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紅都有事時
所謂的俗。也就是習俗民俗。或者稱為俗文化。主要根植於中國底層社會中。泛指老百姓的文化。如某某民俗。這個稱謂跟雅文化是相對的，所謂的雅文化。也可稱為主流文化。精英的文化。權貴文化。如宮廷文化。貴族文化等等。所謂的移風易俗，就是要把傳承了多年的風俗民俗改變。把原有的優秀的東西繼承。把不好的，低級的，庸俗的所謂醜文化去掉。在繼承和發揚民俗文化的同時，不能過於娛樂化。過度娛樂化的民俗。是淺薄的，庸俗的，低級的。毫無文化價值的。因此應該抵制把民俗文化過度娛樂化。
王煦育
移風易俗，莫過於樂。
我認為是隨鄉入俗，不搞精神刺激，不搞奢侈生活，要講精神文明，艱苦樸素過曰子，不攀比，不氣餒，心態要平恆，快快樂樂過日子比什麼都好，健健康康比什麼都幸福。∞
孫北旺
這是《孝經》裡面的話,原話：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翻譯過來就是：孔子說：“治國平天下的大道,應以救化為先.教民相親相愛,莫有比孝道再好的了.教民恭敬和順,莫有比悌道更好的了,要想轉移社會風氣,改變民聞習俗,莫有比音樂更好的了.要想安定長官的身心,治理一國的人民,莫有比禮法再好的了”。
這不正是我們現代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的思想和精神基礎嗎？
孔聖人弟子三千，以詩書禮樂教，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體系中關於“樂”教的思想，對我們新時代滿足“美好生活需要”不無啟迪之處。
社會安定、人民自得的生活，乃國家長期穩定、經濟繁榮、天下太平特別是社會高度精神文明孕育的結果。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宏大治理活動轉化為文明化育，似春風化雨，進入一個更高級的時期。
“樂”之教化即屬“文教”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家語》載，孔子至周，通過問禮訪樂等活動，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說明“樂”為社會治理反映的一個重要方面。制禮作樂，標配著天下和國家秩序，不是靈機一動、隨便創制的，所謂“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集中到最高層由之統一發出、頒佈。
同樣，“樂”也是人民情感生活的調節。儒家認為，人本身有喜悅和悲傷等情緒活動，審慎地制定準則來進行節制非常必要，比如可以用歌舞等手段來表達人心中歡樂的需求。協和五聲，以平和人心，成就政事。也就是說，給人們提供“美感”的藝術工作者，需要與時代共舞，把握時代脈搏，創新昇華至藝術之美，然後再反哺社會，才能發揮出有益於社會發展的正能量。所謂“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作“樂”是在功業成就、圓滿後的追述與比興，增強了韻味和形象的化育感染力。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影響深入人心，無形中對社會風氣的轉移、引導功效甚為顯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並說“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想不到《韶》樂的美達到了這樣迷人的地步。我們看到，孔子把“樂成”往往作為個人修養也好、社會治理也好的最高成就——一種所謂美在內心、美在實質的充溢、貫穿：“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一個完善人格的養成，最終亦要“文之於禮樂”來完成。在揚棄異化的條件下，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生產勞動“變成一種快樂”和“自主活動”，物質和精神成為每個人的“自我享受”，理想社會顯然離不開對人的感覺器官社會化的美的培育。禮樂文化向來是作為傳統中國治理的重要內容。其中的“樂”反映的美育思想，並非我們今日一些人追求的“為藝術而藝術”之純粹，而暗合當代倡導的“人民需要藝術”“藝術需要人民”這樣一種互為互需的藝術觀。
對於“樂”之創制，儒家向來主張以“中和”為原則。孔子為什麼把《關雎》放在詩經第一篇呢？《論語·八佾》給出了答案：“《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何要“放鄭聲”呢？因為其“淫”，過度了即傷和傷生，對正能量的“樂”是一種擾亂，“亂雅樂”。
現在有人把藝術僅僅定位為滿足娛樂消費，過分強調藝術的娛樂性，顯然這是有危害性的。這樣看來，並非所有打著藝術旗號的都能呈現給人們以美感，“淫”樂同樣需要剪除，才能使“雅樂”更好生長；否則，葬送的不只是藝術之美，最後顛覆的可能是美好生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用高尚的文藝引領社會風尚”，“不讓廉價的笑聲、無底線的娛樂、無節操的垃圾淹沒我們的生活”。做到這一點，藝術作品不僅要“盡美”，還要“盡善”；美同善相比，善更根本，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這一觀點對後世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