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英国政府开展了一轮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大规模演习，代号天鹅座（Cygnus），为期3天，共有来自包括卫生部等13个政府部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以及其他地方单位的近一千名工作人员参加。
这场模拟防疫的结果是，新型呼吸道病原体生猛无比，打了英国的医疗系统一个措手不及：呼吸机不足，重症监护病床不足，NHS的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严重不足……
2020年的10月，英国真实地感受着新冠二次疫情的生猛，因为他们似乎未从2020年春天的第一波COVID-19高峰中吸取教训，就好像当时的他们也未从四年前的天鹅座演习中吸取教训一样。
结束了相对安宁的夏天，英国遭遇了比此前凶猛数倍的二次暴击。夏季大部分时间的每日新增确诊数（7日滚动平均值）都少于1000例，但从9月开始增加，新增病例数暴涨：10月5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有35554例之多，到10月23日，这个数字达到了41769。
与天鹅座演习的情形差不多，从3月底开始的第一波疫情高峰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医疗资源压力，NHS内部的个人防护装备严重短缺，医护人员呼吁公众捐赠口罩等物资，甚至不得不自制口罩或用垃圾袋作为临时防护。
虽然当前的英国政府在个人防护设备的配给方面做得更好了，但医疗物资短缺所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且深远的——截至9月3日，英国有649名医护工作者死于新冠病毒，仅次于墨西哥和美国——这也为二次疫情的大暴发埋下了伏笔。
当然，医护人员的折损只是疫情升级的一小部分原因，更大的问题出在防疫策略上。
复兴餐饮，“向前迈出了一步，接着又向后退了五步”
在美国，公共卫生事务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英国则不同，大多数公共卫生指令直接由首相发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略有回旋余地），而英国国会内部又欠缺权力制衡机制，因此鲍里斯·约翰逊的决定往往可以不受干扰地落实。
那么他在防疫策略上做过什么失当的决定吗？
答案是肯定的，约翰逊在夏天制定的扶持餐饮业的计划被很多专家抨击为“一场公共卫生灾难”，计划推行后，故事也的确朝着灾难发展。
3月20日，英国的疫情刚刚起步，卫生部门累计确诊了1254例感染者，约翰逊下令关闭英格兰全部的咖啡馆、饭店和酒吧。
但进入7月后，眼看着每日新增病例降至四五百的首相决定重新开放酒吧和饭店，且不设口罩强制，还允许两个家庭一起用餐，唯一的要求就是听起来可有可无的“须做好清洁和通风工作”。
7月15日，约翰逊计划为外出就餐食客提供餐补，这一浮夸的计划博得了无数英国老百姓的欢心。
餐补计划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下馆子就是帮大忙” （Eat Out to Help Out），具体的补助规定是这样的：
政府会在8月份的每个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为每位下馆子的民众支付一半的用餐费用（每餐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磅，约合人民币88元）；餐馆类型不限，用餐者身份不限，用餐次数不限。
8月5日，一块广告标优雅地立在伦敦的餐厅门口：来自鲍里斯的10英镑
按照约翰逊和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的说法，该计划的目的是拯救疫情下的英国餐饮业，但这场拯救很快变成了更深的伤害。
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在看到此消息时集体无语。用WHO国家和全球卫生法中心主任、牛津大学研究员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Gostin）的话说：“一言以蔽之，疯了。这种决策简直就是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知识唱反调。”
密闭的公共用餐环境可以为病毒传播提供极大的便利，已有不少前车之鉴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CDC公布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外出吃饭的成年民众感染COVID-19的风险比其他人高1倍。
这些案例和数据都应作为关键材料被决策者重点考察，但显然，英国首相还是认为复苏餐饮经济是两害相权时的更优选择。而这次失策直接推动了新冠肺炎的反扑，如前文中新增确诊趋势图所示，餐补八月结束后不久，感染者人数便急剧增加。
虽暂无正式发表的论文分析这个问题，但很多研究者都明确指出了二次疫情与餐补计划间的关联。例如牛津大学繁荣之路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负责人托比·菲利普斯（Toby Phillips）曾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9月初新增病例的增加与餐补计划“步调一致”。
疫情加重的结果就是餐饮行业的二次受挫：餐补计划结束3周后，约翰逊又开始限制餐厅和酒吧的营业时间，“这就好像向前迈出了一步，接着又向后退了五步” 。
约翰逊本人也承认，他的计划可能在新一轮的COVID-19高峰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对“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发生的一切负责”。
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方面也不给力
英国政府在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方面的反应也显得很笨拙。
NHS一直在尽力为有症状患者以及所有NHS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病毒检测，但试剂盒的短缺令他们有心无力。
约翰逊的一位高级部长于3月31日宣布，测试所需的化学试剂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而英国化学工业协会也在同一天向媒体承认了这个问题。
NHS的工作人员要求提早加薪
政府于3月12日取消了对早期接触者的追踪工作；约翰逊的一些科学顾问认为，有太多的潜在病例无法追踪。接着，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激增，第一波疫情高峰来临。政府于4月启动了一项新的追踪计划，但推行得并不顺利。
不少国家（例如中国和韩国）都在疫情早期使用了接触追踪APP，收得奇效。鉴于此，英国政府也从3月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但他们开发的APP因某些技术问题被迫于6月份停用，直到9月下旬才恢复使用，这也使他们错过了宝贵的早期数据。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错误出在统计工作上。10月初，也就是二次疫情愈演愈烈的时间，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HE）承认：由于IT错误，在9月25日至10月2日之间被确诊为阳性的近16000名感染者的数据被排除于英国的每日统计之外。这意味着与他们接触过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被感染，而是继续正常的社交生活。显然，我们很难不把这么大的一个纰漏与进入10月份后暴涨的确诊病例数联系起来。
10月7日，曼彻斯特步行街的建筑物上拉着封锁警告的标语。曼彻斯特目前是英国新冠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城市，每10万人中有近600例感染者
在新冠病毒还未现身的2019年，英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位列51的中国，不过奇妙的SARS-CoV-2将权威的GHS译成了一部黑色喜剧。
END
资料来源：
Boris Johnson’s response is likely to blame for the country’s record-high case 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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