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季
關於“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傳聞，凡經歷過的人們都知道，那是一場歷史的鬧劇。真正的人性在那場鬧劇中完全泯滅了。而人性中最惡的一面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同志之間、朋友之間、夫妻之間甚至是母子與父子之間，在當時的環境也會反目成仇。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是一個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處那個年代我矛盾過、鬥爭過，也作過一些違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動員會上，政委說：“同志們，運動開始了，希望大家站穩立場，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回去大家寫大字報吧。”
我是聽黨的話還是聽侯先生的話呢？我當然面臨著選擇。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不能不管黨的號召而跟著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當然要聽黨的。
其實寫給侯先生的大字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是在開灤礦務局演出時，觀眾反應熱烈，一再要求“翻場”，而侯先生對觀眾卻說：“藝術啊，是魚肝油。魚肝油丸你們知道嗎？一天吃兩粒對你身體有營養，魚肝油雖然不是毒藥，一塊吃八斤也藥死你。”我們在後臺都愣了，真敢說啊！罵觀眾啊？臺下有開灤礦務局的宣傳部部長，晚上吃夜餐的時候，侯先生沒在餐廳吃，讓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間吃去了。
這位宣傳部長講了這樣幾句話：“我們是這樣考慮的，這侯寶林同志啊，給他的榮譽和他的貢獻有較大的差距！侯寶林同志的覺悟和觀眾對他的要求有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裡所說的話有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們要以宣傳部的名義給中央寫信，反應這種情況。”當時我們都在旁邊兒聽著。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把這事兒跟當時的造反派頭頭說了，他說：“寫啊！給他寫大字報！”我寫了，但沒寫得這麼詳細，只是寫了“侯寶林同志有時候對觀眾並不是十分熱情”。這樣的大字報我寫過幾張，我認為我沒出格！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要表態，領導又要求寫，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給我寫過大字報，別人也寫過，我也寫過別人。當然了，我沒給自己寫，因為我跟侯先生經歷不一樣，我沒經過舊社會，我沒像侯先生那樣是名家，我不夠格！是啊，我把我自己當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後來沒想到也把我“揪”出來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覺不錯的人當上“造反派”頭頭的時候，便經常拉攏侯先生，侯先生也為了向這些造反派們買好，保護自己，經常悄悄向他們彙報。這些彙報往往是假的：“馬季昨天拉著一卡車的人到二七劇場搞武鬥去了。”
“是嗎？找幾個人，鬥馬季！”
有兩個跟班的找到我說：“馬季，出來！你昨天干什麼去了？”
“我哪兒都沒去！”
“不老實！說實話！頑固不化！……滾蛋！”沒鬥出什麼來，讓我滾蛋了。
在這裡我想多說幾句，社會上曾傳言，說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個耳光。有人說，曾就此事問過候先生，侯先生模稜兩可地回答說：“舊社會徒弟打師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開的場合出於對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沒有解釋過。但現在我可以明確地告訴讀者，我從來沒有打過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認為侯先生是我的老師。
但是，憑著這些傳言來對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領導，就太不應該了。甚至，粉碎“四人幫”之後多年，在去香港的演出時，還有人把這事拎出來當成他們去香港的條件來說，說是為了做侯、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我馬季，侯寶林先生是不是還會有這樣的遭遇呢？我想也會是這樣，他也必然是“反動藝術權威”！可是把一切都擱到我頭上了，難道就因為我給侯先生寫過大字報嗎？
到後來，什麼事都和我有關了，批鬥“劇團”的政委，本來跟我一點關係沒有，也把我弄到批鬥現場讓我“陪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