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思想家邵雍在臨終前寫下一首《病亟吟》，其中有兩句說：“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老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所謂的“太平世”是指宋仁宗在位的那四十二年。邵雍對這段時期非常滿意，認為此時國家經濟繁榮，官民相安無事，鄰國間和睦相處，沒有發生戰爭和饑荒。廟堂之上，百官皆勵精圖治，即使有慶曆新政的紛爭，也沒有出現刀光劍影式的政變；朝野之間，百姓大都衣食豐足，自得其樂。而士大夫、知識分子在開放包容的社會風氣下，也過得優哉遊哉，無意於功名，不急求進取。
《邵氏聞見錄》記載，邵伯溫曾問其父邵雍說：如今仁宗作皇帝，富弼為宰相，可謂是大有為之世了，為什麼您不可應徵出仕呢？邵雍回答說：“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吾出尚何益？”邵雍在宋仁宗還在為位時，就斷言這個時期是北宋一朝的巔峰時代，是空前絕後的盛世，自己只要點綴太平就行，何須出來追名求利？後來，歷史奇妙地證實了他的預言，自從宋仁宗駕崩後，英宗時代的“濮議”就出現了黨爭的端倪。之後神宗當政，王安石施行變法，折騰得舉國上下不得安寧；接著又經“元祐更化”和“紹聖紹述”的更迭，新舊黨爭日益激烈。最終由蔡京等奸臣藉著王安石的名義把持朝政，將宋朝制度全部毀壞，直至滅亡。
因此，後人大多認同邵雍的觀點，認為宋仁宗時期是整個北宋最好的時代。明末史學家王夫之在《宋論》中就持這樣的觀點，說：“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又說：“宋政之亂，自神宗始。”他認為宋仁宗與宋神宗施政理念的最大區別就是“不折騰”，能夠認清自己的歷史定位，做到承上啟下，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邵雍準確預言宋仁宗時代為北宋的巔峰
宋仁宗何以謂之“仁”？
中國歷史上，能夠稱得上“盛世”的時代必然要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有出色的成績。例如漢武盛世、開元盛世和康熙盛世等。
西漢發展到漢武帝時期，“文景之治”的果實已經成熟，綜合國力顯著上升，漢武帝得以藉此來南平百越、北擊匈奴，使國家的版圖空前擴張；類似的，唐玄宗時期，結束宮廷內亂之後，在姚宋等名相的輔佐下，開元、天寶終於恢復了昔日貞觀、永徽的榮光；康熙帝在位之時，大清也結束了自明末以來紛亂的局面，國家發展步入正軌，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但是，這三個盛世都有著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給後人留下了爛攤子。漢武帝南征北戰，耗盡文景時代積蓄下來的國庫，又重用桑弘羊，以平準、均輸等手段來搜刮百姓。統治末期，天下人口減少了半數，迫使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詔，反思悔過；唐玄宗重用九大節度使，開拓疆域，卻造成國家內輕外重，親自釀成了安史之亂；康熙王朝的末期，朝中黨爭不斷，西北用兵不停，國家財政虧空、近於枯竭，被雍正評為“百弊叢生”。無論是漢武帝、唐玄宗還是康熙帝，都有著奢華浪費的作風，由他們這些統治者打造的盛世，是建立在耗盡民力的基礎之上。
宋仁宗時期的盛世全然不同於此，在那四十二年裡，雖然沒有什麼軍事功績，卻能讓百姓安享太平；皇帝雖然也不是什麼“雄主”，但他具有“恭儉仁恕”的美好品德。願意以民為本，讓朝廷過緊日子以便百姓過好日子。《宋史》記載說，有一次宋仁宗半夜飢餓，想吃燒羊，但他仍然剋制自己的食慾，告誡旁人不要為了討好自己而去膳房索取食物。因為他知道，如果讓膳房的廚師知道皇上晚上有時會飢餓的話，那麼他們可能每天都會燒烤羊肉以備不時之需，難免會徒耗人力。這種推己及人的仁心，形成了仁宗的施政理念。
宋仁宗有仁慈之心
最能代表宋仁宗“讓利於民”的政策出現在嘉祐四年。仁宗在大臣的建議下，一舉廢除了自唐朝中葉以來，施行長達兩百多年茶葉由官府壟斷的政策。宋仁宗認為“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茶葉由官府壟斷的話，會造成尋租與腐敗，在私藏盜販猖獗的情況下，也會促使國家法令變得更加嚴格與殘酷。官府不該與民爭利，而是要讓利於民，財政通過徵稅來維持即可。所以他才下令廢除這項弊政，說：“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對老百姓而言，這可以說是一種仁政了。然而，在王安石變法時，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又在四川恢復了官府對茶葉的壟斷，嚴禁私人交易，導致“茶戶被害，不可勝窮。”
