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18日，上海開往北方的列車，很多車窗掛著很多尿布，同時還掛著：還有很多嬰幼兒衣服！總共3000多個南方孤兒，前往內蒙古，接受大草原額吉的撫養，被牧民親切稱為：國家的孩子。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遭遇了“三年自然災害”，上海保育孤兒院，面對源源不斷被送來的孤兒，院內爆滿，糧食和營養品更加難以為繼。孤兒院裡孩子越來越多，身體越來越差，數百上千的幼小生命，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
當年孤兒保育院，其中一批的孩子
主管婦女兒童工作的康克清，得知情況後焦急萬分，她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求援。
她說，上海孤兒院的孩子們正掙扎在死亡線上，形勢十分嚴峻，希望能從內蒙古調撥一些奶粉給予支援。
康克清，全國婦聯主任
烏蘭夫主席當即表示，要為中央排憂解難，為兄弟省市解燃眉之急。
烏蘭夫知道問題的嚴重，他心裡清楚，內蒙古的畜牧業同樣遭受了特大災害，許多乳品廠都停產了，但烏蘭夫還是答應康克清，回內蒙古想想辦法，無論如何，都要幫助這些孤兒渡過難關。
烏蘭夫回到呼和浩特，立即召開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吉雅泰說：“一車皮奶粉能頂多大的事，能維持多久呢？倒不如把那些孤兒們接到內蒙古來，讓草原牧民撫養。”
周總理，烏蘭夫副總理
最後討論決定，要把這些孤兒接到草原來，委託給牧民去撫養。
烏蘭夫給康克清的電話中：就讓草原人民把他們養育大，從此跨省千里大營救的壯舉，急劇拉開序幕。
在周總理，康克清，烏蘭夫的關心下，3000多南方孤兒，踏上內蒙古大草原，接受草原額吉的撫養，他們被牧民親切地稱為“國家的孩子”！
當年的上海保育院
這裡是上海保育院的舊址，如今院裡已是人去樓空，一切都變得那麼安靜，但在過去的將近百年時光裡，曾有不計其數的孤兒在這裡相聚，又從這裡走出。
在他們當中，有一批最特殊的孩子，他們的出生年份大多集中在1960年前後，那是自然災害席捲大地，年輕的共和國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等極度缺乏，為了求得一份生命的延續，3000名嗷嗷待哺的南方孤兒，踏上北上的火車，遠赴內蒙古，從此，額吉和草原成為了他們共同的母親。
巴特爾六歲，就到內蒙古草原上，是草原的額吉撫養他長大
額吉，蒙古語媽媽的意思，
巴特爾，這個在內蒙古草原長大的國家孩子，他說，在記憶中的人，斷斷續續，沒有完整的記憶。當時我六歲多吧，爸媽把我從家裡帶出來的時候，是很黑的夜晚，上了輪船，第二天早上的時候。也就到了上海的外灘，而後又到了南京路，在那兒，爸媽說買吃的去，結果就沒有再回來了，永遠的和親爸親媽告別了。
我那個小弟弟就開始哭，那我就開始哄他，不一會來一個警察，他就把我們帶到保育院。
巴特爾和他的妻子
巴特爾被送到保育院的時候，已經有6歲多了，如今的巴特爾已不再清晰的記得自己來時的路，甚至連自己最初的名字都忘記了，但對於他走進了這座保育院，卻有一種相連的記憶，深深的印在了他幼小的心裡，那種記憶就是飢餓。
那時真的吃不飽，我很少吃早飯，好像就是喝點粥，現在想想吃米飯呀，吃饅頭，那時真沒有。
保育院的參天大樹可以作證
樂拓拄著柺杖，在古樹參天的保育院裡，一步步追尋往事的老人家，86歲的他已經數不清，這是他第幾次為了孩子的事來到上海。將近40年的時間裡，他持續追蹤，並記載這些孩子的故事，關注他們的命運，並幫助他們追溯來時的路，幾乎成了他畢生的責任和使命。
當時有幾個孩子跟我說，他們在那邊樓上，每個孩子分成班的，每個班七八個孩子，一個老師，一個保姆的，可以在樓上樓下來回走著玩，可是大多數孩子，不會走路的，小孩的玩具拿在一塊兒玩。
張利華和童年的他，對比一下，變化太大了
下午晚上，能走路的就可以下樓走一走，玩一玩。大樹可以作證，當年的孩子就在這裡生存。當時好多孩子在船上，爸媽抱著孩子，他們不是上海人，有浙江，安徽，江蘇，湖南，這樣生死離別，可是為了讓孩子能活下來，他們就忍痛把這孩子留在放到幼兒園門口，然後大人悲傷的離開了。
這些孩子都被送到了保育院，孩子多食品少，每天餅乾不夠吃了，奶糖也沒了，牛奶不夠喝，小孩子餓的哇哇哭，整個保健院一片哭聲。才有把孩子送到到內蒙大草原的故事！
對比一下，變化很大的自己
