是卻常常模糊具體的年代，只是借用歷史的大背景。而文中的一些地點，比如成吉思汗生活的大草原，他並未去過，文中出現的一些具體地名，他也並未去過，是完全靠著自己的想象來寫的。
金庸、大仲馬小說中的人物身上體現了作家不同的價值觀念
但是，畢竟金庸和大仲馬，是生活在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所以，他們筆下的人物也會受到各自民族文化的影響，以及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作家的價值觀念。比如，在描寫愛情這一永恆的主題時，金庸先生的筆下，除了韋小寶外，主角都是痴情種。可是大仲馬筆下的人物，卻經常有很多的情婦出現。這體現了金庸和大仲馬本人對待愛情的態度。
金庸、大仲馬價值取向與文化內涵上，所體現的中西方文化差異
另外，大仲馬的小說是完全浸潤於法蘭西的民族文化的，他的小說奠定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傳達出的都是對專制的反對，也突出了法蘭西民族熱情、尚武的民族性格。比如上文提到的《三個火槍手》中的達達里昂，就是法蘭西民族性格的最好代表。
而金庸筆下的人物，則完全浸潤自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有中華民族精神中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強暴，還滲透著各家學派的思想，甚至有中華民族統一融合的思想在。在金庸後期的小說中，不分漢夷，沒有民族歧視，不同的民族中都有出色的英雄人物，比如《射鵰英雄傳》中刻畫的成吉思汗，就是蒙古族傑出的英雄，而喬峰則是遼國的人，最後為了宋國和遼國的和平，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是非常具有中華民族"捨身取義"人格的人物形象。
其中，以郭靖、陳家洛為主的角色，可謂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潤的人物，他們為了家國而戰，甚至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甚至是，狂放不羈的黃藥師，在文中也曾多次的說對於忠義之士十分的欽佩。可是，黃藥師、周伯通、楊過、桃谷六仙等幾位角色，卻是道家思想影響下的人物，他們不在乎外界的評價，追求的是自己的快樂，楊過和師父相愛，周伯通睡了兄弟的媳婦等等，在修改過的《射鵰英雄傳》中，黃藥師甚至對梅超風有過男女之情，這些都是非常不符合儒家文化的。而這樣豐富多彩的人物，完全是金庸自己對於文化的態度。他還根據情節需要，將中國傳統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等，都賦予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可見他的小說具有典型的中國文化氣息，涉及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
金庸和大仲馬小說中，體現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原因
綜上，我們看到金庸和大仲馬，這兩位生活在不同時空，不同地域的小說家，在個人經歷、創作理念，形象塑造、文化追求等多個方面，都存在相似和不同的地方。而這些的相同和不同，也讓他們塑造了形象各異的人物形象，在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時，他們二人根據情節需要，大量調動各自民族的歷史文化，為自己的創作所服務。小說中的不同人物性格，體現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