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國大選，我們見證了落敗的現任總統特朗普，各種叫屈喊冤，尤其是在推特臉書以及美國主流媒體更受憋屈，被他一直攻擊的“假新聞”機構審查、中斷直播。
引發最大爭議的，就是著名記者格倫 · 格林沃爾德，公開抗議自己參與創辦的獨立媒體《攔截》，也對涉及拜登醜聞的文章進行審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格林沃爾德說，“我參與創辦的一家媒體機構，以我的名字和成就為基礎，以保證編輯獨立為目的，現在卻以最過分的方式審查我——在選舉前一週，審查領先的總統候選人。”
而以推特為例，自11月3日以來，特朗普個人賬戶，關於選票和選舉計票的推文，因為與事實“不實”遭到了35次審查，包括被貼標籤、過濾、屏蔽 鏈接以及阻止用戶跟帖評論。自2018年5月31日以來，Twitter 對特朗普進行了審查，總共111次。
代表保守派立場的美國媒體研究中心負責人Brent Bozell說，
”“媒體竊取了選舉結果，這是不爭的事實。美國選民被故意矇在鼓裡。在拜登兒子亨特涉外醜聞最嚴重的時候，媒體和大型科技公司竭盡全力掩蓋事實。推特和臉書限制分享《紐約郵報》的報道，自由派媒體在報道中將其刪除，或將其斥為俄羅斯的虛假信息。
當然，所有人都知道，特朗普自私，撒謊成性，早就被美國媒體稱為“歷史上最邪惡的總統”，幾乎所有媒體，包括向來不涉及政治的權威醫學雜誌也破天荒以社論譴責特朗普抗疫無能，為拜登背書。
那麼，美國媒體，還有推特臉書，應該怎樣報道特朗普選情呢? 根據美國資深記者馬特 · 泰比（Matt Taibbi ）的系列評論，我們回溯爭論經過，對於我們理解美國媒體所處的困境，很有意義。
拜登兒子醜聞報道被封殺，折射什麼問題？
當《紐約郵報》在選舉日前兩週報道了亨特·拜登的一批電子郵件。推特和臉書決定屏蔽《紐約郵報》的訪問權限。 一天後，面對強大的公眾壓力和共和黨掌控參議院調查的威脅，推特公司軟化態度，表示將改變其政策，今後將允許分享類似的內容，並在信息來源的標籤貼上“內容不實”。
與此同時，美國主流媒體普遍的反應是，譴責《紐約郵報》對亨特·拜登的報道是危險，甚至可能是外國釋放干預大選的錯誤信息。
《紐約時報》作家凱文 · 魯斯指出，自從2016年大選前兩週，俄羅斯黑客和維基解密從希拉里競選中竊取的電子郵件，引發公眾對於外國干預大選的討論之後，“立法者、研究人員和記者一直在向推特和臉書等公司施壓，要求它們採取更多、更快的行動，防止虛假或誤導性信息在它們的服務上傳播。”
當然，美國媒體都有立場傾向，當共和黨保守派聲討《紐約時報》、CNN等左派媒體淡化拜登兒子的醜聞之時，默多克旗下的右翼媒體福克斯新聞，在報道有關特朗普和共和黨負面信息，表現也好不到哪裡去。
唯一差別就是，福克斯新聞不像民主黨左派那樣，能擁有主流大眾媒體、執法部門和科技平臺之間合作關係那樣廣泛。雖然，無論2016年的希拉里郵件門，還是2020年拜登郵件門，當事人都沒有否認相關材料的真實性，但封殺《紐約郵報》報道的舉措，無疑也給外界傳播一個信號：美國專業媒體人，要放棄傳統媒體的真實/不真實標準，轉而進行另一項涉及其他更具政治性的問題測試，比如來源和編輯意圖。
憑藉斯諾登稜鏡門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格林沃爾德聲稱，美國記者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聯合起來，“保護喬 · 拜登... ... 與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合作，不是為了操縱我們的敵人或外國政府，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操縱美國人民。”
