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說的市民意識和情教觀——《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文化意蘊

《賣油郎獨佔花魁》是文學史上主張自由婚戀的優秀作品。馮夢龍的這部作品,以俗濫的題材為主要內容,標新立異之處在於一個收入微薄的賣油小販用自己的真情去感化一個名滿臨安的花魁女。實際上是在告訴讀者,現實生活中的市井階層也是有追求愛情的願望,甚至這種願望要比同時代的達官顯貴高尚純淨得多。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有比財富、門第等更可貴的東西——互尊互愛的情感。

妓女與嫖客是個早已俗濫的題材,《賣油郎獨佔花魁》卻難得的沒有落入才子佳人、風花雪月的老套之中,而是把現實生活中正在蓬勃興起的市民階層引入了愛情神聖的殿堂,讓一個賣油小販以他的誠篤、 真情去感化一個名滿臨安的花魁女,使讀者看清了比門第、財富更要緊、更可貴的東西 ———平等的愛情,相互的尊重,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互相關懷 。

明代小說的市民意識和情教觀——《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文化意蘊

明代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深化,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勢頭,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市民階層日益擴大。

社會經濟的深刻變化,將強勁的活力輸入社會肌體,一股不安分守己而別開生面的新鮮文化潮輝湧動於傳統文化結構之中。表現在價值觀念上,從貴義、重義轉向崇尚金錢,因而明代中後期的一些作品,也把目光轉向商人為主體的市民階層。在婚戀觀念上,一反“夫為妻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些傳統的禮制規範,湧起追求真摯情矣的人文思潮。《賣油郎佔花魁》便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真摯情愛的勃興和“情”與“禮”的抗衡,生動真實地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價值觀、愛情觀。

市井小民的愛情

北宋末年,由汴京逃難出來的秦重,被父親過繼給杭州一家油店老闆,每天挑著油擔沿街叫賣。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思想裡,即使是腰纏萬貫的大商人也會受歧視,更何況是秦重這樣的販油郎,所以他其實是個非常典型的下層市民形象。而女主人公莘瑤琴因戰亂同父母失散而誤入風塵, 雖然是名滿臨安的“花魁”,實際上卻是達官顯貴們的玩物。

明代小說的市民意識和情教觀——《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文化意蘊

淪落風塵的花魁女與低微卑賤的賣油郎終成眷屬的情節,本身就向我們傾訴著整個社會開始重視市井間的小人物。這種重視是作家的市民意識的增強,也是人們認識了商品經濟的可貴。

小商人秦重有著對美的渴望,有被尊重和承認的需要,還有 一種證明自己潛力的深層次願望。他明知道花魁女的生活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他仍然充滿了自信,這其實就代表著當時商人面對社會的一種普遍自信的心理狀態。秦重的愛情,顯然與當時市民階層社會地位的提高、商人自我價值的重新發現有著密切聯繫。

“花魁娘子”莘瑤琴原是良家女,戰亂中誤入風塵。但其性格中仍有剛烈的一面。金二員外外來親近她時,被她劈頭劈臉,抓了幾個血痕。這種自尊剛烈的思想性格,使得她與賣油郎的結合成為一種必然。

“花魁娘子”之所以能對賣油郎產生愛情,最主要的就是能從他那裡感受到真誠的尊重與愛護——這恰恰是她所缺少而又迫切需求的情感支持。 秦重從一開始就是以一種十分虔誠和仰慕的心情來對待她的。他不惜辛苦的去攢一年的錢,目的只是見一見花魁。正是花魁女強烈自尊與被尊重的實現,即便賣油郎沒有相應的才情氣質來應和,也能夠與花魁擁有“融洽的旨趣”,情感的依戀。

明代小說的市民意識和情教觀——《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文化意蘊

情場上主角的轉換

《賣油郎獨佔花魁》的全部情節,都是圍繞著地位不高的賣油郎靠什麼機緣、怎樣把“花魁”獨佔了過來展開的。

宋、元之際,市民階層雖然已在城市經濟生活的各個環節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政治文化舞臺上卻是個“龍套” 的角色。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以及嚴格的封建等級觀念仍然是社會的主流觀念。這即使是一名妓女,也寧願接納風流倜儻的寒土,對於商賈之流都懷著一種先天的鄙夷心理。

從元代開始,雖然士人跌落到社會的底層,但在煙花女子的潛意識中,讀書人仍然比商人高貴。在《賣油郎獨佔花魁》中,儘管秦重也感覺自己配不上花魁,但卻憑著素樸的韌性如願以償,贏得了花魁娘子的芳心。

小說向讀者披露了一種嶄新的信息:市井間的小人物開始得到 了社會上的重視 。說明當時的市民階層已不甘心總是充當生活中“賣油郎”的符號性角色,而是開始積極地尋求自身的價值。商人作為主角出現在愛情裡,是公開承認了經濟在愛情生活中的作用 。市井小民的愛情頌歌,顯然與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 、商人個人價值的重新定位有著重要的關聯。


