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飞
图：来自网络
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农村，因为偏僻成了很多“问题”老师的贬谪地。我读小学时刚好遇上这些“有问题”的优秀老师，他们的教育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孩子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记得第一节课，老师问大家姓名，很多同学以为是问生肖（潮汕话“姓什么”跟生肖的“肖什么”读音很近），有的说是猪，有的说是狗，搞得老师哭笑不得。
一年级很多老师已记不起来了，但方老师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过了这么多年，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她就在我眼前。
方老师非常慈祥，常带着微笑，讲话轻声细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像个可亲的大姐。方老师是普宁洪阳方氏，听说是当地名门望族，从小就有家庭老师，国学功底扎实，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板书很整齐，写字娟秀端正，讲课循循善诱，常结合课文的字、词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听完好像就懂了、记住了。
记得有一节课，她在讲拼音，我在玩耍，她点名提问我，我不知道她问什么，就把那一课的词语都读了，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留心听讲”。方老师没有打断我，笑眯眯的看着我，好像我如此“留心听讲”还能读得头头是道，令其有点惊讶。之后她很关心我，还让我做班长。可是我十分调皮，没有做好表率，反而常带头闹翻天，以致其他老师颇有微词，方老师有时会提醒我，却从没责骂我。
在那以“成份”论身份的年代，方老师虽然品教皆优，却只能是一个代课老师，有些人有时候还会揶揄她“地主婆”。但方老师心态很平和，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委屈和不满，或许我们这帮农村孩子成了她内心最大的寄托。
方老师的爱人是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林老师。林老师不苟言笑，平时很严肃，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很会管理学校，有他在，学校就安定。
林老师教我们五年级的数学。他讲数学给我很多启迪，最深刻的是，他说公元前几百年，西方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当时记不住名字）说：“世界是数组成的”、“数学是最高贵的”。世界怎么可以是数组成的？数还有贵贱的说法？我十分疑惑，可那时对老师很崇信，也不敢断然去否定，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心想难道房子、饭菜也是数组成的？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这一命题带给我长久纵深的思考，影响我的一生，使我对很多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直到今天数码时代的来临，我们才惊叹古哲人的伟大，更被林老师前瞻性引导所折服。
林老师不仅数学好，还是一位通才，几乎什么都会，其他老师有事，经常是他来代课。有一次他代上美术课，画了几个几何体素描，惟妙惟肖，立体感很强，我们好生羡慕，拿起画笔跃跃欲试，可不知如何下手。林老师看出我们的窘态，遂顺势教我们用“透视法”观察物体、用“明暗法”表现物体，让我们找到了“门道”，这样大家画得像模像样，我更因此喜欢上了美术。
听大人讲，林老师是师范学院的高材生，本来分配在县城重点中学，因为与“成份”不好的方老师相恋，所以一起被贬到我们的村庄。小孩子不懂什么爱情，可因为觉得方老师很好，也在内心对林老师多了几分敬意。
音乐老师也姓林。那时的小学只考语文、数学，其他科都是副科，音乐、美术更是象征性。可林老师教音乐，却把这个可有可无的科目教得有声有色。
他就地取材，将当地的风土人情编成歌，如“水南埔，三百亩，三日无雨火烧埠，三日落雨水成湖……”（用潮汕话）等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至今我仍能随口哼歌几曲，感觉一点也不比白居易的诗词逊色。
课堂上他常用一架破烂的风琴给我们伴奏，有时风琴坏了就用口琴，用“伴奏”来带领我们唱歌，防止我们跑调，这种反客为主的霸道伴奏，也是对付我们这些乐盲的好办法。
林老师除了给我们上课，还常组织村里的青年男女大合唱、演小品、排戏剧，每逢重大节日或有革命活动就在大队的戏台演出，给落后的乡村带来不少歌声和欢乐。现在想起来，林老师是多么有才，多么了不起！
教历史的吴老师是个“右派”分子，这个“右派”为人十分正派，且敢于直言，两个眼睛炯炯有神，咄咄逼人，那目光似乎就是历史的审视。他常说历史是判官，时间会校验一切是非曲折，教导我们要“树正气 致良知”。他有侨亲，常穿一些舶来品，衣着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因此有人给他起个外号“西”，是西式、新潮的意思。
“西”老师上课，从不看课本，好像课本那些记述太乏味。他常给我们讲典故：“要离刺庆忌”、“熊掌难熟”、“请君入瓮”、“土木堡之变”……每个故事都讲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逼真。有时还穿插一些西方神话，最有趣的是讲丘比特：调皮的丘比特用金箭射阿波罗，让他爱上达芙妮，却用铅箭射达芙妮，让她厌恶爱情，最后达芙妮为逃避阿波罗的追求变成桂树，这就是桂冠的来历。听了这个故事我们自造弓箭，扮丘比特，射来射去，有时看到有猪来，就对着同学射“金箭”，然后笑那同学爱上猪，玩得真过瘾。
