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聽說王明的名字時，就知道他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後來研究了一些資料，才知道王明還曾經右傾，而且是一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
王明是個小個子，個子有多高無從考究。但從現在的照片中與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比較，王明身高應該在1米5多。王明由於個子小，在開始追求孟慶樹時，孟慶樹壓根沒拿正眼看他。
王明
王明是在六屆四中全會掌握黨的最高權力後，大搞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給中國革命贊成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使根據地革命力量損失90%，白區損失幾乎100%，使中央紅軍被迫走上了長征之路。可以說，小個子王明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的巨大影響，改寫了中國革命歷史，教訓慘痛而深刻。
1904年陰曆4月，王明誕生於安徽金寨縣，自幼家境貧寒。王明原名陳紹禹，從小聰穎過人，學習用功，記憶過人，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又寫得一手好字，9歲時便能夠獨立幫人寫春聯。王明小學時的教師是共產黨員，對其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響。1920年夏，王明考入安徽第三甲等農業學校。四年後，王明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學，即武漢大學的前身。王明雖然在“商大”只學習了一年左右，但這一年卻是王明思想轉變的重要階段。王明積極參加“商大”驅逐校長屈培蘭為主要內容的革新運動，開始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對他思想進步產生重大影響。1925年夏，積極投身於武漢聲援“五卅”運動的王明，先加入了共青團，後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應該說，1925年之前，王明的成長進步還是常規性的，是一個革命進步青年。
1925年，國共合作的產物中山大學的創辦給國共合作培養了人才，也給中國共產黨獨立革命培養了政治骨幹。這時，機會主義者王明抓住了進入中山大學學習的機會。王明能夠進入中山大學學習還真頗費周折，但第一次暴露出機會主義者的本性。由於他既不是在廣州錄取的，也不是由湖北黨組織或上海黨組織選派的，而是由於他執著的去蘇願望的反覆不懈的努力，被特批去的。由於沒有被組織選派去蘇，爭強好勝王明要靠爭取去贏得這一機會。由於湖北沒有名額，王明跑去南昌，但江西名額已滿。王明又直接到上海找到專管去蘇留學負責人，吵鬧哭泣懇切，甚至威脅去巡捕房報告等各種手段都用上了，最終由於別的省有空名額批准了王明去蘇學習。王明利用各種手段爭得留學機會，偶然的成功對他本人以及後來黨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到了中山大學以後，王明發揮了能記能背，能說會道的特長，又肯於鑽研學習刻苦，加之有些英文基礎，俄語水平提高很快。特別是在與旅莫支部的一次辯論會上，王明初露鋒芒，與支部負責人進行了有理有據，又極富煽動性的辯論，由此當上了中山大學學生組織“學生公社”主席，相當於現在的學生會主席。這個位置為王明日後崛起奠定了基礎。
但是，王明能夠開始踏上奪取中共最高領導權力征程的動力是他傍上了米夫，並從給米夫當上翻譯開始的。同時，米夫也注重扶持王明，王明也因幫助米夫奪取中山大學校長的位置“獻計有功”成了米夫的座上客。由於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通過米夫要培養“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來擔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而“天才”的王明是最合適的人選，得到了米夫的賞識和信任。在米夫的幫助下，王明控制了中山大學支部局（相當於黨委）領導權，並以此為影響力大搞教條宗派活動，開始了一系列惡劣的表演。首先是製造了“江浙同鄉會案”“工人反對派”，打擊對他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藉機清除他搞宗派的障礙。廣州起義失敗後，王明堅信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是城市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並且誇大革命高潮的到來，鼓吹中國革命和勝利一定是“中國十月”的勝利，把俄國革命經驗當成完全適合中國革命的固定模式。共產國際按照他們標準選拔中共領導人的做法又把王明推到了前臺，這樣一個以蘇聯模式為革命樣板的中共未來領導人出現了。
王明1929年3月回國後並沒有得到重用，而是到基層工作。期間，寫了大量文章。還因被捕入獄並暴露了中央秘密機關，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後來，王明利用事先得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精神的機會，先於中央開始對“立三路線”的批判，否定黨的六屆三會全會。同時開始攻擊瞿秋白。1930年12月中旬，米夫秘密來到中國，其目的是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扶持王明上臺。但當時威信不高，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如何上臺？米夫可算是花了大的氣力。首先是大造輿論，竭力把王明樹成“國際路線忠實代表”“反立三路線”和“反調和路線”的英雄。其次是否定以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再就是確定了包括王明在內的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會議，並且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同時又不讓一些持不同意見的中央候補委員參加會議。六屆四中全會選舉了王明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次會議是在米夫扶持王明等人奪取黨的領導權的一次會議，王明上臺又是米夫在中國黨內導演的一幕醜劇。1931年10月，王明離開中國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坐鎮莫斯科指揮中國共產黨。離開中國之前，為了保證他“左”傾冒險主義照樣推行，王明在組織是進行了安排，提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指定博古、張聞天等組織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負總責。當時博古24歲，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由於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一躍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從此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王明在莫斯科坐鎮按照共產國際指令向國內發令，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國內貫徹執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惡果是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不得不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使中國革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