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名人传记月刊
2020年，故宫迎来六百华诞。为了庆祝这一特别的日子，故宫博物院于2020年9月10日举办名为“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的展览。一时间，门票难求，故宫又“火”了！
六百年时光弹指一挥，1420年建成的故宫，见证了中华民族从风雨飘摇到大国崛起，经历了太多。而故宫之所以能经典永流传，离不开世世代代“故宫人”的默默守护……
马衡，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他没有显赫的学历，既没上过名牌大学，也没有留洋镀金的经历，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还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
他身为商界巨擘的东床快婿，本质上是一书生，醉心于金石学，并逐渐成长为一代文博宗师，金石篆刻、书画诗词、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保护与鉴定，无不精通。
抗战期间，他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典守文物，衣冠南渡，赓续文化，功莫大焉。故宫因此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印迹。
郭沫若评价他：“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严谨；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守护国宝长征
马衡和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的那一天。
1924年，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次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离职。
马衡
从进入故宫那天开始，“余负典守之责”，成为马衡坚定的信念。他典守故宫，谱写了国宝避寇长征的历史篇章。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紧张，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故宫文物南迁，并通过了六万元的迁移费用预算案。
存放在国子监的十尊石鼓，是重量级的国宝，被誉为“石刻之祖”，上面有最古老的石刻文字，每个重约一吨。康有为认定其“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马衡经过考证，认为那是秦刻，并著有《石鼓为秦刻石考》。
这石鼓一度沉睡于地下，唐初出土，后被迁入凤翔孔庙。韦应物、韩愈写过《石鼓歌》。它经历了北宋亡国，后被金运载到燕京。历经朝代变迁的石鼓，堪称镇国之宝。
由于年代久远，经历了历朝的风霜雨雪，石鼓上的字存于石皮上，而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如此重量级的文物，如何装箱？如何避免在运输中受损？这成为马衡等故宫人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他亲自研究装运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黏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之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除了石鼓这种重量级的文物，还有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字画、碑拓、古籍等文物。故宫人博采众长，根据文物的特点，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装箱办法——“稳准隔紧”。比如瓷盘边缘包棉花，瓷盘相叠用绳子扎紧，再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防震。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
故宫国宝被装箱封好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紫禁城戒严，荷枪实弹的宪兵和警察林立，马衡目送装载着文物的板车鱼贯而出，离开故宫，内心百感交集。此时，他不知道，他拉开了故宫文物避寇迁移万里长征的序幕。
南迁文物聚集于太和门前广场
故宫南迁文物分五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的六千零六十六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后转移到南京朝天宫珍藏。
紧接着，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第二天，故宫国宝开始西迁。故宫文物西迁，分三路进行。每一路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故宫人拼命抢救文物，可谓争分夺秒。中路的第一批文物于11月19日从南京启运后，马衡赶到汉口安排文物。当故宫博物院馆员牛德明等押运一批文物来到汉口后，他立即让牛德明赶快存好，再回南京抢运其他文物。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动进攻。若不是马衡的督促和搬迁押运人员的努力，大批文物精华可能落入敌手。
故宫文物西迁途中
在护送故宫文物西迁的长途跋涉中，马衡发出了“剑门险峻绝跻攀，到此方知蜀道难”的感叹。
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九千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十二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七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事实上，文物屡屡化险为夷，绝非偶然。故宫人精心呵护国宝，防患于未然，做到了防鼠、防虫、防蚁、防受潮、防空袭、防火、防盗……正是因为有严格的制度、忠诚的守护，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文物几经辗转，穿越大半个中国，而没有一件文物丢失，也没有发生一起因失职而毁损文物的事故。马衡所说的“国家的福命”是在严格的制度、忠诚的守护下产生的奇迹。
