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这样才能真正的算高收入国家。”
12月4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大国发院格政论坛战略合作的第二季“企业智慧生长指南”直播课中指出，到2049年，中国要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经济总量将远超美国2倍，科技创新将成重要依赖，中国充足的资金与人才将是两大优势。深圳得益于政府服务创新与金融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领先城市，未来有望替代美国硅谷，成为世界创新中心。
但姚洋也坦言，中国科技创新仍面临现有金融体系的挑战，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进一步推进。
中国创新两大优势：有钱，有人
姚洋估计，建成高收入国家需要中国在未来30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7%，“事实上如果要想达到这个水平也不是很容易的”，原因在于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在下降，资本折旧同时在增加，比如需要“修桥补路”。
因此，姚洋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链需要更多依赖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无外乎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钱，一个是人，这两点恰恰是中国现在具有优势的地方。”
姚洋预测，在“钱”的方面，中国储蓄率在未来二三十年会下降到35%左右，但仍处于高位。“有了这样的储蓄率才能有更好的科研投入。”当前，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GDP总量的2.2%，约为2.2万亿元，这一数字已经是美国的三分之二、日本的2倍。
在人力资本方面，我国每年有超过800万名毕业生。“都说天才在人口中的分布是差不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有更多天才能被发现。”姚洋说。
此外，姚洋认为，大国就有大市场，很容易能摊薄科技创新的成本，我国不需要靠别的国家进行市场培育和创新升级，“大就是强”。
深圳：“未来硅谷”
姚洋还预测，短则20年，长则30年，深圳将替代美国硅谷，成为世界创新中心。
在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看来，创新的集聚和开放具有共生性。一方面，中国创新的发源地具有集聚效应，能够成为国际创新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创新也是开放的，深圳与美国合作的专利占总专利数的比重为17%，与日本合作的占8%，与韩国合作的占7%。
其次，唐杰指出，深圳中小企业能够高速成长，成为支撑深圳转型一个重要的支柱，来自于行业内部竞争和通用技术的共享。“一个行业内部的通用技术越扩张，这个行业就可以做得越大。”运用数字技术程度更深的行业，发展就会更快。
在唐杰看来，深圳在从传统工业化产业中心快速走向科学化，未来深圳在计算机技术、材料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一定会有重大突破。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评价，深圳市政府在推动创新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服务型政府不等于小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要做事情，但是一定要聪明地做事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去帮助克服那些市场失灵（的环节），同时顺应市场规律。”
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是关键
尽管中国的研发投入、研发人员队伍、专利产出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以深圳为先的科技强市也有望取代美国硅谷，但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郑世林指出，从创新质量上看，我国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通过这次贸易战来看，我们的关键技术很多时候是落后的，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基础研究实力薄弱这个客观事实有关系。”
他列举了一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3.2%，远低于美国（25.8%）、日本（46.7%）、韩国（57.7%）。“我们是应用化商用前景比较高，但是对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企业投入比较少。”
郑世林判断，未来创新市场的国际竞争摩擦会愈加激烈，中国需要多做“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
几位学者都探讨了如何在市场导向与政府行为中取得平衡的问题。唐杰提出：“高效创新是市场制度与政府行为达成一致的结果。”他认为，未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要退出企业层面，强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姚洋指出，金融体系的国企偏向，是中国未来科技创新的一大挑战。他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里，国企完成了很多重大创新，但“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不能推广的”。因此，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让一些民间资本进入国企，改变国企内部的管理”。
谈及金融对创新活动的支持，黄益平评价道，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赶超型的经济，但是对于领先型的创新经济，资本市场能发挥更大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发生改变，在由要素投入型转为创新驱动型的过程中，以间接融资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已经不太适用。
黄益平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要继续往前走。第一，要改变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第二，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第三，要改善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他评价，深圳的金融创新有两点值得借鉴的地方。第一，线上线下结合，突出线上金融服务的贡献。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合，突出直接融资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触角学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在线公开课系列”达成战略合作，系列课程旨在为宏观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策略提供更好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