明代小說的市民意識和情教觀——《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文化意蘊

《賣油郎獨佔花魁》的主題是:秦重為什麼能“獨佔花魁”?秦重憑藉的不是權勢地位,也不是甜言蜜語,而是憑藉著善良誠實和對辛瑤琴的尊重、同情、以及真摯熱烈的情感。秦重把辛瑤琴視為一個真正的人來尊重,這才使“花魁娘子”長期被侮辱、被損害的心得到溫暖,才會喚醒她的人生熱望,才收穫了真正的幸福。

辛瑤琴的抉擇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她最初把從良對象定位為公子王孫,因此一開始對秦重是很輕視的。因為秦重“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此時她還是瞧不起商人這個階層的。但是後來她覺醒了,認識到真正的幸福源於雙方人格的互相尊重,真情的體貼,這比金錢、權勢、地位更有力量,也更牢固。這顯然表現了具有新時代特色的市民階層的愛情觀和生活理想。

作品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商小販,以往愛情小說中,男主人公多是讀書人,這篇小說中,作者試圖向人們展示一種觀點,即真摯的愛情,不再只存在於仕宦子弟、文人學士中,它也存在於市井之輩的小商人中。這是非常進步的思想,反映了明代新興的市民意識。

明代小說的市民意識和情教觀——《賣油郎獨佔花魁》的文化意蘊

古代的婚姻家庭中,滲透了倫理宗法制,女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商人和市民在行動上和觀念上,對封建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發起挑戰,帶來世風的極大變化。

所以《賣油郎獨佔花魁》中,處處透露出對人性正常發展的肯定,以及與傳統的封建禮教和貞操觀念相對立的新的道德觀和愛情婚姻觀。這種新的思想觀念又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跡,跟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深刻變化是分不開的。

“情教”觀的實踐與弘揚

一個本錢不多、地位不高的賣油郎能夠獨佔花魁,靠的是什麼? 花魁女和賣油小販之間,有著天然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賣油郎奮鬥一年,才贏得與花魁 “相處一霄”的機會。但是花魁女對秦重起初是不理不睬,內心深處是瞧不起這位賣油小販的。但是在兩人相處的一夜中,賣油郎從沒有把花魁當成玩物,而是當成一個需要關懷和幫助的女性。最後賣油郎終於憑著真誠的愛,贏得了花魁的心。

這個故事裡,作者馮夢龍向人們揭示了他所主張的“情教”觀,以及他所倡導的社會理想 。馮夢龍認為“情”不僅是維繫人類社會關係的紐帶,而且是維繫天地萬物的總線。世上萬事萬物生生不滅,都是由於“情”存在的緣故 。馮夢龍認為一個“情”字甚至可以代替儒家的那些說教 ,因為儒家的綱常名教、 仁義道德全都是無用之物 。

與馮夢龍同時代的大劇作家湯顯祖也說過 :“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 在愛情的感化作用上,馮夢龍比湯顯祖更加激進,他大倡“情教”,借男女之真情“教誨諸眾生” “以情為維”來重新建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期實現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

馮夢龍對於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深為反感,主張婚姻自主“男女相悅為婚” 。他認為人都是平等的,不應以身份來分別貴賤尊卑,而應是否有情來衡量 。

正因為如此,作者才儘量去渲染賣油郎對於莘瑤琴的情重志誠,花魁女對賣油郎也在經歷了苦的抉擇後,贖身下嫁。這一過程始終貫穿了一個“情” 字。 因為秦重對花魁女的愛不是肉慾之愛,而是對女性人格的尊重、愛護,是發自內心的。賣油郎與花魁女的美好結局,是馮夢龍“情教”觀的理想再現,也是作者建構人與人之間社會理想的形象再現 。

馮夢龍主張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信任的社會理想 ,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也有所體現。當蔣興哥發現自己的妻子與人通姦後,內心十分痛苦,但他並沒有做出過激的舉動,而是在妻子王三巧改嫁時,送了十六隻箱籠送給她當作陪嫁。王三巧雖然道德有汙,但在蔣興哥吃了人命官司性命不保的時候,她苦苦哀求縣令設法為之開脫 。蔣興哥的厚道 、王三巧的有情,都是作者社會理想的集中表現。

馮夢龍在大倡“情教” ,其目的是借“情教”來衝破儒家綱常倫理之羅網,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

馮夢龍的“情教”,是針對明朝中後期世風敗壞,人與人之間“交道奸如鬼”的現實而發的。他說過:“ 人而無情,雖曰生人,我直謂之死矣” 。

他的“情教”思想不僅具有反禮教、理學的色彩 ,而且也包含著他的社會理想。這才是他要借《賣油郎獨佔花魁》所表達的深刻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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