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分三篇，介紹治水名臣潘季馴在明朝的官場生涯，本系列文為頭條獨家。歡迎各位朋友指點。潘季馴是今天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人，乃是嘉靖、隆慶、萬曆年間的一位“治水名臣”。他的治水理念直到清亡前夕都是當時的主導思維方式，直到今天都有很強的借鑑價值。
嘉靖與嚴嵩：被改革的對象
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明朝湖州府烏程縣（今屬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人。生於正德十六年（1521年），卒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享年74歲。他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科考成果，這一科進士共有320人。其中：
一甲進士及第狀元、榜眼、探花分別為唐汝楫、呂調陽、姜金和。
二甲進士出身共95人。
三甲同進士出身222人，潘季馴名列第73名。年底被任命為江西九江府推官，這一年乃是潘季馴個人的大吉大利之年。但這一年，卻是疾病纏身的大明需要改革的一年。
這年的大事兒就是俺答進犯北京。這年的中秋節之後，俺達進犯北京周邊地區。面對威脅，大明實行北京總動員、詔令各鎮勤王隊伍火速救援，文武大臣各九人分守九門。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經有些老態龍鍾、百病纏身了。
怎樣一個百病纏身？
總而言之就是：皇帝不幹正事兒，文武尸位素餐、首輔一心迎合皇帝。
嘉靖是一心忙著修仙練道，面對京師的危險狀況，竟與朝臣臨朝不語。城內之師老弱病殘，領兵之將好大喜功、蘆葦之軀，數萬勤王之師更是缺糧少衣。面對焦急的兵部尚書，嚴嵩的堅守城池不出，敵寇掠飽後自退的方針，竟讓滿朝將士最終各個“抗敵有功、退敵有方”。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諷刺。
世人都說嚴嵩是奸臣，似乎他的形象永遠改變不了了。世人在不久之前還說嘉靖無道，近幾十年來似乎對其愈發理解、愈發覺得他很智慧。其實在我看來：嘉靖是一位很聰明、很有智謀的皇帝，天下之亂、天下之靜皆在其掌控之中。他是藥吃多了，他的帝王之心讓一切有能力的人都成為其手中玩物。你想榮華富貴、大權在手就必須要滿足他的慾望和麵子兒。
相對來說，奸相嚴嵩是一位很聰明、很有智慧的大臣。他心知帝王之心，舉手投足間為帝王盡心辦事。後世的和珅其實很像他。他的奸其實大家也都知道——貪腐、大權獨攬。但哪位幹出過成績的人不大權獨攬呢？當然，貪腐未必所有能臣都如此。
儘管，嚴嵩和嘉靖有各自理由去為自己的不負責任、亂負責任推脫。但國事、軍情擺在那裡，世人對此的憤怒不言而喻。而這一年正好是新科進士們在京等待工作分配的時期，除非你是京城本地的進士可以回家，大部分人都得在京城等待消息或參加遴選考試。
所以，俺答進犯全過程，新科進士們都遇到了。對此，三十而立的潘季馴也和普通正常人一樣，三十歲正是“不識時務”的年齡。他們大多暗生怨氣，以今日之狀況，自然成為日後的改革動力。
嚴嵩倒臺，張居正、潘季馴都有了騰飛的機會
1550年12月月底，潘季馴得到任命，前往江西九江任七品推官。路上赴任、交接儀式完成正式上任，恐怕也要等到1551年三四月份了。潘季馴到任之時，後世著名的“一條鞭法”已經在縣級試運行多年了。所以，潘季馴對此並不陌生，只不過“一條鞭法”在當時名稱很多、表現形式也很多，畢竟各地分別試運行，全靠主推縣令個人經驗、邊摸石頭邊過河。因此，名稱很多，諸如：裡甲均平法、十段錦法等。
但無論怎樣，其改革的核心點很明確：一者白銀交稅，方便繳稅者；二者減少攤牌和負擔不公、負擔過重，減少偷稅漏稅問題。
