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底，国有四大行中农工建的不良贷款率高达34%，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触即发。在此背景下，决策层借鉴了发达国家经验，在99年陆续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中字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初衷只有一个，专职收购处置四大行和国开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因此在99年-04年，也被称为行业的“政策性剥离”时期。当时的不良资产定价来源于财政部，四大资管公司也被高度职能化，甚至连存续时间都被约定为十年。
如同一个城市的垃圾站与污水厂一样，国有AMC（Asset Management Company，资产管理公司，下同）属于 “金融垃圾”的处置机构，在整个金融系统中是被高度边缘化的。纵使如此，四大AMC依然不紧不慢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政策性剥离的途中又遇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应上市需求，再次剥离了大量不良资产到四大AMC公司。至此，四大AMC来自于政策面的任务基本完成，自负盈亏、利润考核等一个企业的基本要求加于四大AMC，从职能化十年到商业化转型成为新的目标。
前前后后不到十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四大AMC为国家化解银行业风险，也算是基本履行了行政职责，但大部分处置工作只是停留在发债收购、打包流转的阶段。无法反驳瑕不掩瑜的事实。
四大AMC的商业化转型刚好遇到了09年以后金融监管宽松的大跃进时代。通过背靠财政部的资金优势和多年处置金融不良积攒的业务资源，四大AMC不约而同的走上了金融全牌照的金控集团发展路线。04-14这十年，原本的AMC的主业在内部也被边缘化，银行、信托、保险等牌照成了AMC向投行转型的工具。在信达和华融陆续在港交所上市之后，东方和长城也跃跃欲试，四大AMC在原有的职能上完全跑偏了。
如果04-14这十年，四大AMC没有摒弃了职能化定位，安心做个金融资产的清道夫。在09年全金融行业狂热时居安思危，努力提升不良处置能力，同时预见到狂热的资金面和债务驱动的经济势必带来未来的大量违约，自然就不会有现在行业内如此贫瘠的不良处置手段的现状。没有经验不是借口，背靠国家财政的高度，足以看到世界上的所有同行。那些发展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历史经验，借鉴一二总是可行的。
即使在监管要求四大AMC回归主业的今天，要求四大AMC把失去的十年能力补回来也是不可能的。流转思维，低吸高抛的处置思路已经主导了行业。而且，像这样一个小行业，2万亿不良贷款余额说起来是行业新高，其实也就全中国商业银行一年的净利润而已，再大的声音也会被时代发展的隆隆列车所淹没。这正是不良资产行业的悲哀之处。
四大AMC之一的长城资管年初发声，将投入超1000亿进入不良资产处置行业。我们假象一下，另外三家也是相同规模，在加上其他的地方AMC，全行业将会有5000亿资金用于收购不良资产。哪怕是50%的收购折扣，也可以将现在2万亿的不良余额削减一半。别说解决燃眉之急，这个规模都已经算是解决行业问题了。至于这1000亿怎么来，对于依然在经济扩张时期的中国来说显然不是问题。再大的分子也可以用增加分母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每解决1亿的不良贷款，至少为正常贷款增加50亿的空间。这种快速解决问题的套路，不仅符合绩效考核，在国内这个套路还能用上20年。既长效，又高效，何乐不为。
我们的银行和AMC似乎都已经发现了这个窍门，利用流转思路，让不良资产快速去化。19年初，各大银行的不良率纷纷余额和不良率双降。但事实上，冗长的实际处置不良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双降只是把垃圾扔到了垃圾站，因为我们的土地很多，可以造更大的填埋场来容纳我们的垃圾。
试想50年以后，我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GDP的年均增速低于3%，国内经济以消费为主而不是债务扩张的投资为主，财政支出也以国民的转移支付为主，难以再为四大AMC的收购不良造成的亏空买单，同时央行也不再有大量的信贷资产扩容安排。那时的不良，尤其是积攒了数十年的不良，体量之大可能已经不是靠我们现在能想到的传统手段能够解决的了。如同四大AMC没有珍惜那十年的发展机遇，导致这几年各行各业各类型的违约潮的处理仅能通过流转思路勉强度过，届时更大的问题摆在四大AMC面前，大家依然会后悔几十年用流转思路解决了账面的不良，账面的僵尸企业，但底层的不良资产，依然在体系内阴魂不散。
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工业素质、科技素质都尚未进化到无可指摘的地步，只是人们在阶段性胜利中习惯了三十年以来的利好。行业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到，青春期的少年装出来的成熟终究是东施效颦。市场信心固然重要，但得过且过的麻木，终究会为短视付出代价。如果掌握资源的决策层整天想的都是“自有后来人”无责想法，无异于经济基础立于泥沼，基础脆弱，纵使高楼万丈，亦是空中楼阁。我们理解没人拥有上帝视角，全行业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虽不求我们能做从历史上看都是对的决定，至少我们的做的决定不能有浅显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