故宫国宝长征，正如郑欣淼在《居功甚伟 其德永馨——马衡先生与中国文博收藏事业》一文中高度评价的那样：“这是人类努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壮举。故宫博物院的同人在多方支持下，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艰苦卓绝，文物基本无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奇迹，是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决不南下，典守故宫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的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界名流的办法。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国民党的“抢救学人”的名单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马衡何去何从？
他选择了留在故宫，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
马衡（第二排着深色衣者）与北大同人
1948年11月9日，马衡主持召开了故宫复员后的第五次院务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如清除院内历年存积秽土，修正开放规则，把长春宫等处保留原状，辟为陈列室，增辟瓷器、玉器陈列室及敕谕专室，修复文渊阁，继续交涉收回大高殿、皇史宬等。
大战来临，国民党下达故宫文物南迁的指示，急急如律令。马衡顶住压力，一拖再拖。他一方面编写可以装运的文物珍品目录，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审定；另一方面，他告诫准备装箱的工作人员，“不要慌，不要求快”，决不能因为装箱而损伤文物。马衡的用意和态度，故宫人心领神会、心知肚明。文物装箱工作，到底进展如何，他从未过问、催促。马衡的用意很明确，为留在北平故宫的工作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余负典守之责”，马衡自从与故宫结缘，不论在乱世，还是新时代，始终如一。马衡的孙子马思猛说：“1933年他领导古物南迁，1948年则阻止古物南迁，本意皆出于此。”
1949年1月13日晚，林裴宇（马衡的次子马彦祥之妻）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马衡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说“决不南来”。1月14日，马衡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以身体有恙、不宜乘机为由婉拒了他邀请自己南下的好意。
马衡已经下定决心与南京国民政府分道扬镳。同时，他极力反对将故宫文物迁往台湾。
庄尚严是马衡在北大时的学生，奉命押运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马衡知悉后立即致函庄尚严，声称他如果护送文物去台湾，自己将不惜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情。政治立场不同，但典守故宫文物的心一样。庄尚严到台湾后，典守故宫文物至生命最后一息。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写道：“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中国历代艺术的永恒故乡。”
故宫文物分离，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而言，是骨肉分离一般的痛苦。为了保全文物，他殚精竭虑，谋划万全之策。他焦急地关注着迁运工作的进展，并通过私人交情为保护国宝做些力所能及的事。1949年1月14日，他写信给杭立武，希望他能及时晒晾运输过程中被雨淋湿的二十一箱书画，希望第三批之后不再续运故宫文物。思及迁台故宫文物的命运，马衡“不觉栗栗危惧矣”。国民党未能运走、留存在南京的大批文物，他推荐欧阳道达典守。
北平和平解放后，马衡有条不紊地主持着故宫博物院事务，“开展院内陈列及赴苏联展览，进行文物分类保管和古建筑修缮工程”。
1950年1月26日，留存在南京的文物归来，马衡日记留下了这一宝贵的时刻：“车于一时抵和平门，越半小时始入站。共装十一车，卸至半数，余与邦华、冶秋等先返。五时首批到达九龙壁，共装四十六排车，三百余箱，卸入院中，以备明晨入库。”这批自1933年离开故宫的文物，时隔十七年归来，汇入故宫文物的大家庭之中。山河依旧，有故人重逢之感。在马衡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流水一样的记录。不难想象，平静的流水蕴藏着急速流动的欣喜，欣喜之中，也有隐隐的遗憾，他一定想起了漂流到台湾的故宫旧藏。
保护文物，守护文脉。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大力搜集文物精品，有些旷世之珍即经马衡之手入藏，如《中秋帖》《伯远帖》二帖。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合称清宫“三希”，都属于中国传世较早的书法珍品。《快雪时晴帖》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国宝，已被运往台湾。《中秋帖》《伯远帖》清亡后被人带出宫，最后流落到香港，抵押在英国汇丰银行。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中秋帖》《伯远帖》，但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老将出马，义不容辞，年事已高的马衡、徐森玉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前往香港鉴定，最后以三十五万港元购回。
马衡捐赠的文物和碑拓
马衡守护故宫文化瑰宝，至1952年离开故宫，他供职故宫博物院近三十年。1952年，为免于流失国外，由他出面于1926年买下并珍藏于北京大学的佛教壁画《过去七佛说法图》，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入藏。
1955年，马衡逝世，子女遵嘱将其历年所藏文物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余件（册），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有手稿、古籍、碑拓等。马衡治金石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留下的金石器物拓片多达一万两千四百三十五件。这些文物的最后归宿，是他生命之所在、精神之所系的故宫博物院。如今，我们可以在《马衡捐献卷》中看到他的旧藏。在这卷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衡的襟怀和境界，以及他经历的时代。
本文部分史料源自《金石梦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马思猛著）
(原文《马衡：金石梦，故宫情》刊于《名人传记》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