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開始了富國強兵的進程，在國家的各個層面之上“脫亞入歐”，從政治經濟到生活習俗事事都向西方學習。但是在最高層的軍政核心圈中，依舊保持了長久的藩閥體制。政壇內閣中的樞要重臣不僅都享有高級爵位，同時籍貫出身基本上都是來自於固定的地區，也就是在倒幕運動和戊辰戰爭中立下大功的薩摩藩和長州藩。在軍內，更是出現了陸軍將領幾乎為長州藩主導，海軍全部被薩摩藩掌控的局面。在“廢藩置縣”之後，長州藩改為了山口縣，薩摩藩改為了鹿兒島。在此之後“山口縣陸軍，鹿兒島海軍”就成為了日本軍中的俗語和勢力分佈。這種局面一直到太平洋戰爭晚期才最終被打破，具體的情況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日本藩閥地理位置
倒幕運動中的功臣——薩摩藩與長州藩
日本自中古時期之後，一直是在幕府統治之下。後來地方開始做大，諸侯林立，各自為戰。而薩摩藩和長州藩就是其中的代表。這兩派在歷史上曾經有很深的矛盾，比如1865年的禁門之變。在久住真也的《長州戰爭與德川將軍：幕末時期畿內的政治空間》一書中記載：
“長州藩持激進的尊皇攘夷論，曾一度主導京都政局。1863年（文久3年），會津藩、薩摩藩等勢力主導了八月十八日政變，長州藩在京都的駐防權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親及其養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喪失了政治上的主導權。同時，在京都和大阪潛伏的數名長州藩尊皇攘夷派，以恢復長州藩勢力為目指繼續行動。”
這次衝突實際上也是埋下了日本之後數十年中陸軍與海軍矛盾衝突的伏筆。明治天皇即位後，這兩藩在倒幕的大旗下重新走到了一起，開始共同討伐幕府將軍和其附庸勢力。在經歷了戊辰戰爭之後，倒幕派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天皇也大力提拔有功之臣。因此薩摩藩和長州藩的代表進入了日本軍政的上層，開始掌握大權。陸軍方面，第一任陸軍大臣（陸軍卿）是山縣有朋，他就出身於長州藩（山口縣）。山縣有朋也被譽為是日本陸軍之父和日本軍閥王國的締造者。
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
海軍方面也是如此，與山縣有朋並立的海軍卿是勝海舟，他是幕府海軍的創建者。他依靠個人的威信在海軍內德高望重，但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權力。在海軍省內真正掌握大權的是薩摩藩出身的川村純義，而且也是在他的任期內，薩摩藩的勢力擴張到了海軍中的各個重要崗位。值得一提的是，川村純義也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薩摩藩西鄉隆盛的妹夫，最初他就是在西鄉隆盛的推薦之下進入了長崎海軍傳習所。在田村榮太郎的《川村純義・中牟田倉之助傳：明治海軍的創始者》中記載：
“ 雖然後來舊幕臣出身的勝海舟歷任海軍大輔、海軍卿，但在由薩摩閥把持各項關鍵崗位的海軍，勝海舟僅僅是象徵性的存在，川村純義才是海軍實質上的指導者和決策者，海軍諸事皆取決於川村。”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海軍內部的薩摩藩力量就此形成，並且得到了積極的延續。
川村純義
日本內閣製出現之後，由於首相伊藤博文是山口縣人。為了保證力量分佈的均衡就提拔了薩摩藩出身的大山岩擔任陸軍大臣，但陸軍內部的重要職務還基本上被山口縣人掌握。比如山縣有朋的弟子桂太郎就在大山岩左右擔任了陸軍次官，兼陸軍省法官部長、軍務局長。在1898-1900年，桂太郎取代了鹿兒島出身的高島鞆之助擔任陸軍大臣，更在1901年親自上臺組閣，出任首相，威望到達了巔峰。在桂太郎之後接任陸軍大臣的兒玉源太郎和寺內正毅也都是山口縣出身，山口縣陸軍的基礎在這一時期已經基本被鑄就。海軍方面則更為明顯，自1885年第一屆伊藤內閣開始，擔任海軍大臣的西鄉從道、樺山資紀、仁禮景範、山本權兵衛無一例外都是鹿兒島出身的。薩摩藩之中也出現了黑田清隆、松方正義等多位首相上臺組閣。可以說明治、大正時期，薩長藩閥掌控軍政的局面是很難被打破的。