內蒙古開始高速運轉起來，一場跨地區跨民族的大遷徙，畢竟不是一個地區可以解決的問題，接受孤兒準備工作全面鋪開之後，烏蘭夫將接收上海等城市孤兒的準備情況，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彙報，周總理聽了以後，讚揚了烏蘭夫這種雷厲風行的作風，並且說，這是一件好事，抓緊時間先把孩子接過來。
1960年3月，江南已春暖花開，草原上卻依然滴水成冰，寒風凜冽。關於孩子一路的請示報告批覆計劃，正一件件在自治區各部門之間快速傳遞著。
1960年兒童的預算表，報給了烏蘭夫和自治區黨委，3月24日這份文件獲得計劃委員會的通過。臨時追加100萬元的安置經費，用以籌建保育醫院。
100萬，對於當時內蒙古自治區財政預算來說是一筆鉅款。
一個人的變化，判若兩人
與此同時，烏蘭夫佈置有關部門減少區內供應，從各盟市的奶粉廠調集一批優質奶粉，發往上海以及當地孤兒院的解燃眉之急，根據接收安置工作的實際困難。
烏蘭夫，根據接收安置工作的實際困難，在1960年2月5日召開的衛生和新聞部門4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時，又專門就接收安置孤兒問題提出，各盟市要克服一切困難，做好孤兒的接收安置工作，要收一個，活一個。
江南和內蒙古有數千裡之遙，當時孩子又小，有的還在襁褓中，會給孩子帶來許多不適應，接來的孩子們要先在內蒙古的保育醫院，集中撫養一段時間，等適應了水土氣候，飲食，身體壯實了，再分散到牧民家裡。
能認出這是一個人嗎
雖然是經濟極端困難時期，但內蒙古自治區依然迅速下撥了基建費，並對建院的標準提出了細緻要求。
5個大型醫院，每所收容200名孩子。為了這些即將到來的孩子，從南到北從上到下，有條不紊地忙碌著。
1960年初的內蒙古自治區，一片緊張忙碌，這一張張發黃的紙片上，記載下了內蒙古自治區衛生廳，為孩子們新買的設施。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1960年4月，就在內蒙古自治區醫院建設熱火朝天之際，南下上海的先遣組，帶回一個消息，孩子們正在捱餓，自治區黨委得知上述情況後，立即作出了新的指示：救災如救火，你們回去馬上把各項任務分頭佈置下去的建設，再次加快步伐。
一場與時間賽跑的大搶救，也是一場被後人稱為當時最大規模人道主義人口遷移的大轉移，也爭分奪秒的展開了，比預期提前了兩個月。
胡景蘭護士長，24歲那年，第一批接上海孤兒到包頭
內蒙古自治區決定派出醫療組去上海，親手把孩子們接到內蒙古來。81歲的胡景蘭，是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兒科專業的創建者，她把一輩子獻給了這座城市裡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們，她是在擔任包頭市第二醫院兒科護士長時接到的南下任務，那一年胡景蘭只有24歲。
在接受任務時，她短暫的猶豫了一下，新婚不久的她剛剛發現，自己懷孕了，去還是不去？強烈的糾結與矛盾遲疑很快就結束了，作為新中國年輕一代的護士長，胡景蘭，沒有給自己任何退縮的理由，她隱瞞了懷孕的情況，立即動身前往上海，包括領隊張文媛，兒科主任劉麗恩，兒科護士長鬍景蘭在內的12名工作人員，他們組成了第一批從包頭奔赴上海的醫療工作小組，那是一段並不輕鬆的漫長旅程。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交通狀況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幾經輾轉，1960年4月18日清晨抵達上海，出發前，這個醫療組的人們只知道要去上海接孩子，至於這些孩子的健康狀況究竟是什麼樣子的，要接多少個，這些他們都不知道。
仔細辨認一下，這是一個人
火車上醫療組的一行人既興奮又忐忑，接到任務，沒有超過兩天就出發。
帶上小孩用的抗菌素，維生素，還有治療眼睛的藥物，輸液器，注射器，枕頭，還要帶一些輔料，比如紗布啊，膠布啊！
9:00上火車，我們就是在看孩子，也也挺緊張的，孩子們營養狀況很重要，更要照顧。孩子一度營養不良多一點，還有二度營養不良的孩子，上海方面給每個孩子準備了一套棉衣，她們知道北方寒冷，遠行的孩子要多穿點衣裳。
他們還為孩子準備了路上吃的兩箱餅乾，一箱大白兔奶糖，上海方面還派出10名阿姨，他們和孩子朝夕相處，熟悉孩子的起居習慣，他們將一路護送，把孩子送達內蒙古，滿載著孩子的汽車開動了，駛向上海北站。
當時的醫療組的記錄