“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整整四年，”他聲稱，“而且短期內沒有停止的跡象。”
在過去的四年裡，因為報道斯諾登稜鏡事件，領教過在奧巴馬時代的強大執法系統，格林沃爾德可能是美國媒體界為數不多，敢於公開批評民主黨因為“政治正確”壓制不同聲音。他一貫的主題之一是，只有像他這樣擁有行業名望和經濟保障的人，才能在媒體行業挑戰正統觀念。
美國名記格林沃爾德
格林沃爾德還指責媒體“允許中央情報局... ... 通過匿名聲稱俄羅斯人是故事背後的幕後黑手來為拜登的競選活動打掩護，操縱我們的政治... ... 即使俄羅斯人是故事背後的幕後黑手，為什麼這就減輕了記者評估亨特電子郵件真實性，和調查拜登是否參與不當行為的責任呢? ”
實事求是地說，拜登兒子亨特涉嫌權錢利益輸送的醜聞，美國媒體在拜登正式獲得民主黨內提名之時，已經討論過一回。這一次，特朗普競選陣營通過《紐約郵報》放料，而同為默多克旗下的權威大報《華爾街日報》雖有調查，但認為沒有實質硬料，而不願意跟進報道。
不過，在過去幾個星期裡，很多美國記者在新聞編輯室裡經歷著掙扎，那就是在大選報道中避開某些主題。大部分記者對特朗普都抱有相當深的個人敵意，認為特朗普當選，可能真的會把美國帶入萬劫不復之地，但依然不少記者們認為，必須發表有利於民主黨和拜登競選的報道，這種壓力太大，似乎沒有商榷餘地，這讓他們感到憤怒。
作為一家追求“獨立自主”媒體聯合創始人格林沃爾德，卻遭遇自己機構的封殺遭遇，多少也反映了美國媒體人，面對日漸撕裂社會的困惑。
保持種族主義的“正確”立場很重要
過去四年，特朗普每天作為總統，各種突破下限的言論攻擊，只是災難的一部分。社會被撕裂的代價，那就是美國媒體人也很掙扎。對他們來說，在震撼全球的疫情之外，國家遭遇空前的治理危機，還有滲透到靈魂拷問的種族正義問題。
自三四月份以來，美國人對新冠疫情流行病已經感到恐懼，而到了六月，因為黑人喬治 · 弗洛伊德之死，發展到到警察毆打和殘酷對待抗議者的無數場景。
面對警察暴力，在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群中，也在發生一場“認知革命”。雖然多年來很多人小心翼翼地迴避，但由於一種贖罪的“政治正確”，取代關於寬容、自由探究甚至種族和諧的傳統自由主義信仰，以至於乾脆迴避種族正義的一切辯論，直接轉向羞辱、威脅和恐嚇。
一系列的爭議震驚了媒體。包括《攔截》、Vox、《費城問詢報》的多家媒體記者編輯，受到外界壓力，被要求解僱或譴責那些在政治表態“有問題”的編輯或社交媒體被曝光的同事。
也許最令人不安的故事，發生在《攔截》媒體的作者李方（Lee Fang） 身上，作為一名年輕的調查報道記者中，李方在競選資金領域的調查報道很有影響，包括對保守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處以創紀錄的罰款。
然而李方發現自己在網上被譴責為種族主義者，然後被帶到編輯部人力資源部質詢。原來，在六月“黑人命也是命”的街頭抗議期間，他在推特上發佈了對一位名叫馬克斯的非洲裔美國人的採訪。這位非洲裔美國人說，他兩個表兄弟在自小長大的東奧克蘭社區被謀殺。馬克斯說，他的姑姑無法接受那些殺戮，他問道:
我總是在問，為什麼一個黑人的生命只有在一個白人殺害的時候才重要？如果一個白人今晚殺了我，這將成為全國性的新聞，但如果一個黑人殺了我，這可能甚至不會被提起... ... 我只是想把搞清楚為什麼。
很快，李方的同事阿克拉 · 萊西(Akela Lacy)在推特寫道，“煩透了，即使一再被要求不要繼續煽動黑人對黑人犯罪的說法，我還是不斷被要求解釋我的同事@lhfang說法。這不是我和他之間的問題，而是制度上的種族主義，以及用言論自由來表達對黑人的反對。我他媽的太累了。”她接著說，“別再種族歧視了，李。”