潘季馴在1551年到1553年，任九江推官（七品）時進行的改革，主要是針對郵傳驛站。他將“力差”變為“銀差”。如此，官府把收上來的錢去招募勞工，郵傳驛站官員的薪酬也由官府發放，從而使郵驛官員不能再向郵傳驛站所在地區攤派。
吳興潘季馴紀念館
這在新稅法推行初期、為政官員較為開明精幹時期，自然會對百姓剝削度有所降低。潘季馴為此政績頗好。1554年被轉任河南道監察御史，不想丁父憂三年。1557年，再任監察御史。1559年，被任命為巡按廣東，在廣東期間積極推進“一條鞭法”。政績突出的他，在1561年北上督學順天府。年，大明朝就發生了一件大事兒。
1562年，嚴嵩倒臺了！
嚴嵩一倒臺，大明朝的吏治整頓立即開始。一些不攀附嚴嵩、工作能力突出的底層官員迅速受到重視。在上面，徐階、張居正等終於有了幹一場的機會，但沒有人不行呀，由此，下面的底層官員們有許多人被迅速提拔。
1563年12月底，潘季馴（九江推官後的幾年為丁憂三年、河南道監察御史一年多、巡按廣東三年多、督學順天兩年多）被調入大理寺任右寺丞（從五品）；1564年11月升為大理寺左寺丞；1565年7月，被提拔為右少卿（從四品），11月再升為左少卿（四品）。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從六品升到四品，其速度不可謂不快。內中原因，我想與嚴嵩倒臺大有關係。因為嚴嵩一案比較重大，雖然沒有文字證明潘季馴參與審核這一大案要案。但作為大理寺官員，與嚴嵩一案相關的案件肯定是必然碰到。
潘季馴像
按照慣性思維，在大理寺幹得不錯的潘季馴很可能在大理寺、督查院、刑部等部門逐漸升遷。然而，1565年11月28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潘季馴卻被任命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主職是總理河槽，協助工部尚書朱衡開鑿新河。由此，拉開了潘季馴一生最為壯麗的篇章——治河生涯。
1565年之前的潘季馴的官場生涯屬於傳統的儒家官員生涯；1565年，他卻成為了技術型官員。
封建社會的技術型官員
在封建社會官場，技術型官員很難出現。雖然，技術型官員往往因為知識面寬，願意、能夠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就比較快。但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最基礎的思維方式之一，對技術型官員卻有一種抑制作用。
儒家思想有功有過。其功就在於讓我們有了統一的理念，我們的文化之所以數千年綿延不斷，其基礎原因就在於儒家思想。但也正是儒家思想不斷地“親權力”，造成宋明清時代的儒家思想反而愈發保守、缺乏進取精神、缺乏求變思維。
在宋明清時代，包括沈括在內的科學家、學者、專家型官員都是在仕途並不順利的時候，在“被閒置時期”完成了“偉大的功績”。例如沈括就因為1082年永樂城之敗被閒置，由此，沈括才有時間寫出了“劃時代的里程碑式的科學著作”《夢溪筆談》。許多官員科學家、文人其實都有類似情況。
潘季馴與沈括等失意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不經意間成為治河官員的。
技術型官員在工作中往往因為有性格、有專業能力，在封建社會的政治鬥爭中不知不覺地被人利用，或者成為犧牲品。
因為時代的原因，張居正成為嘉萬時期最出色的改革家、政治家，潘季馴的上級。潘季馴的成功與失敗與他就有了很大的關係。
他們二人有著很好的團結基礎，那就是共同的改革語言——對嚴嵩掌權時期的不滿、對“一條鞭法”改革的認同。張居正很多情況是靠彙報，他沒有直觀的改革經驗和感受，是一種“紙面規劃”。可潘季馴作為“一條鞭法”的創始人之一，他有著很強的工作經驗。
但奇怪的是，在四次主管河政工作期間，前兩次合作非常不愉快。張居正甚至指使言官彈劾潘季馴，致使潘季馴離任。這裡面因為何事兒？我們下文詳細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