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給我黨我軍造成最大的危害的，無疑是王明。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原為一般幹部並受過多次處分的王明，一躍進入中共中央，成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又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開始了王明路線統治全黨的時期。
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路線方針開始在各地貫徹。黨中央派遣許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到全國各地去，對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黨組織進行所謂“改造”。他們對懷疑、不滿意或者不支持他們的同志，動輒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兩面派”等帽子，加以“殘酷鬥爭”。
他們甚至以同罪犯和敵人作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黨內鬥爭，使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幹部受到誣衊和傷害，給黨造成了重大損失。
1931年４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６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的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這兩人的叛變給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
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黨採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
王明於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來於12月底到達中央根據地的瑞金。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的９月下半月，由於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後叛變）、李竹聲（後叛變）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
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後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王明的“左”傾路線。
王明左傾路線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
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王明很有理論水平，其作品《兩條路線》（後更名為《為中共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曾在我黨內影響很大。當年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批評，最犀利的就是毛主席。他說他們——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無非就是不知道幾個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飯，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
毛主席的話看似非常輕鬆，但實際上抓住了要害，教條主義搞了許多高深的理論，反倒回避了實際的生活與鬥爭。
從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召開，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曾在紅軍時期統治我黨長達四年，使我軍由三十萬變成寥寥數萬，南方根據地全部喪失，白區的黨幾乎損失百分之百。
舉重若輕的毛主席成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終結者。但誰都沒想到，兩年多後，王明捲土重來，這一次卻是以右傾的姿態。
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共產國際領導人擔心曾與國民黨經過十年血戰的中共領導人能否正確地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因此派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王明回國，“幫助中共中央”。
共產國際對王明的評價是：“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
1937年11月底，王明攜帶著共產國際對於中國抗戰的最新指示從蘇聯來到了延安，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等一批我黨領袖“冒著紛飛的大雪”在機場迎接，毛主席致了歡迎辭，他充滿熱情地說：“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
在歡迎會上，王明作為回應也講了話，話語中多少有些反客為主的口氣，他說：“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
雙方都有一種我才是主人的感覺。
緊接著，中央政治局召開十二月會議，王明挾共產國際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的論斷，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人的贊同。彭德懷後來在自述中說，“政治局十二月會議，在會上我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客觀上等於支持了錯誤路線。”
當時，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1943年，他仍然回憶起當時的場景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做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當時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合影中我們可以看出，王明坐在了C位，毛主席則站在了後排，還是邊位。
十二月會議後，王明又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又是毛主席一針見血地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之要害：讓抗戰“服從”統戰，一切“服從”國民黨。
既然是“一切”，那國民黨如果消極抗戰呢？如果國民黨妥協投降，溶共滅共呢？也要“服從”？
到時不服從還來得及嗎？
“一切服從”思維之致命傷，就是忘記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誇大了它暫時抗戰一面，而忘記它反動和妥協投降的一面。
現實教育了所有人。項英迷信“服從”，造成軍部覆沒。後來新四軍擴大到十幾萬人，以鬥爭求團結，蔣介石也只好認賬。
所幸的是毛主席敢於堅持正確路線，在抗戰中壯大發展了革命力量，打退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併為日後建立新中國打下了基礎。
左起：周恩來、博古、王明、葉劍英
建國後，毛主席曾這樣談論王明：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在在莫斯科養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第二次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 “左” 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 “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這段話的出處在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這個談話後被以《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為題目，收錄了《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這段講話，太犀利，也太接地氣了，非常之生動活潑。（劉繼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