這條推文收到了數以萬計的點贊和回覆，內容如下: “李方這麼多年來一直是這樣，但現在這個時刻，只會讓他的反黑情緒更加明顯” ，以及“李方噴出的種族主義屁話，一定是活夠了。”很多李方的同事幾乎都是白人，還有《紐約時報》和 MSNBC 等其他主要新聞機構的記者，以及政治活動人士(一位前伊莉莎白·華倫工作人員在推特上寫道: “抓住他! ”)都發推，認為點贊和支持李方，就是種族主義者。雖然他在編輯部內部有支持者，但他的同事中沒有人願意公開為他辯護。
像許多記者一樣，李方總是認為刨根問底，窮盡角度的提問，視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他批評中左翼、左翼和“顯然是右翼”的政治人物，他過去也因為報道，引發了嚴重的威脅。但沒有一次經歷引發同事炮轟那麼可怕，他形容這些批評“刺耳”、“極度孤立” ，而且“在我的職業經歷中是空前的”。
為了挽救自己的職業生涯，李方不得不為“對他人的生活經歷漠不關心”而公開道歉。根據他的一個朋友的說法，他被告知，能否繼續 《攔截》媒體工作，取決於他能否避免繼續讓同事不安的評論。萊西也公開感謝方的聲明，並表示願意進行談話; 不幸的是，《攔截》編輯部一大群同事加入最初的指控，卻沒有類似聲明。
真正的問題爭論，是否要看合適語境？
儘管李方將自己的成長經歷描述為“穩固的中產階級” ，但他成長於馬里蘭州喬治王子縣一個多元化的社區，在公立學校就讀，成為班上為數不多的非黑人美國人。少年時期，他目睹了一名年輕男子在家外被警察殺害，但警察從未被起訴，他還在一個被販賣婦女收容所做志願者，見證兩名女性被殺害。如果說李方有什麼優勢的話，那就是美國媒體行業的編輯記者，大都是在富裕的中產環境中長大的，他們可能會把個人感興趣的話題，形而上理想化了。
在那些讓他惹來麻煩的推文中，李方質疑抗議者為何攻擊那些移民擁有的企業，認為“這些企業與警察執法暴力毫無關係”。他還就馬丁·路德·金對暴力抗議的態度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李方的觀點是路德·金不支持暴力抗議; 萊西的回答是，“你知道他們殺了馬丁·路德·金，那也太正確了”)。在暴力抗議是否合法合情理的這些問題上，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甚至自稱為左派的人，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事實證明，李方還有先見之明的評論說，許多記者“害怕公開挑戰，圍繞騷亂的左翼傳統觀點”，那就是要永遠“站在弱者一邊”。
萊西說，她從未打算讓李方“被解僱、‘取消’或者遭到詆譭” ，但她似乎對有關這個話題的問題感到惱火。她說，這些問題暗示，“人們更擔心的是點名種族主義，而不是讓它繼續存在。”
黑人受訪者馬克斯自己也震驚地發現，他自己的一席話，被記者李方引用後，在推特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我不敢相信，他們因為我說的話，要搶走這個傢伙的工作，”他回憶道。“這不是李方的觀點。這是我的觀點。”
在電話中，馬克斯談到了，他認為黑人必須公開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的責任，“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最多的暴力。”他說自己受到了弗洛伊德事件的影響，但也受到了退休的非裔美國警察隊長戴維 · 多恩(David Dorn)的影響。多恩最近在聖路易斯的抗議活動中被槍殺。
“如果暴力悲劇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它必須被說出來，”馬克斯說。
馬克斯描述了一些討論，其中有人向他爭辯說，現在提出這些暴力事件，對於抗議活動中要聲討的目標沒有幫助。他理解這種觀點。他只是不同意。