根據《會計錄》的記載，宋仁宗統治中葉的皇祐年間，北宋總共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到了他駕崩幾年後的治平時期，墾田面積漲到了四百四十萬餘頃；皇祐時賦入之數總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時增加到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局面可以說依然大好，沒有給英宗留下爛攤子。
為什麼說宋仁宗時期是北宋王朝的巔峰？
宋仁宗統治時期，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
①政治方面。這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年代，四十二年中先後出現了二十多名宰相，其中不乏呂夷簡、文彥博、韓琦、富弼這些歷史名臣。在唐宋八大家裡，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曾鞏等六人都是這時候走上仕途、入朝為官的。大臣中還有范仲淹和包拯這類一流人物。當時有個叫石介的思想家就寫了一篇《慶曆聖德詩》，感嘆人才之盛。宋仁宗統治的時期，朝廷無事，平平淡淡。對西夏用兵，只是將其驅逐出境，沒有陷入兵連禍結的持久戰；對遼國增幣，也只是不想挑起事端，破壞和平局面；四十二年裡，“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朝中雖然也有小人，但君子仍居主流，上下同心同德，治理有序。用《宋史》的話來說，這種政治就是“
忠厚之政”。②經濟方面。北宋耕田面積持續擴大，人口數量超過了漢唐時期。一年織布十五萬五千五百餘匹，京師漕運一千一百七十三萬石，海外貿易發達，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全國養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其中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人。在小說《水滸傳》第一回裡，曾形容宋仁宗統治的時期為“三登之世”。
③文化方面。宋仁宗下令編纂了《新唐書》，歐陽修又寫成了《新五代史》，形成一套龐大的“十七史”。北宋的著名詞人柳永、蘇軾等都生活在這一時期，而晏殊與歐陽修領導的第二次古文運動再次展開。教育領域，胡宏與孫覆成為了最早的兩個理學先驅，他們的門生弟子滿天下；周敦頤寫出《太極圖說》，邵雍完成《皇極經世書》，為宋明理學奠定了基礎。
④科技方面。曾公亮奉宋仁宗之命，編纂了《武經總要》，這本書裡記載了火藥在軍事中的應用；畢昇在慶曆年間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根據《夢溪筆談》與《萍洲可談》等書籍的記載，宋仁宗年間人們已經懂得用指南針來進行航海了。
因此，總的來說，由於社會經濟繁榮、政治管治寬容、文化教育普及，造成宋仁宗時期各方面都高度發展的現象。對比前期和後期來說，這四十二年是整個北宋的黃金時代。邵雍先生生於宋仁宗登基前十年，死於宋仁宗駕崩後十四年，人生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這四十二年中，所以他自稱“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
活字印刷術出現在宋仁宗時期
“不折騰”是宋仁宗統治時期的特徵
宋仁宗是一個忠厚的皇帝，有一次吃飯時，他吃到了一粒沙子，趕緊吐出來。但他不是發怒要問責，而是一心想息事寧人，對陪侍的宮女說：“千萬別聲張我曾吃到沙子，這可是死罪啊。”在宋仁宗看來，自己忍一忍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沒必要把問題搞複雜，折騰得上下不得安生。
所以，王夫之在總結歷史經驗時說：
“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
他認為祖宗所立之法，在時代變易之後，自然會出現各種弊端，這是正常現象。但是執政者需要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歷史潮流中的位置。要弄明白自己究竟是做繼往開來的守成者還是做開創新局面的革新者？
對於宋仁宗來說，他統治的年代，法之弊端雖然呈現，但國家的發展勢頭依然良好，不能貿然決定變法、放棄過去取得成功的經驗，否則會有“愈改之，則弊愈叢生”的危險，因為當前還不是“鼎革之時”。能做的應是守法不變，然後再適當的補救這些弊端。只有認清了自己的歷史定位，才能做出符合時代的事情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