教二年级数学的是黄老师。他脚很长，有调皮的学生就戏谑称他“长脚黄”。黄老师因为喊“毛主席万岁”时，中间打了个喷嚏，被视为不忠不敬，从县城流放到我们村。
黄老师是所有老师中最令人生畏的，他非常严格，严得近乎“酷”。每次上课他都带着一支小木棍，谁“捣乱”就打谁的手心或者小腿，虽然不会有伤，但非常疼，我们都很怕他。
记得有一次他在上数学乘法表，我和邻桌几个趁他在黑板写字，偷偷的在玩，当时隔壁桌的同学说一句话：“华国锋检查当兵配乌榄”（不知道那弄出来的一句话），并拍了一下我前面的同学的肩膀，那同学也没有反抗，我也跟着这样做，没想到他竟然哭起来。这一哭惊动了黄老师，黄老师问明“元凶”，将小木棍朝我打过来，我一闪避开了，却激怒了他，看他气势汹汹朝我走来，我马上拔腿往外跑。我跑了，黄老师将门关上，似乎不给我回去。我在课室外走来走去，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刚好方老师看到，她过来问我，我将情况告诉她，以为她会骂我，可她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进课室跟黄老师讲什么，一方沟通后方老师叫我回课室，但黄老师有个前提：就是要背好了乘法口诀才能坐下。我生怕挨那小木棍，硬着头皮，全神贯注的看了几遍，没想到竟然很快就背了出来。
黄老师的严，对我们这班常把课堂变“战场”的毛孩子来讲，刚好可以治治我们的野性，使我们分点心去读书，很多人就是怕挨他的小木棍把数学读好。当年全县竞赛，我们班成绩都很好，我竟然还考了满分，而另外还有一位同学考了第六名，这是黄老师“严酷”的回报，也是那只小木棍“恐吓”的结果。对比现在老师的放任，我更怀念黄老师的“严酷”。
最忧郁的是“眼镜老师”，称为“眼睛老师”是他在我们学校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调走，我确实记不得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戴着一幅眼镜。
眼镜老师是潮阳人，听说家族出了两个国民党将军，革命来了大都跑到海外，留在大陆的有几个给枪毙掉。眼镜老师的父亲是位很老实的医生，所以他才免受牢狱之灾。
眼镜老师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他教我们四年级的数学和自然。记得他教数学有很多解题的怪方法，对难题挺管用，类似现在奥数。有时他出一些很特别的题，你用常用的方法解不了，然后他提示你倒过来、转个弯，或者合起来、分出去，问题就解决了。这些怪方法打开我们思维的另一扇门，使我们知道解决问题有多种路径。他教自然时说：“自然界就是电的世界”，我觉得似是又非，并没有多想。我们最喜欢看他发电，他弄一些旧电池什么的，搭些电线，还真把小灯泡点亮，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那忧郁的表情。他戴一副近视镜，眼神很迷茫，嘴角常有一种苦笑的感觉，很多时候好像比别人更清楚，却欲言又止。他除了在发电时有点精神，平时总心不在焉，也没有亲切感，整个人似乎与周围隔了一层薄薄的云雾，他在云雾里想出来又想逃离，犹豫中带着几分无奈与苦闷，现在想起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无助和悲凉！
相比眼镜老师的忧郁，苏老师却最让人感伤。苏老师没有教过我，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之所以要讲他，是村里的人常提起他，说他是我们学校的大才子，而他倒在黎明前，更令人无比惋惜和悲戚。
记得苏老师常来我们家喝茶，有时还带一些宣纸和色料来教我大哥画国画。听大哥讲，苏老师出生在资本家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会写很多种文章，赋写得很好，大哥曾抄了几篇，可惜没有保管好，已经找不到；他还会写诉讼状，这是专业的法律文书，很少人懂；更神奇的是他会讲流利的外语，这在当时于国家都是一流的人才，何况一个偏僻的村庄学校。
苏老师的死，是在1976年盛夏的一个晚上。记得当时村里正在放电影，大家都在广场观看，电影散场后，有人在附近的一颗大树底下发现苏老师上吊死了。当时我还小，也不懂什么，奇怪的是，看到村里好些妇女，与苏老师非亲非故，竟然嚎嚎大哭，那些妇女边哭边诉说：有的说苏老师帮他们写过信、写过请帖，有的说苏老师帮他们孩子起名字，有的说苏老师帮他们写过申诉书……好像苏老师帮过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所以苏老师的离去她们倍感痛心。几个月后革命结束了，可惜苏老师没有熬过最后的黑夜。在那荒唐的年代，试问有多少人像苏老师一样，在绝望中萧然逝去！
我大哥保存了苏老师一张黑白照片，每年那天都会拿出来，热泪盈眶对照片说些“悄悄话”，我每看到此，也不自觉的哽咽。但愿苏老师在天堂做上帝的老师，让我们的社会少些悲剧。
那个非常时代，许多英才流落穷乡僻壤，他们遭遇不幸，而对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却是格外的幸运。这些优秀的老师激发我广泛的学习兴趣，打下我扎实的知识基础，给我的思维插上翅膀，并教诲我秉承良知、独立思考，对比今天乡村里的孩子，哪有如此福分！所以对那个年代，我不得不保持一种谨慎的思考，或许这是黑夜里一缕别样的阳光。
我祝愿老师们幸福，也期望乡村的孩子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可这——昨天我们没做到，今天依然没做好！明天是否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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