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 - 1922）是享誉世界的发明家。他发明了电话，创立了今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加拿大贝尔电话公司和贝尔实验室的前身——贝尔电话公司。他对于人类的贡献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国和加拿大两个邻邦都将他视作国家财富，历史上曾经为了他究竟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科学家的事争论不休。
然而贝尔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笔下，有着一个抹不去的污点——他被描述成一个著名的优生学论者（Eugenist），与极端的人种优化论支持者和活动者过从甚密。
1922年，一个叫迪文普特的人曾经在写给贝尔的遗孀马布尔（Mable）的一封信里提到，她的丈夫是“美国优生运动之父”。查尔斯·本涅狄克·迪文普特（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1866-1944）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许多人不愿意提起的名字。这个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在这里成为动物学教授的学者，在1910年说服了工业界的巨头们，通过一些列资助在纽约的冷泉港实验室系统里创立了人种优化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简称ERO。今天，ERO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形象实在太过负面，以至于冷泉港实验室在处理与种族主义有关的争议事件中的极为谨慎。
贝尔的一生，都保持着对于科学研究无与伦比的热情。而许多人不知道，除了与电报、电话相关的研究之外，他涉猎最深并长期坚持的，是与有视力及听力障碍的残障人士的教育相有关的一些列工作。也正是与之关联的工作，让他的声誉在后世众说纷纭，背负上沉重的包袱。那么公众熟悉的发明家、科学家亚历山大·贝尔与这场运动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人种优化
人种优化的理念来自于今天被称之为“优生学（Eugenics）”的概念。虽然其理念很早就已经出现，但这一概念和术语本身直到19世纪，才由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盖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提出。盖尔顿涉猎广泛，身兼统计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发明家等等多种角色，著作等身。
字面上它的意思是“优生”- good birth，但由于它后来在历史上和种族歧视、有选择的交配、违反道德标准的医学实验、二战中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大屠杀等话题和事件紧密相连，因此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概念。虽然把优生推向顶峰，并让它臭名昭著的是纳粹德国，但德国科学家早期其实是向美国学习了优生学的许多做法。在美国，优生学的概念来自于对白人新教徒的出生率比天主教移民——主要是意大利和爱尔兰裔——低得多的忧虑。优生学的理论曾经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美国的学术界广为接受。1912年，哈佛大学的退休校长查尔斯·威廉姆·艾利亚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就曾经在旧金山校友会的一次集会上，公开宣讲一个他极力支持的题目：种族净化（racial purity）。2012年，哈佛大学的校园刊物《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自爆家丑，刊登了一篇题为《哈佛的人种优化时代（Harvard’s Eugenics Era）》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所大学在优生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文章大胆地承认：“……哈佛在优生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超过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根据统计，到1928年，美国的主流大学里有超过两万名学生学习有优生学内容的376个课程。
优生学这一整套理念的基本内容有：通过限制携带有缺陷的或低等的（inferior）遗传信息的人群的繁衍、促进被认为是携带着优等的遗传信息的人群的繁衍，以增进人类遗传质量的。优生学的实现有两个方式，一，积极优生学(positive eugenics）：鼓励健康的人们结合，繁衍优秀的后代；二，限制具有某种疾病或残障、以及具有低等血统的人们结合，以避免缺陷的遗传，这被称为被动优生（negative eugenics）。
贝尔与优生学瓜葛的开始