從執政特點上來說，薩長藩閥是非常好戰的執政聯盟，其在位時期發動了多場對外侵略戰爭，打下了未來日本競爭世界霸權的基礎。這種嗜血好戰的因子也在當時的政壇中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批駁。但是就當時的日本而言，薩長藩閥功勳赫赫，上承天皇的意志統領百官，反對的聲音很容易就會被消除。譬如鹿兒島出身的樺山資紀在擔任松方正義內閣的海軍大臣時，面對議會反對者質疑政府被長州薩摩兩方把持時，就曾經蠻橫地大喊：
“開口閉口就是‘薩長’政府，沒有這個薩長政府，四千萬生靈怎麼活？”這一舉動直接導致議會解散，政府垮臺，樺山資紀背上了“蠻勇將軍”的綽號而被轉為預備役。這個事件可以從側面證明，軍方的狂熱與薩長藩閥對於軍政的把持是分不開的，即使進入到昭和時期，這種情況也是難以改變的。中原茂敏在《大東亞補給戰》中記載：“ 昭和元年(1926年)僅一週時間。1927年初，若槻禮次郎內閣因經濟危機等原因宣告辭職。4月20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大將出任第27屆首相。田中義一山口縣(原長州藩)人，於1918年、1923年兩次擔任陸軍大臣，1925年退出現役任政友會總裁。
長州藩(山口縣)人和薩摩藩(鹿兒島)人在明治維新中建立了功勳，明治、大正時期的我國政府和陸、海軍首腦大部由兩藩的人擔任。在1885年首屆伊藤博文內閣到1926年第26屆若槻禮次郎內閣的26屆內閣中，長州、薩摩兩藩的人前後擔任15屆內閣的首相，約佔總數的60％；陸、海軍大將(元帥)共出任10屆內閣的首相，其中僅海軍元帥加藤友三郎(廣島縣)一人不是長州、薩摩藩人。”
正是在這一時期的政壇積澱，才真正將窮兵黷武的軍事主義的色彩灌入了日本社會之中。為二戰前的軍國主義法西斯提供了土壤，不僅是在軍政領域，更是蔓延到了整個日本民間。
蠻勇將軍——樺山資紀
昭和時代開啟之後，日本上層的“薩長藩閥”的色彩開始減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也逐漸開始淡化了原本的藩閥政治。但是，山口縣出身的寺內壽一和鹿兒島出身的野村志邦仍然在戰時擔任過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直至1945年，隨著日本節節敗退，日本的上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改變。日本史家坦言：
“ 陸、海軍一體化沒有形成，陸軍於4月6日將本土劃分為二個防區，東防區由第1總軍(總軍司令官杉山元元帥，福岡人)負責，西防區由第2總軍(總軍司令官畑俊六元帥，福島人)負責；空中作戰由航空總軍(總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大將，富山人)負責；海軍因聯合艦隊在5月1日損失了大部分艦艇已撤銷建制，建立海軍總隊，司令官為小澤治三郎中將(宮崎人)。最後的陣容是：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大將(大分人)、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巖手人)、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大分人)、軍令部總長豐田副武大將(大分人)，首相鈴木貫太郎海軍大將(千葉人)，陸軍、海軍和政府仍三足鼎立。這裡註明司令官的籍貫，明治、大正時期那種以“山口縣陸軍，鹿兒島海軍”自豪的情況已完全變了。”
戰爭結束之後，日本政府受到了盟軍的清算，很多政界高官都被列為戰犯。日本的傳統勢力也完全受到了清洗，隨著取締爵位制度等相關措施的實行，日本歷史上以“山口縣陸軍，鹿兒島海軍”為代表的“薩長藩閥”徹底進入了歷史的塵封之中。
為何日本會出現“薩長藩閥”
