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山西中北大學大二學生時某參加補考時作弊被抓後墜亡，此事立刻引起了網友和各界人士的關注。一時間，圍繞責任在誰的問題，觀點不一。有人認為學校要負主要責任，也有人認為學生心理有問題，錯不在學校。
其實，這已經不是今年第一起學生墜亡的事件了。今年5月1日，中國傳媒大學2017級動畫藝術學研究生黃靜怡在家不幸墜樓身亡。通過相關人士發出的圖片得知，黃靜怡近期和導師在微信上有過長時間的交流。以黃靜怡為主，老師的回覆也被網友稱顯得太過冷漠。
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比對，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死於學校內，後者死於家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令第12號《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學生在學校發生意外學校有責任，因為學校有照顧和保護學生的義務，因此只要是在校期間發生的，學校肯定都要一律承擔。
但學校負不負責任的限度並不能僅僅限於在哪裡，這也正是中國傳媒大學黃靜怡墜樓事件的關鍵所在。從黃靜怡和老師的聊天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出，她的聊天內容紊亂、混雜、似乎其本人也在經著某種痛苦和折磨。
從這我們可以看出，黃靜怡學生墜樓的想法並不是一下子就在腦海中閃現的，必然經歷了一個過程。該同學墜樓的想法是不是別人施壓的結果，或者說有沒有被其導師施壓，還是說是她自己想不開，不能戰勝自己。
學生自殺的事件近年來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大問題。通過分析，發現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自殺率開始攀升，初中最高，幾乎佔了全部的一半，高中次之，在中小學階段男生自殺現象較為突出，比例高於女生。
大多數中小學生自殺具有突發性，是當時壓力下的瞬間意志力崩潰或一時衝動——“我死給你看”，有的自殺源於長期的壓力—— “之前我一度達到崩潰邊緣，這次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太累了”“很累了”。在長期的壓力下，死亡成了一個解決方案，自己可以去“一個沒有疼痛的世界”，父母“才能輕鬆些”。
36.5%的自殺案例發生在學生家中或所在的小區，30%發生在學校。58%的自殺案例為跳樓，20%為服毒。可見大多數中小學生自殺具有突發性，過程短暫，常常是由於在某個時間點上突然的意志力崩潰或一時衝動。
涂爾幹曾經研究發現夏季是自殺高峰期，1月到6月自殺率逐漸提高。 對於中小學生而言，季節固然是一個影響因素，但學期學業的影響更為關鍵。
統計表明，暑假有2例自殺，與暑假補課有關。63%的自殺案例發生在下半學期，也即2月中旬到7月初的階段。下半學期學業壓力和升學壓力都比上半學期強，上半學期發生8起畢業生(六年級、初三、高三)自殺案例，下半學期發生21起畢業生自殺案例。另外，“開學日自殺”有3例，2例發生在下半學期，1例發生在上半學期。
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以上的數據是2013年的樣本，而現在已經是2020年了。7年前尚且如此，2020年的我們又該當如何？
通過前文，我們可以知道，
學生自殺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學習和家庭壓力。所以說，如果某一同學自殺後，單單咬住學校不放，認定是學校的原因，這樣的行為也並不恰當。多方因素共同造成的悲劇，應該由多方承擔。那麼誰要負最主要的責任呢？當然也會有人說，人都死了，誰負責任有什麼用？這樣的想法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對責任方的正確認定，才能真正從點處著眼，把解決學生自殺問題的方法用到最有用的地方。
學校方面的問題，在於遲。遲迴應、遲反饋、遲處理。中國傳媒大學官微發出通告的時間為5月10日，而墜樓事件發生在9天前的5月1號。這9天到底發生了什麼，沒有人知道。9天，都夠環遊世界了！而這件事最先曝光的人並不是中國傳媒大學，而是死者黃靜怡的一個親戚，在微博上發出來的。
家長的問題，在於壓。一方面，一昧的給孩子施加壓力。電視劇《小歡喜》中的喬英子，就是在其母親宋倩的各方面施壓下，患上了抑鬱症，鬧著要跳河。劇情中雖然看著揪心，但事實上都是現實生活的寫照。
另一方面，將責任壓給學校。 學校作為公共組織，其責任難逃。但並不是所有的責任都要一股腦的壓給學校。我們不得不承認，現行教育體制存在著很大弊端。但是很多學生都能陽光的活著，取得優異的成績，為什麼就單單那一個人不行呢？
悲劇沒有發生之前，各方都能相安無事，可等到事情發生，一場混亂就能夠掀翻一座學校、毀滅一個家庭。
中小學生自殺事件常常被專家學者、媒體輿論歸結於“中小學生心理脆弱，需要生命教育課程，老師家長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
實際上，“脆弱論”忽略了中小學生自殺的制度性原因，將其歸咎於個體本身。“課程論”以為阻止自殺可以靠課堂上的文本說教來完成。現在大多數城市中小學普遍加強了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小學生的自殺事件並沒有減少，那麼問題到底在哪裡?
學生自身來自學業的壓力，老師作為評價者和監督者給學生的壓力，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值給孩子的壓力，這三重壓力都在減弱著中小學生的意志力，而這一切已經在引發越來越多失控的危機。
誰能責備那些在高度壓力下失控的孩子脆弱呢?或者指責他們沒有責任感，當意志力在壓力下損耗殆盡，誰能誇口自己的控制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