亚历山大 ·贝尔一生没有间断对聋哑人的教学、研究，以及为他们争取权利的活动。贝尔的母亲、妻子都有听力障碍，这极大影响了他的职业兴趣和选择。出生于苏格兰的贝尔二十三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踏上了北美大陆。贝尔的父亲亚历山大·迈维尔·贝尔（Alexander Melville Bell, 1819-1905）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生理语音学学者。他著作等身，穷尽一生推广自己发明的一套供聋哑人使用的可视化语言系统。小贝尔经父亲推荐，在1871年来到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在一所面向聋哑人公立学校里讲授教聋哑人进行语言沟通的技术。他的教学非常成功，因此又陆续收到了临近几个学校教学的邀请。到达波士顿的第二年，他自己开设了私人学校，招收聋哑人学生教学。贝尔就是在这里遇到了来波士顿寻求帮助的海伦·凯勒（Helen Adams Keller，1880-1968）。这个后来用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感动了无数人的作家、政治活动家时年8岁。贝尔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72年，没有完成大学学习的贝尔成为波士顿大学的一名教授。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以工程学研究和电话的发明闻名于世的贝尔并不是物理或工程学教授，而是被聘为新成立的波士顿大学演讲学院（School of Oratory）的口腔生理学（Professor of Oral Physiology）教授。Oratory在今天已经是一个让人陌生的词汇，这个学院也早就不复存在。贝尔在波士顿大学主要教授发声生理及演讲有关的课程，同时教授聋哑人读、写及口语。1896年，哈佛大学因为他在聋哑儿童教育方面的科学出色研究与工作成果，授予贝尔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12个荣誉学位中的一个。
1876年，贝尔获得了电话的美国专利，并在实验上证明了电话的可行性。这终于使他窘困的经济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发明家和科学家。由于他长期投身聋哑人的教育工作，贝尔在这一领域也颇有影响。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政府委托他进行一项研究，试图寻找聋人在人群中的统计学规律。当时是统计学大发展的时期，原因之一就要归功于其在人口数据统计中的应用。贝尔逐渐对于自己依据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所揭示出的规律非常惊讶：数据表明，没有听力的人群，产下有听力障碍的孩子的几率更高。
他整理了自己的研究数据，写成论文之后投递给了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883年的11月13日在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亚历山大·贝尔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这篇有着不幸的题目的论文：《关于人类一个听力障碍变异群体的形成的调查报告》。在这篇论文里，贝尔提到家养动物的饲养原则或许也适用于人类，并会产生人类的变种（modifications or varieties of men）。根据观察，寄宿学校里的聋人儿童，成年之后往往与聋人结合组成家庭。如果目前知道的遗传原则也适用于人，那么先天聋哑人的婚姻，经过连续几代的结合，应该会形成人的一种变异群体。
在结论部分，他讨论了通过立法干预聋哑人婚姻的可能性。他首先指出：由于两种性别的聋哑人在生活中依然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通过立法干涉婚姻可能只会带来不道德。贝尔“退而求其次”，指出禁止来自产生过多个聋哑人的家庭的人士的婚姻的想法也许更为实际。这样既囊括了来自这种家庭里但听力正常的人士，也包括了近亲婚姻。
1886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相关的报道：《贝尔教授建议国会立法：一个人类聋人变异群体的形成——以及相关计划的讨论》。这个题目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是贝尔将立法干预婚姻的可能性带进了讨论的话题当中，也由此开始了他与人种优化理论和运动的纠葛。当时的美国已经出现了许多为残障人士争取权利的民间团体。根据报纸的报道，贝尔自然成了许多此类团体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群的敌人。
贝尔关于对聋人群体婚姻限制的可能性的讨论，似乎与被动优生学的最终目的不谋而合。然而聋人被“正常人”所歧视，成为优生理论和人种净化的目标，却并不是由贝尔造成的。在贝尔1883年那篇论文出现之前，限制残障人士婚姻自由的做法就已经出现了。
在波士顿，有一所鼎鼎大名的学校——博金斯盲校（Perkins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海伦·凯勒就曾经在这里学习。它的创始人、著名的社会改良者萨米尔·格里德利·豪，是一位毕业于布朗大学，并获得了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一位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改良者。历史形象颇为正面。他曾经于1858年在《心理医学及精神病理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弱智的产生（On the Cause of Idiocy）》的论文。文中，豪将盲人、聋人与醉鬼、流浪汉、罪犯、疯子和盲人（the drunkards, the vagabonds, the criminals, the insane, the blind）并列在一起，说他们的数目在人口中“令人畏惧地庞大（fearfully great）”，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的文明是一种责难，因为“他们的存在说明了人们普遍的无知和对于自然规律的公然违反。”豪在这篇文章中还继续写道：“病态倾向通过遗传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因此可以推断，当有缺陷的孩子出生——盲人，聋哑人或是弱智，应该责怪他们的父辈”。
为了阻止这种遗传，豪在校园里禁止博金斯的毕业生回校来举行聚会。他的继任者、女婿迈克尔艾那格诺斯（Michael Anagnos，1837-1906）延续了他的想法并且在行动上更进一步，在校园里进行性别隔离，以阻止在身体有缺陷的学生中间产生婚姻。