“他們說，必須有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來討論這個問題，”他表示。“但我的意思是，什麼時候？我現在就想說出來。”他停頓了一下。“我們接受了這種說法，但我們沒有包容它，而是變得排外。為什麼? ”
自從特朗普在2016年參選，併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現象以來，美國媒體就有衝動，要保護聽眾過濾那些被認為在政治上令人不安的觀點，即便事實已經顯現出來有蹊蹺。
記者們被迫站邊，做支持抗議的報道
在2016年大選後，《紐約客》刊登了一篇關於格倫 · 格林沃爾德質疑俄羅斯干預大選的文章，引用了一位《國家》編輯瓊 · 沃爾什的話，她曾在《沙龍》雜誌編輯過格林沃爾德的報道。她表示，格林沃爾德否認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源於他對民主黨的“輕視” ，部分原因是民主黨與華爾街關係密切，但也因為民主黨“女性和有色人種更有優勢”，言下之意，過於追求“政治正確”。
這裡傳達的信息很明確: 即使像格林沃爾德那樣獲得了普利策獎和業界認可，記者也可能因偏離了被認可的說法，而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即使是在與種族無關的問題上。《紐約客》的文章還暗示，格林沃爾德在俄羅斯干預問題上的不妥協態度是病態的，源於童年時期的創傷。
所有這些事件，向擔心保不住飯碗的每一個記者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不遵守某些編輯規則可能會導致失業。另外，可能還要面對一場公開的行業羞辱運動，隨時可能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
這些緊張關係導致了記者報道中令人驚訝的矛盾。儘管在“黑人命也是命”抗議中，發生了許多令人費解的警察兇殘行為。但在一些社區，搶劫是如此嚴重，以至於人們無法去銀行兌現支票，沒有藥房來配藥; 企業主被洗劫一空 ; 加利福尼亞州一家汽車經銷商在一個晚上看到74輛汽車被偷。這不是整個故事，但是暴力、縱火和騷亂確實發生了。
然而，由於不表示支持抗議行動是“政治不正確”，記者們已經把自己搞得焦頭爛額。一些奇趣的新聞標題，以前只能在洋蔥網上看到，例如，“27名警察在倫敦大規模和平的反種族主義抗議中受傷。”
當公眾表演式懺悔走向極端
即使是那些試圖跟上抗議目標的人，也會發現自己一旦無法遵循某種不斷演變的信條，就會遭到譴責。
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雅各布 · 弗雷主張警察改革，並試圖表現出與他所在城市的抗議者團結一致，但在他拒絕承諾撤銷對警察的預算後，他被大聲叫喊。抗議者高喊“滾出去! ”並衝他喊道: “恥辱!”。弗雷的“恥辱”，只是因為他拒絕“撤銷警察預算”立場，而據調查，65% 的美國人反對撤銷預算，其中包括62% 的民主黨人，只有15% 的人支持，只有33% 的非洲裔美國人支持。
每過一天，都會看到更多的場景，當公眾表演式懺悔走向極端，讓人想起更接近邪教的宗教，而不是政治。
弗洛伊德家鄉休斯頓的白人抗議者跪在地上，向黑人居民祈求“因為多年來的種族主義……請求寬恕”是一回事，但如何看待北卡羅來納州卡里的白人警察跪在地上給黑人牧師洗腳呢？眾議院議長南希 · 佩洛西和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 · 舒默穿著“非洲肯特布圍巾”集體下跪的場景呢？
民主黨人的下跪，被右派視為“作秀”
這裡的象徵意義，超越了對警察暴力執法，甚至種族主義的失望: 這些都是狂歡的、準宗教的，最重要的是，非常奇怪的場景，媒體都無法對此感到驚訝。媒體本職是願意問尖銳問題，但記者們已經怕問，那些顯而易見的問題。