首先，武人掌政的結果。在倒幕運動前後，曾經在日本國內出現過“公武一體”理論，也就是融合朝廷和幕府來壓制當時的尊王攘夷運動。從明治維新之後的樞機重臣履歷中我們也不難發現，雖然日本實行了文武分立的制度，但是作為文官領袖的首相，卻始終和軍方都保持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伊藤博文是吉田松陰的弟子，而山縣有朋、高杉晉作、玄坂久端等武士也是他的弟子。並且吉田松陰的理論後來還影響了眾多的日本軍人，成為了一時的理論高峰。正如前文援引的中原茂敏的數據統計，日本的首相中有很多都是職業軍人出身。這事實上就打破了文武分離的現代政治體制，實際上還原到了以武人掌政為基礎的強權政治。在二十世紀初，平民首相原敬上臺組閣，被視為打破了長久以來的“薩長藩閥”體系。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原敬首相的結局正好印證了純文人政府的脆弱性。按照日本的政治體系，首相應該是政府的首腦，但卻公然被刺殺，這當中的深意耐人尋味。而且，“薩長藩閥”的精明之處在於它逐漸將自身的力量下移，在基層的重要崗位中很多都被藩閥所掌控。即使上層漸漸被淡化，但是權力依舊不可小覷。
文人首相原敬力量薄弱
其次，“薩長藩閥”始終圍繞在天皇周圍，掌握了政權的最核心之處，這也是它可以長期享有權力的原因。明治時期，“薩長藩閥”光芒萬丈，能臣輩出。明治天皇也很樂於讓他們長期掌握政權。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國家的前途一片光明，國力蒸蒸日上，國家內外也就逐漸忽略了“薩長藩閥”壟斷政權的事實。到了大正時期，由於天皇本人的身體問題，當時的首相桂太郎（山口縣人）成為了很多問題的決策者。桂太郎也被同時期的人稱為“躲在龍袖背後的男人”，暗諷他權勢熏天。在宇治敏彥編訂的《日本首相列傳-從伊藤博文到福田康夫》中記載：
“以尾崎行雄為首的234名議員提出彈劾桂太郎的決議案，強烈批判‘內閣總理大臣、公爵桂太郎本當身擔重任，卻屢煩聖敕，紊亂宮府之別，以權謀私，營結私黨’云云。尾崎行雄在對決議案進行說明時指出：‘彼等以天皇為擋箭牌，以聖旨為子彈打擊政敵。’”
這說明，薩長藩閥權力的延續和掌控了天皇有很深刻的關係。進入到裕仁天皇時期後，薩長藩閥的代表木戶幸一作為天皇最信任的謀士和替身，充分延續了這一傳統。他的祖父是長州藩出身的木戶孝允，名列“明治維新”三傑之一。他的父親木戶孝正曾經擔任日本皇室的“皇孫御養育掛”，負責撫養照料當時的皇孫裕仁、雍仁兄弟二人。這就使得木戶家和日本皇室結下了一層特殊的情感。成年之後，木戶幸一擔任裕仁天皇的內大臣。日本初期為了保證天皇的神秘性，很多命令都是由內大臣負責傳達，可以視為天皇的發言人。這個權力實際上是無限大的，甚至有人認為木戶幸一當時的權力已經超越了首相。以至於他可以力捧當時的陸軍中將東條英機升任大將，並且成為首相上臺組閣。從歷史長期看來，木戶幸一實際上就是二戰中日本“藩閥體制”的核心代表人物。正是由於他的全力支持，東條英機這位戰爭狂人才有出頭的可能。所以，戰後盟軍判處木戶幸一終生監禁，以示懲戒。
木戶幸一
日本“薩長藩閥”對於後代歷史的影響
“薩長藩閥”的出現直接影響了日本陸軍與海軍的權力架構，也同步影響了戰爭的進程。藩閥體制的核心在於代代相傳的權力，不同於世襲的爵位，這種傳承是隱性的。每一代政府當中都有“薩長藩閥”的代表人物，為了權力的分配而發聲。這一點上甚至影響到了日本陸軍和海軍的關係。眾所周知，日本的海軍和陸軍關係惡劣，在一些問題上紛爭不斷。特別是在經費、資源、人才等領域上的爭奪與分配上的矛盾日益激烈，互相之間嘲諷揶揄更是家常便飯。歸根究底，這種地緣上的偏見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是當遇到一些重大問題時，陸軍和海軍之間也可以攜手合作，協同作戰，特別是在天皇下令準備對於英美開戰之後。這也體現出了“忠君”是薩長藩閥內部的核心主軸，對於日本後期軍國主義的膨脹有重大推動作用。
日本裕仁天皇
綜上所述，日本在明治維新結束後重用薩摩藩和長州藩出身的文臣武將，軍政兩界一時之間被薩摩藩和長州藩的人所壟斷。在軍隊內部，長州藩組織構建了陸軍系統，薩摩藩設計建構了海軍系統，並且長期在各軍之中握有實權。從此在日本上層出現了“薩長藩閥”體系，這種力量集團通過緊緊圍繞在天皇周圍，形成了武人掌政的局面，並且實現了代際傳承。在二戰前後，這種體系的色彩淡化。但是出身長州藩的木戶幸一依舊以內大臣的身份在天皇身邊出謀劃策，一力舉薦了東條英機上臺組閣，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負有重大責任。最終，隨著日本戰敗，日本的“薩長藩閥”也隨之煙消雲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