一所举世闻名的盲校校长、在哈佛接受过教育的改革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里把身体有缺陷的聋哑人和盲人与罪犯并列，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尽管这与宗教信仰、当时普遍缺少的权利意识不可分割——这种在思维上把身体缺陷和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群等同的做法，还是有悖于起码的科学思维。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贝尔1883年的那篇论文的详细内容，就会看出他审慎的想法与当时人们普遍的观点大相径庭。
《纽约时报》那篇报道的标题显然过于简单化了——贝尔在通过立法途径干涉婚姻的可能性上持非常严谨、慎重的的态度。他写道：
“为了证明这样做（对婚姻进行法律干预）的可行性，这种类型的通婚的结果，由于现有的数据有限，应该进行更全面的研究。”
“考虑到所有的反对意见，可以发现究竟通过立法干预婚姻是否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值得怀疑。”
“我们不能粗暴地命令男性和女性他们究竟应该和谁结婚，或者像控制动物的生育一样控制他们的婚姻。”
更多的交集
1903年成立的美国饲养者协会（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简称ABA，即今天的美国遗传学会——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植物和家畜饲养，当时在美国农业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该学会的主席和秘书长由时任美国农业部正、副部长亲自担任。这个学会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农业的发展。在1906年，该协会增加了一个优生学委员会（Committee of Eugenics），由那位哈佛的教授迪文普特担任秘书长，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创始校长大卫·斯达尔·约旦博士（Dr. David Starr Jorndan，1851-1931）担任主席，以“促进优秀血统以及消除低等血统对于社会的威胁”为宗旨。贝尔被提名进委员会。迪文普特亲自跑到波士顿拜访了贝尔，双方度过了按照迪文普特自己的描述：”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然而此后一个月，贝尔通知饲养协会的秘书长，他希望停止所有与优生运动相关的官方联系。他的想法慢慢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他之前审慎的态度，变得更为直接了。1908年1月，贝尔在ABA于华盛顿举行的的大会上做了题为《与优生学有关的几点想法（A Few Thoughts Concerning Eugenics）》的演讲。演讲中，他着重讲述了自己基于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考虑，对残障人士的婚姻限制采取谨慎态度的主张。
这是他演讲内容的几个小题目：
近亲结婚
低等血统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
（“高等血统”的）影响力——问题的关键
立法限制婚姻并不明智
新的血统
演讲中，贝尔首先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像控制属于我们的动物那样，用强制的手段控制人的生育？在他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每个人的福祉，都排他性地属于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个体。因此我们应该使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制手段。
“最大的希望在于，人类具有智慧，因此人们会有让后代如果不是人上人，也至少要成为与平均水平相当的人的想法。”贝尔进而说，“知识应该得到普及。大量的工作摆在优生学委员会的面前，或者是其他的全国性的组织面前——促进优生学的知识（在民众中）的增长以及普及。”
在这场贝尔最后一次就聋哑人和优生运动的公开表态结论部分，贝尔敦促科学家们基于一个自由社会中个人权利的考虑反对通过行政立法干预婚姻的做法。“从我们提出干预婚姻自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踏在了一块危险的土地上。“
在论述通过立法干预婚姻并不明智的这一想法时，贝尔说，《独立宣言》中提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类天生就被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谁的利益确凿无疑地被证明是受到了侵害，否则社会没有权利干涉个体通过婚姻寻求幸福的自由。
演讲的最后一部分标题是《新的血统》。贝尔说，关于改良人类的血统的想法，是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难以控制。目前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新移民的影响。但是贝尔没有建议任何极端的措施，他建议国会应该对移民进行全面的调查，在出台移民方面的法规之前，应该有足够的、可靠的信息区分哪些外国移民带来的因素是有利的，哪些是有害的。在此基础上，增进有益的因素来到美国，以增进人群的素质。
然而贝尔理智的主张没有能阻挡20世纪美国全国性优生运动的步伐。1896年，康涅狄格州率先通过法案，限制“不属于正常人范围（unfit）”的人们的婚姻。随后堪萨斯、新泽西、俄亥俄、密歇根和印第安纳州分别在十年之内通过类似的法律。1907年，美国联邦通过法律，禁止有身体及精神缺陷的人移民美国。三十余个州纷纷通过限制部分人群婚姻自由的法律，更有时任密西西比州务卿公开主张对聋哑人进行清洗。