在CNN新聞網上，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主席麗莎 · 本德被問到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關於一個如果廢除警察，可能面臨什麼困境: “如果在半夜，我的家被闖入怎麼辦？我該給誰打電話? ”
當身為白人的本德回答說: “我知道這是從一個（白人）特權的立場說話。”特權是否意味著一個人應該讓某人闖入自己的家，或者一個人不應該問這個假設的問題？(我真的很困惑)。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媒體人都會猛烈抨擊一個挑釁性的回應，以挖掘其含義，但是越來越多的詞語和話題，因為政治正確的原因，被認為太危險，不宜討論。
在過去的四年中，美國媒體已經陷入道德狂熱。
公眾被告知，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事情，會持續幾天，或者幾周，然而相關議題突然被拋棄和遺忘，但戰爭般的危機動員基調仍然存在: 從前FBI局長科米突然被特朗普解僱，到“通俄門”穆勒報告的神化，到大法官卡瓦諾的提名，到對情報“告密者”的民主威脅，那些冗長的烏克蘭門聽證會(在冠狀病毒病例日增過萬時) 等等。
從這些事件中得知，只要政治目標是正確的，媒體就可以隨意歪曲事實。發表已經名譽掃地的“通俄門”斯蒂爾檔案是可以的，因為特朗普是個人渣。微軟全國廣播公司可以讓豔星斯托米·丹尼爾斯的律師邁克·阿偉納蒂在電視直播中播放輪姦指控，而不經過審查，因為誰關心被任命的大法官佈雷特·卡瓦諾？只不過，正是因為美國媒體連篇累牘播放這個瘋狂的指控，最終說服搖擺不定的緬因州參議員蘇珊·柯林斯投出了支持卡瓦諾大法官任命的關鍵票，因為她意識到反對卡瓦諾任命的運動，已經成了一個政治刺殺任務(她強調，這個指控說明，“為什麼無罪推定原則是如此重要”)。換句話說，那些急於阻止任命卡瓦納夫的記者，最終卻因為過於熱心，而助長了這一切荒誕不經故事的發生。
在Metoo運動後，卡瓦諾大法官任命遭遇的性侵指控，尤其受關注
在經歷了這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之後，沒有媒體呼籲進行自我反省，沒有人質疑，在全國大規模上街抗議的幾周之後，冠狀病毒案例會不會激增，或者，萬一特朗普連任成功後，民主黨會不會被描繪成，他們支持“希望廢除警察”的暴力抗議。
新聞界的傳統觀點從來不是建立在某種人為的、數學上的“平衡”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說，民主黨人每寫五段，共和黨人就寫五段。相反，理想的情況是，記者展示了所能看到的一切，好的和壞的，醜陋的和不好的，相信信息更靈通的公眾，會做出更好的決定。這種對媒體的看法強調準確性、真實性以及對讀者判斷的信任，將是通往積極社會變革的途徑。
儘管美國媒體有過不光彩的失敗，但記者們也曾經挺起腰桿子。他們願意為了自己甚至不喜歡的消息來源而坐牢，一旦編輯要求，他們毫不猶豫地飛往戰區或災區。為了爭取他們相信的故事(比如水門事件)而蔑視同事的反對，曾經也被認為是一種美德。
今天，可能記者都惦記著自己一份薪水，不會為李方這樣的同事挺身而出。勇敢說真話的美國媒體人，樂於對真人秀總統揮舞著拳頭，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會誠實地談論，在自己的新聞編輯室裡瀰漫的“政治正確”恐懼。人們依靠記者們告訴他們，記者的所見所聞，而不是記者個人所想所感的。如果記者們都害怕去說出真相，媒體存在又有什麼用呢？
可惜，在美國這樣因為特朗普而遭受嚴重撕裂的社會，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視對方為“敵人”。說出真相的人，不管是記者還是任何人，都很容易被真相的沉重代價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