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雖描寫中國的落後與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關懷和熱愛，使我從小就認識到中國內地是自己的祖國，我不會像主張臺灣獨立的人，嘲笑她的落後、貧窮，雖然魯迅作品中有很多的諷刺，但比諷刺多好幾百倍的，是他對人民的感情和愛護。因此，我從小就篤定這國家是我的，我要愛護她。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他影響著一個隔著海峽、隔著政治，偷偷地閱讀他著作的一個人。”
這是臺灣作家陳映真在2004年臺灣浸會大學舉辦的“魯迅節座談會”上所說的話。陳映真被譽為”臺灣的魯迅“，在臺灣文壇，受魯迅影響至深並始終堅持國民性批判的作家僅有陳映真一人。陳映真繼承了魯迅的批判性、對社會的敏銳洞察及對弱勢群體的深切關懷，“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語言、思考，給我很大的影響。至今，我仍然認為魯迅在藝術上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趕得上他。”（《陳映真的自白》）
陳映真，1937年11月生於臺灣省苗栗縣，大學時期開始文學創作。1968年7月陳映真被臺灣當局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等罪名”逮捕，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並移送綠島。陳映真因蔣介石逝世百日特赦提早3年出獄，但在1979年9月又被當時軍備總部軍法處以涉嫌叛亂、拘捕防逃帶往調查局拘留，後在施德明、陳鼓應、白先勇、鄭愁予等人的聯署抗議下，36小時之後獲釋。
陳獨秀說過，"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陳映真入獄期間“對自己走過的道路進行了認真的反省，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的知識分子”。
陳映真不僅是一個文學家而且還是一個左翼的思想家，批判“文化臺獨”，提出“第三世界文學論”，揭示戰後日本篡改歷史、掩蓋戰爭責任、為軍國主義招魂的動向，關注戰後新殖民主義和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問題。
“魯迅給了我一個祖國”，“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魯迅對陳映真的影響不僅僅是文學創作，而是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魯迅的另一個影響是我對中國的認同。從魯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現代的、苦難的中國……魯迅作品雖描寫中國的落後與黑暗，但全是出自他的關懷和熱愛，使我從小就認識到中國內地是自己的祖國……”。
陳映真最早在1976年9月寫的《鞭子和提燈―〈知識人的偏執〉自序》一文中談到過。大約是快上六年級的那一年，他讀到了魯迅的小說集《吶喊》，“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於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於是才知道了中國的貧窮、愚昧、落後，需這中國就是我的；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全意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箇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幾十年來，每當我遇見喪失了對自己民族認 同的機能的中國人；遇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抱著無知的輕蔑感和羞恥感的中國人；甚至遇見幻想著寧為他國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國人，在痛苦和憐憫之餘，有深切的感謝--感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集，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
陳映真作為一位“在臺灣的中國人”，在魯迅的影響下，始終堅持中國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堅決反對臺獨。70年代末，臺灣鄉土派作家和理論家“南北大戰”，以臺南葉石濤為代表的一派，主張臺灣文學要表現“臺灣意識”；而以臺北陳映真為代表的一派，則主張臺灣文學要表現“中國意識”。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就是陳映真堅持的”中國意識“。陳映真自己的話說，他成為了一個“死不悔改的‘統一派”。
魯迅把"對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永遠的批判者的知識分子稱為"真的知識階級"。陳映真就是一個真的知識階級，一個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魯迅堅持為"感受平民的痛苦"，"為平民說話"，"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陳映真的原則是"永遠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場去凝視人、生活和勞動"，“中國的新文學，首先要給予舉凡失喪的、被侮辱的、被踏踐的、被忽視的人們以溫暖的安慰；以奮鬥的勇氣；以希望的勇氣；以再起的信心”（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不與說謊者一起說謊、不為獨裁暴政粉飾，為千萬在天涯海角中沉默地遭受苦刑、逼迫的人說話，為人的自由和正義冒死歌唱和控訴，是作家與生俱來的責任。”（陳映真《醫學和文學山的幾個共同思考》）
陳映真是臺灣鄉土文學的領導人，可是因為他的左翼立場他的中國意識他的批判精神，在臺灣不合時宜不受歡迎，正如臺灣的趙剛所言，“過去這五十年來，臺灣學界對陳映真現象還是不太在意，不欲理解”，“陳映真在臺灣的不理解，又尤勝於魯迅在大陸的當代命運”。（趙剛《重見陳映真》）
陳映真在臺灣不受待見來大陸同樣被某些文人嘲笑，著名作家阿城曾經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這樣描述他見到陳映真時的情景：
我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臺灣編《人間》，《人間》雜誌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麼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我離開後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麼呢？……
《八十年代訪談錄》描述陳映真與張賢亮：
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臺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髮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裡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後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汙染，你們來汙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後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
陳映真被阿城與張賢亮所嘲笑，在他們眼裡，陳映真無非是滿口“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的“老左”而已，早已落後於時代。陳映真與阿城和張賢亮的區別在於，陳映真是個思想型作家，阿城是文化隱士，張賢亮變成文化商人。陳映真早就提醒過大陸注意環境汙染和貧富差距問題，今天看看張賢亮的歡迎“汙染”多麼可笑幼稚。
陳映真的超前的預見性，這是大陸知識分子不能理解的，當時的大陸剛剛改革開放，對西方對美國充滿憧憬和期待。作家王安憶曾經在《讀書》上寫過一篇《英特納雄耐爾》說陳映真“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大陸的作家把陳映真看成了落伍者，理想烏托邦，很明顯是個歷史的錯位。
陳映真的反殖民主義，對跨國企業和消費主義大潮的批判，對工業社會人的異化，對底層群眾的關注，這都是臺灣發展過程出現的問題而引發陳映真的思考。大陸的滯後，使得一些作家認為陳映真有點天真可笑。今天我們發現，繼承魯迅的陳映真是一面精神旗幟，他的意義是屬於未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