同时，美国国内为残障人士争取权利的团体和社会活动者对于贝尔的态度持续恶化。贝尔曾经数次写信给著名的聋人权利的支持者、曾经做过《美国聋人年鉴》主编的爱德华·艾伦·菲寻求帮助，希望能在相关的组织中成为会员以提供帮助。但菲几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1912年7月，“第一届国际优生大会”在英国伦敦隆重开幕。之所以说隆重，是因为其“规格”之高：后来成为英国首相、时任海军第一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威廉姆·艾利亚特和贝尔都是大会的“副主席（sponsoring vice president）”，主席则由伟大的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将门虎子：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士、政治家莱奥纳多·达尔文（Leonard Darwin, 1850-1943）担任。致开幕词的则是英国前首相、第一代贝尔福伯爵——亚瑟·吉姆斯·贝尔福（Author James Balfour, 1848-1930）。会议的政治色彩之浓厚，远超过一般学术会议的水平。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促进了被动优生学方法，在欧洲和美国的影响。
同一年，迪文普特邀请贝尔担任人种优化记录办公室ERO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贝尔答应了。在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记录显示贝尔一直在坚持自己对婚姻和个人权利不容干涉的主张。直到1916年，贝尔辞去了在这个机构的职务，此后终生再没有与它产生过联系。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猜测，他选择留在这个机构的顾问委员会里是为了继续为自己的主张发声，而不是为违背科学精神的疯狂推波助澜。
当某种哪怕是极为愚蠢的信念，一旦被公权力加持而具有“合法性”，也会变成无数人的信条被加以贯彻。对有缺陷的人群强制进行绝育措施，成为此后美国合法地减少社会负担、降低公众利益被侵害的手段。无论是化学阉割，或是通过手术方式破坏生殖能力，都被一个乍听起来颇为委婉，仔细揣摩令人发指的说法描述：消毒（sterilization）。根据统计，仅1961年，美国就实施了超过62000例基于人种优化的强制绝育手术。而当弱势群体遇到公权力的蛮横遇时，他们受到侵害的程度就更为惊人，许多数据都表明，穷人、有身体及智力问题的人士、有色人种等更容易成为强制绝育手术虐待的目标。在弗吉尼亚州，允许政府可以在个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绝育手术的法律，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而把这种做法推到极致的，就是法西斯政权所进行的肉体消灭。当纳粹获得政权之后，绝对的权力让纳粹可以在这个领域为所欲为，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都知道的人间悲剧。纳粹党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 1894-1987）就曾经说过：“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就是应用生物学（National Socialism is nothing but applied biology）”。
今天的叙事中，贝尔与优生学、人种优化的种种瓜葛，尤其是他对聋哑人婚姻限制的观点以及他在相关组织中的学术兼职的经历而被人们认为是他人生的污点。然而纵观贝尔与人种优化论者互动的历史细节，我们不难看出他一直试图用科学的手段搜集和分析有价值的数据，谨慎地依据科学思维推导结论，并对利用强制手段——包括限制婚姻和生育的方式降低低等血统人群的想法和做法持批评态度。他的文献中，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主张过强制限制某个群体的婚姻自由。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前后，就在个人权利观点的基础上极力为婚姻的自由和生育权摇旗呐喊，实属难能可贵。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科学共同体尚未完成职业化的转变。“高贵”如文中提到的萨米尔·豪医生，其学术论文中也充满了缺少数据支持的夸张语言。且不论后来把这一理论推向极致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法西斯政权，就是和其同一时期的、拥有良好的正统教育的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相比，他的想法也闪现着少有的人道主义的光辉。
以贝尔为代表的少数科学家所秉持的理性主张，还是令人遗憾地无法避免二十世纪人们对同类犯下的巨大的伦理灾难。在美国、欧洲的优生运动和其后法西斯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科学至上”主义的狂热崇拜、没有限制的权力与并不完善的所谓科学理论的媾和可以犯下多么可怕的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到，没有伦理约束、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科学”可以走上多么可怕的道路。
黑格尔曾经说，人类在历史中唯一学到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学到。今天，在世界上的多数地方，个人权利意识的普及、科学家的职业化、由法治和规则保障的理论学规范都为民众不在成为疯狂科学家的受害者编织了一张保护网。然而，这张网是否能覆盖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保证历史上的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