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篇文章：達爾文晚年曾被一個動物折磨得死去活來。他說：“我一想到它，就難過得要吐。”這個動物就是雄孔雀。按照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演化論原理，雄孔雀這種奇葩動物該早早滅絕才是。沒事你拖著那麼長的尾巴嘚瑟什麼呢？既妨礙覓食，又耗費能量，還不利於逃跑。
後來，達爾文想通了，問題的根子出在雌孔雀身上。 當雌孔雀喜歡長尾巴雄孔雀的時候，一根奇妙的邏輯鏈條就被啟動了。短尾巴雄孔雀雖然活得雄姿英發、活蹦亂跳，但是因為顏值太低，以至於沒有雌孔雀願意和它交配，於是就絕種了。而長尾巴的雄孔雀縱有千般毛病、萬種不是，卻成功地把基因傳承下來。 達爾文將這種比“自然選擇”還要殘酷萬分的選擇，稱為“性選擇”。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旦切換到生物學的視角來看問題，一時間的強弱勝負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諸多環境變量互相疊加、作用和馴化，最終的遊戲結局也許將出人意料。因此，一個生物，應該在每一個時間節點上都關注環境的變化，並找到最佳生存策略，而不是找到什麼終極解決方案。 這就是生物學的思維方式。 再看看長尾巴的雄孔雀吧，它不“正確”，好像也不是“轉型成功”的樣板，但它就是活了下來。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