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香港，之後，香港保衛戰拉開序幕。但這場保衛戰僅持續了十八天，就以英軍徹底失敗、日軍佔領香港而告終。1941年12月25日晚7點,時任香港總督楊慕琦簽署了向日軍無條件投降的文件，這一天成為香港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聖誕節。
東方之珠
二戰期間，一幕幕慘劇不斷在日佔時期的香港發生。以下便是香港大公報記者採訪香港親歷者的所見所聞
梁汝基（大公報記者）
“那些女仔被日本兵逼上二樓，之後傳些聲音下來，有人喊啊，救命啊，哭哭啼啼，好大聲反抗。”對於年近九旬的老人家梁汝基來說，1941年“黑色聖誕日”前的平安夜，一點也不平安，簡直就是噩夢。翌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日軍佔領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本陸軍渡過深圳河，南下攻襲香港，很快新界九龍就被佔領。24日，港島市區英軍退至灣仔馬師道防線，日軍到達波斯富街利舞臺一帶。當時13歲的梁汝基，與父母租住在利舞臺附近的“加拿大餐廳”二樓，透過窗口，他目睹了英軍的敗退。
“那些英軍無個得，全部投曬降，槍都不響一下，見到日本人就走，那些印度僱傭兵，繳槍舉手，就被俘虜，都不去和日本人鬥。”回憶那段香港的屈辱，梁汝基難掩心中的憤慨，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日本軍隊進駐後，竟馬上對居民胡作非為。
“女孩披頭散髮 衣服都爛了”
梁汝基憶敘，當日傍晚，一批持槍的日本兵，開始將利舞臺附近的居民趕下樓，不準留在樓上，並將他們男女老少、一百幾十人，全部集中在利舞臺對面、坐落於三岔路口的一間店鋪內，“全部人無得坐，不準站，要全部蹲在地下”。約十個日本兵守著，大家都不敢出聲。
到了約晚上八點，兩三個“穿著長筒靴、佩戴短槍”的日軍“首長”走了進來，然後有日兵用手電筒照向人群，態度極其惡劣，“他每個人都看，原來是想找美女”，梁汝基說，當時每個人都很害怕，心知日本人想強姦婦女，因此很多人包括他媽媽，都弄亂頭髮，遮著臉，不給日本人看。但最終日本人還是挑了“四、五個女仔”，梁汝基不禁哀嘆，因為那些女孩子他認得，“平時返學都見過，是聖保祿(書院)的女仔，十多歲，都是學生。”
梁汝基怒斥，這明擺著就是強姦，“我們都沒有辦法，好像傻了一樣，都未見過這種場面”。之後有一個女孩先下來，衫褲都被撕爛了，然後躲在一個角落，一聲不發。一個半小時後，其他女孩也下來了，“全部披頭散髮，衣服都爛了，有些人還流血，可能因掙扎而被打。”
誰知日軍獸性不減，強姦完這批女孩後，繼續挑選第二批，再次用手電筒照人。有些人用手掩著臉，都被日兵強硬地撥開，以便長官看樣貌。“他們又弄了幾個女仔上去，又再次大嘈大鬧，兩三個鍾後才下來，之後就沉寂了。”
“曾經看見青年屍體掛樹上”
梁汝基表示，當晚大約有十個女孩被日軍強姦，事後都又哭又啼，“話要跳樓，又要自殺，我聽到有一兩個話‘我要死啦，點樣(沒臉)見人啊？’”他又說，除了這次親身見證以外，之後也聽聞香港很多地方發生日軍強姦婦女，幾乎任何地方都有。他續稱，眾人被禁錮了一晚，翌日天亮，駐守的日軍都不理他們，大家才夠膽逃走。他回到住所樓下發現，守在門口的日軍都撤走，並往中環方向去。
梁汝基表示，在隨後的日佔初期，他目睹了市區“滿地屍骸”，例如在尖沙咀火車站，就見過有青年屍體掛在樹上。而他父親經營的花紗布匹，亦被日軍沒收為軍用物資，家庭破產，最後只能回廣州老家暫住。
灣仔西環變“慰安地獄”
有關香港淪陷時期的慰安婦的第一手文字資料不多，前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生的回憶錄：《香港外科醫生》是極其珍貴的一本。該書記載了日軍在灣仔和西環開闢“慰安區”，並公開索求“五百名”慰安婦的計劃。但李樹芬指出，當年香港慰安婦的數量更為“龐大”，養和醫院亦接生了不少中國婦女被日軍強姦後所誕下的孩子。
李樹芬在回憶錄指出，日軍在佔領香港的最初3日大肆“慶祝”，“無惡不作”。1941年“黑色聖誕日”的後一夜，一批日本兵在養和醫院對面的山光飯店大吃大喝，“醉後便四處搶掠，強姦和殺人”，“救命之聲此起彼落，還有人敲擊鐵罐求救。”日兵甚至“強行進入醫院，搜尋護士”，李樹芬便帶夜班女護士退避。翌日他才得知，位於賽馬會的臨時醫院，“有幾位外國籍的護士不論年齡，除及時逃掉者外，皆被日軍姦汙。”
一日，日軍總醫官江口上校通過戰前港英政府副醫務總監華倫天奴的穿針引線，來找李樹芬商討在香港籌設日軍“慰安區”，聲稱以此緩和強姦問題。江口率直表示：“我需要500名女子，請教我向何處去找她們呢？”華倫天奴在旁作批註，所謂的女子就是娼妓。
李樹芬告訴江口無能為力，但江口續提出“灣仔區和西環區劃為妓區的計劃”，並對李樹芬說：“這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必須急予解決”。李樹芬婉轉地反對，拒絕提供意見，希望日軍在設立妓區時，保護區內的良民。
不過江口的慰安區計劃“被迅速實施以及發展”，灣仔很快變成一個日本化的社區，“店鋪及妓院的格局，全採日本式，如用紙窗，松木，燈籠等，還有最觸目的是到處高懸著日本國旗。”“妓女的人數，應該以千數來計算”。這些“妓女”，除了來自本地，還有從近鄉及廣州招致，也有日本來的，李樹芬慨嘆：“日本人把香港這個交通樞紐之地，改作了皇軍慰安所，人慾橫流的淫穢地獄。”
枉死者眾 人口大跌
為了減少香港的糧食負荷，日本推動歸鄉政策，欺騙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根據梁炳華做過的訪問，有些人當年被日本人騙上船，聲稱去海南島有飯吃，但結果船去到公海後，就被日本人扔下海，很多人枉死，生還者鳳毛麟角。戰後，香港人口由160萬，下跌至不足50萬，除了部分離開香港，很多人都是被殺死或餓死。
對於日佔時期的教育狀況，梁炳華有專門研究。他指出，戰前香港是教育事業發展得不錯的地方，受教育的人估計有11萬，但去到淪陷時期，跌到約3000人，戰後繼續辦學的學校只有十間、八間，但多了不少日語學校，以推動市民學日語。他強調，香港教育在三年零八個月陷入極低潮，很多適齡兒童都無機會讀書。摘自《大公報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