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谈话，并于1969年1月3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写‘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李大章、张国华等时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接着又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些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的‘二月逆流’，即‘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事件。“三老”是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是指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党和国领导人
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了碰头会，在会上爆发了一场激战争论。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
怀仁堂
当时到会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会议室内，两方阵容分明。周恩来坐在坐议桌中间，右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这是象征着“右派”，还有余秋里和谷牧。
“大闹怀仁堂”后的谭震林
坐在左边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有事缺席，王力来列席。他们坐在左面，象征着“左派”。
双方都是怒目而视，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双方都在琢磨着，怎样击中对方的要害。
会议还未开始正式讨论，性格耿直的谭震林，向张春桥等打响了头一炮。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革命”黑风的张春桥。
谭震林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当时谭震林刚走进会场坐下，见张春桥挟了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过来。他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这伙人为何任意揪斗老干部。谭震林站起身来，对走近眼前的张春桥其人，劈头质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他用一双锋利的眼睛，狠狠地盯住张春桥，大声地质问：“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提出的大区、省领导来京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审判四人帮图
张春桥没有想到会有人敢当众向他提出责问，狡猾地答：“群众不应答呵！”
此时，张春桥见谭震林又提出质问，为了激他发火，故意说着风凉话：“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说罢，用一种挑战的目光看着谭震林。
谭震林怒发冲冠，打断了张春桥的不负责任的诡辩，理直气壮地反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一手指着对面“中央文革”几个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声明：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他手指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说道：“40年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越说越气，猛地用力一拍桌子，大声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的话使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等，霎时间全都瞠目结舌，惊呆了。
谭震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什么都端出来吧！“照这样，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嗓门提高了八度，“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罢，他拿起衣服和皮包就要向外走。
抓捕"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
“不要走，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满腔怒火的陈毅喊了一声。被气糊涂的谭震林，如梦方醒，走干什么？是退却，是临阵脱逃，要在这儿跟他们干，干到底。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了下来。
陈毅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他用眼睛狠狠扫了一下坐在斜对面， 故作镇静的康生，有所指地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顿时，康生的脸煞白，他早已领教过陈毅了。如果真正一比一地短兵相接，不是陈毅的对手，他又望望对面的几位元帅、副总理，个个怒目而视，他暗暗地打定了主意， 这个时候上阵，他们非群起而攻之不可；他又望望自己这边的阵容，陈伯达哼哼唧唧的，三个顶不了一个。先把这口气咽下去，不小忍则乱大谋，但陈毅的话又正刺中了他的痛处，他阴阳怪气地自我解嘲插了一句：“我就是整人嘛！”
最最敬爱的周总理
“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陈毅又望望康生，激动地说：“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叶剑英做了配合发言。“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许多干部被揪出来斗，”身受其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李先念接着说：“《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就乱了。”
“《红旗》第13期社论你看了吗？”周恩来用严厉的目光望着康生问道。周恩来所说的《红旗》第13期是指1966年第13期。
惯于撒谎脸都不红的康生，摇摇头说：我没看。这样大的事情，周恩来气愤地说：“为什么不给我们看一看呢？”
“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聂荣臻说，“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是父母。”
聂荣臻接着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因为要反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残酷斗争和凌辱，谭震林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嘛！”后来证明早已倒向林彪、“四人帮”的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搭了腔，“要顾全大局嘛！”“我哭不是为个人，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回去，会议不欢而散。
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他们言辞激烈的发言。历时一个多小时的会上，周恩来始终保持沉默。当然，从周恩来所处的地位来看，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那些老同志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2月16日怀仁堂坐议记录》，向江青做汇报。
钓鱼台15号楼内，江青惊讶地听着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的汇报。党内上层人物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和异议，不仅惹怒了江青，也吓坏了她。良久，她双眼盯着天花板，全身颤抖着。突然，她满脸杀气地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起攻势，非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可。”
但江青又深感自己手下这帮人势单力薄，不是对手。
于是，江青打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有紧急事，必须马上向主席汇报。”“那你就来吧！”毛泽东答应下来。江青立刻驱车去中南海。
“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望望江青那种急不可耐的样子问道：“他们大闹怀仁堂了。”江青十分激动，她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说了这，绘声绘色，添枝加叶，说着说着，她突然大哭起来：“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胡闹，你是姑息、迁就、退让。他们依仗着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不敢碰他们，他们背后又有周恩来的支持。这次他们是釜底抽薪，背水一战。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矛头并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你。这你还不明白吗？他们恨不能把我枪毙了，把你和林彪撵下台。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再搞平衡了。他们得寸进尺。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那你们来汇报吧！”毛泽东紧皱着眉头道：“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江青破涕为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