巴特爾說：那天下著小雨，黑乎乎的天，應該是將近晚上了，我記得我坐那個小車去，阿姨把我帶到那小車上，拉到那個火車站，火車當時從上海到包頭，沒有直達的火車，要在北京轉車，上海到北京火車要跑40個小時，北京轉車去包頭又要20多個小時，當時長江上還沒有南京長江大橋，火車要靠輪渡過江。
胡景蘭接走的孩子，有100名孩子，一歲以下的有20人，最小隻有幾個月，在這長達4天三夜的路程，護送這些孩子的醫護人員的辛苦，可想而知。擔任包頭市第一醫院兒科主任的劉立恩，是胡景蘭的好朋友，他們一同創建包頭兒科，此次又一同南下去上海迎接孩子。
在搖搖晃晃的車廂中，劉麗恩用日記記載了這次艱辛的旅程，那時候不分你我，反正大家能幹什麼幹什麼，劉麗恩責任最大，這因為她是醫生，要全盤負責實驗，記錄，她不停幹呀，他平時巡迴查看孩子，看了一遍就記一下，看了一遍記一下，就是在福利院巡查也記下來了。
發黃記錄，是一片愛心，幾十年都沒有丟失
我記得在那個那個火車的時候，車廂裡頭沒有座位，全是平板，上面鋪的全部是被褥。
路上三天的時間，車廂溫度特別高的時候，孩子們特別受不了，孩子們穿著棉衣熱的受不了，大聲地哭著，情緒特別煩躁，棉衣都溼透了。到了長江輪渡的時候，溫度一下子就降下來了，從這以後孩子們就開始有毛病了。
天黑以後，有人打著手電在巡視。大孩子睡著了，小孩子在哭鬧著。有個小孩兒叫朱593，這個小孩兒的毛病比較重，就哭的比較厲害。他一哭，其他的小孩兒也跟著一起哭。
朱593是胡景蘭記憶最深的一個孩子，他不知道這個孩子以後新的名字。
她所記住的只是這一個從上海保育院帶來的編號，孩子們從被送到保育院的那一刻，就和過去徹底斷絕了關係，沒有人知道他們來自哪裡，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
為了便於管理，上海保育院設計了一套編號系統，照顧他們的阿姨的姓，加上一個數字編號，就成了他們的稱呼，朱593，指的就是姓朱的阿姨照顧的第593個孩子。朱593的體溫始終居高不下，劉麗恩非常焦慮，這個生命垂危的孩子，得到了胡景蘭的特別看護，自己也將成為母親的胡景蘭，緊緊的把這個危機的小生命抱在懷裡，不停的喂水喂藥。
她因為長得單薄，是重點照顧的對象。病情一直沒有好轉，發燒很快，在39到40°，並且咳嗽還有喘，伴隨肺炎肯定是的，給他吃了藥，效果還是不太好，所以到了北京站留給她輸液了。
那火車在那停著，我們可以從那個窗戶，向外面看，挺熱鬧，但是我們有的時候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在北京的時候，我們進了母子候車室，提前聯繫好的，有三個小孩輸液，我也是很緊張，為什麼呢？因為沒有消毒啊，在這樣的環境下輸液，我特別怕感染，上了包頭的火車，孩子們的情況有所好轉，我的心情就會好一點，到了包頭，孩子們的病情基本就穩定下來了。
1960年4月21日下午5:00，火車抵達包頭站，抱著孩子幾天幾夜沒有閤眼的胡景蘭，長長的鬆了一口氣，由於過度勞累，胡景蘭就出現了先兆流產的症狀，經過搶救，腹中的小生命終於保住了，年底胡景蘭自己也成為了一個母親。
如同戰爭年代的支前，自治區黨委把內蒙古各盟市都動員起來了，從上海蜿蜒北上的鐵路線成了孩子們的生命線，
幼小的她，夕陽的她，感嘆人生匆匆
從1960年春季，多支隊伍從內蒙古不同地方出發，直奔上海，那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從南到北牽動著人們的心。從上海開往北方的列車上，能看到小乘客的車廂，窗前掛滿各種顏色的小衣服和白色的尿布，列車一路向北，穿過長江，黃河，向廣袤的北方草原奔馳。
60年代的珍貴記憶，長大後還能認出自己嗎
在包頭短暫停留後，巴特爾一行人又繼續換乘汽車，去往草原深處的錫林郭勒盟，從得坐上了汽車以後，那個那個從現在來說這是化德到往黃旗走的時候呢，從那車窗上看到那個羊啊，草原看的很好的，很高興的，指指畫畫挺高興的。
坐在搖晃的大卡車上，南方孩子第一次走進了無邊無際的大草原。寬廣的內蒙古大草原，陸續接納了3000名從上海，江蘇，安徽等地來的孩子。像巴特爾這樣的大孩子，對於來時的路多少還有一些記憶，大部分其他的孩子都還太小，他們不記得，當然也不會知道，他們的花季人生，都將在這片草原上盛開。
翡翠般的草原，美如畫
一個個草原額吉，正在等待著他們的到來，這三千個幼小的生命，將在三千個額吉的照料下，幸福快樂的成長，而一生對額吉的呼喚，從此銘刻在心靈深處，不離不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