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事件过去几天了，“反杀案”又成为热点。多事之秋啊！民众情绪总是被点燃，又很快切换到下一个热点。冷静之后，我思考更多的是我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每个人能做什么，可以降低这些事件的发生概率。这次滴滴事件中被人诟病的是，程序化但又不能解决问题的客服。如果滴滴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如果滴滴的客服合格一点，专业一点，能真的急顾客之所急，就可能避免这样的悲剧。由此，想起几件事情。
1
去年，我在某公寓平台订房，预定之前就跟房东沟通过，确认可以入住的。可是当我打车到达时，房东又说临时有事，不能入住，这中间间隔最多两小时。退款时候，我看到了一条不公平的协议：如果是顾客违约，就要支付一半房费作为违约金；如果是房东违约，直接退款就可以。
顿时兴致来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嘛。打电话给客服：
订房协议是不是要约束房东和顾客双方？客服说是。
那这份协是不是应该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客服说是。
顾客临时有事不能入住，是不是要扣除一半房费作为违约金？客服说是。
房东临时有事不能服务，顾客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同样多的违约金？客服说你稍等。
过了一会，客服打电话，说是可以给我同等金额的代金券。我说不要代金券，只要得到跟房东一样的待遇。房东得到的是人民币，我要的也是人民币。
又过了一阵，客服再次打电话，说同意我说的方案，要了支付宝号，转给了我。最后我建议：平台的规则对交易双方应该是公平的，或者更应该倾向顾客。
2
前年新年，我在天猫买了辆车。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在网上买车的。本地经销商垄断加价，死活不按厂家指导价销售。天猫上是指导价，不用费任何口舌，就能节省不少费用。其实在天猫下单了，还是在加价的经销商那里提车。购买后，我跟天猫客服再三确认：1号要去提车。客服说：可以，没问题。
1号去了经销商那里，销售员一下推翻了之前的说法，说是直接在我们这买，也可以按指导价的。更让他们尴尬的是，之前全省都没有人在天猫上买过车，他们不知道整个流程是如何的。我已经在天猫上付款了，但这笔钱还没到经销商的账户，说是不能提车。可能他们赚的少了，态度也不好，很强硬的说过几天再来吧。
毕竟不是在他们那里直接购买的，我也懒得跟他们理论。我直接联系天猫客服：已经再三确认了，为什么提不了车呢？天猫客服态度很不错，说会给你解决好的。过了一会，这边经销商打电话过来，以道歉赔笑的口气说：不好意思，今天一定让您提到车，事情正在解决。天猫店是品牌商开的，经销商要从品牌商进货，不能得罪的。
后来我知道，那天是新年假期，财务放假了。为了完成之前的承诺，财务打车到了单位，办理提车手续。等了两小时后，车顺利提到。顿时对这个品牌心生好感，我也按承诺认真评价，给出大大的五星好评。
3
有一次，我们去饭店吃饭。之前在那办过卡，打算去把余额用完，结算的时候，饭钱超出余额50元。我拿出卡和50元要结账，收银员说不行，必须继续办新卡从里面扣50元。
是不是差50元？收银员说是。
这是不是50元？收银员说是。
我说：没问题啊，给你。
收银员说，你看这写着呢，必须用卡。我说：写着也是霸王条款，50在这，要不要？不要直接走了。当时我们吃饭的好几个人，也喝了酒。收银员一直喊经理，经理也没出来。最后留下那50元，直接走了。
4
2007年之前的春运，火车票价格是要上浮20%的。
2001年，河北律师乔占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铁道部2001年票价上浮通知。此案公开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乔占祥的诉讼请求。乔占祥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败诉。
2006年春运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来到北京市一中法院，以铁道部春运涨价没有举行听证会为由，将铁道部告上法庭，立案被驳回。郝劲松又上诉到北京高院，高院又将案子发回中院。中院一审驳回他的诉讼请求，他随即再次向高院提起上诉。此案历经二审，耗时一年，最终败诉。
2007年，当春运的第一列火车驶出车站时，延续多年的春运涨价成为了历史，嘹亮的鸣笛声就是胜利的号角。
当你我进行消费遭遇不平等待遇时，我们不该忍气吞声，要拿回本该存在的公平；
当你我使用滴滴，权益受到伤害时，我们要的不是一张代金券就能打发。今天的小问题一张代金券解决了，明天就算出了人命，也不过“三倍赔偿”。
我从来不反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但是与技术相匹配的文明进步，权利觉醒，却需要你我的点滴努力。我们要让滴滴知道，如果想持续赚钱，对于安全，所有冗余的应急准备都是必须的。要把赚的钱拿出来一部分来解决安全问题，而不是采取低成本的外包客服。即便面对国家机器，我们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哪个国家，一开始就是美好的家园。
世上没有救世主。权利从来不是被给予的，而是需要争取，甚至是血泪斗争，才会一点点得到。如此，我们才能改变潮水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