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定的功用目的及其相應的格式
中國特有的書法藝術，是建立在實用漢字的基礎上的，它的藝術表現，往往也因實用目的的需要而順應其特定的形狀、格式，充分發揮作者的藝術匠心，從而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如秦漢瓦當上的書法即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當”即“擋”之初文。瓦當的作用是蔽護簷頭，擋住上面的瓦不致滑下，也遮蓋兩行瓦之間的縫隙，起到固定作用和美化建築的目的。
秦漢瓦當一般為圓形，文字內容多為祝辭，寓驅邪祝福之意，也有的是宮殿、官署名稱等，以此標明該建築的性質或其所屬。字的結體的變化，是在外形的圓框和正中的圓心的約束下加以變形的。與此相類似的道理在某些古錢幣和銅鏡銘文書法中也有所表現。這是造成其獨特的瓦當文、錢幣文、銅鏡文書法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工具與材料
書家所選用的工具、材料，直接作用於作品的風格。如用兔毫、狼毫筆就與用羊毫筆不同。用兔毫和狼毫筆作書，易表現出剛健、挺拔的風神，善用者可達到剛中見柔的境地。而用羊毫筆書寫，線條柔韌，善用者可達到柔中寓剛的境地。清代鄧石如以後，很多書家以羊毫筆追效北碑書風，影響久遠，200餘年來，學書之人多用羊毫筆。
另如明代陳獻章，以自制“茅龍筆”作書，因這種筆以茅草絲做成，筆性與兔毫、羊毫均不一樣，寫出的線條多粗糙感，但枯筆處尤顯空靈，這是其獨特書風的重要成因之一。再如殷商甲骨文，因是用利器刻劃在牛骨或龜甲之上的，因甲骨質地堅硬，刻劃線條不易圓轉，故甲骨文的線條多直折、挺硬，即使本應圓轉的筆畫，也以數筆短直線相接而成。因此可以說，甲骨文的風格的形成，工具材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形式表現技巧
這一點，在相當程度上與書家在學書過程中所取法的碑帖、老師的直接教導和影響等有密切的關係，此外還有書家根據自己的個性氣質和某種審美偏向發揮創造性而形成慣用的形式表現技巧。一般來說，用中鋒與用側鋒不同，用方筆與用圓筆有別，用筆精細和粗獷又不一樣，結體的長短、闊狹、內凝與外展、平正取勢與敬側取勢表現又不一樣等等。
如何紹基以他自創的迴腕法作書，運行中並加以振頗，這是其獨具個性特色的點畫形態的來源。又如蘇東坡戲譏黃庭堅書如“樹梢掛蛇”，而黃庭堅則反笑其書如“石壓蛤蟆”，這兩種風格形象，皆著眼於對方書法的體勢及其用筆特點而言。
四、個性氣質與審美趣尚
這是指的書家主觀方面的因素對其書法風格所起的重大作用。個性氣質與審美趣尚之間的關係，又是以前者為最基本的，它影響和左右著後者。不過，在一定條件下，後者也給予前者以一定的反作用。所謂“氣質變化，學問深時”，達到這樣的程度，審美趣尚是隨學識的增進而有所變化的，這種變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本來的性格。所以我認為，個性氣質與審美趣尚對書法風格的作用，是先天的基本性格與後天的學識修養共同作用於藝術風格的形成，這正可以說“風格即是人本身”。
書法史上的諸多大家，如顏真卿、柳公權、楊凝式、蘇東坡、米帝、徐渭、董其昌等人，其各自的書法風格與其各自的個性氣質、學識修養以及審美趣尚是十分一致的。這在正文中將作詳盡的論述。
以上將書法風格賴以形成的主客觀因素歸納為四點，但其各方面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常常相輔相成地表現在同一件書法作品中，往往以兩個方面、三個方面或四個方面共同作用，產生某種風格形態。而一個時代的書法風格，即書法的時代風格，則是以許多個個性的書法風格所顯示出的共性傾向為依據而形成的。
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生活方式等產生出該時代中佔有主導地位的審美風尚，這樣的審美風尚作用於各個藝術門類，從而產生出該時代的總的藝術風格傾向，即流行風尚。而書法作為其中的一個藝術門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時代的藝術風格。這種反映既具有書法藝術的獨特性，又表現出這一時代藝術風格的一般性。
同樣道理，這一時代的書法作品，既反映了作者的個性風格(即獨特性)，同時又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這一時代書法風格的共性特徵(即一般性)。前人所謂“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即是以最簡括的詞語道出了這三個時代書法的基本時代風格傾向。有時，一兩位著名書家的書法風格及其審美觀念、藝術表現手法等也可因其影響之廣大而釀成一代書風。
此外，在一定的區域裡，往往又表現出一定的地方風格。這就是說，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由於書家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由於人們所共有的審美趣尚，或者因為某個權威人物的褒揚提倡，以至眾相仿效。或者因為某種社會功用目的、特定的工具材料諸方面的條件，由種種主客觀方面的因素，造成了一定區域範圍內的書風，在書家及其作品的各自個性風格之上又呈現出這一區域的書法所共有的地方風格特徵。如在春秋戰國時代，楚國、晉國、秦國、齊國、吳國、越國、中山國等，在這些諸侯國各自的區域內，其書法風格表現出互不相同的地方特點，這無論從刻鑄銘文還是手寫體墨跡中都明顯地存在。又如南北朝時代，南方書法與北方書法由於在筆勢與筆法的師承源流上、在氣質特點以及格式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而造成了書法風格上的地方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