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選自公眾號
2020年春天，新冠病毒肺炎造成的重大文化影響正在顯現。全球最大的成人網站PornHub訪問量激增，3月25日宣佈免費時流量增加了24.4%，也就是說，比往常多了3000萬的訪問人次。
同一時期，《花花公子》CEO本·科恩宣佈，2020年春季刊將是最後一期紙質刊物，這本擁有67年曆史的老牌情色雜誌，今後會把電子雜誌的更新作為工作重點。
其實，《花花公子》的衰落與PornHub的強大，與其理解成“新媒介已成潮流、紙媒走入黃昏”，毋寧說是精英式的享樂文化已經風光不再——《花花公子》早早就把雜誌內容全盤電子化，也沒能迎來點擊量的爆發。
更深層的原因是，新時代的美國男性讀者，對慾望的理解是速食的、廉價的，那不僅和生活方式無關，更和藝術品位無關。
“性書大亨”
加利福尼亞州得風氣之先。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軍方將數以百萬計的資金注入了西海岸的飛機制造廠、其他科技產業，不出10年，加州就迎來了“大繁榮”。
富裕的人們穿著休閒，外表整潔，重視健康，有種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這種“加州範兒”一度成為美國風格的代表，在境內也被競相模仿。
芝加哥的《時尚先生》是當時美國最“傷風敗俗”的男性讀物，裡面有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等作家寫的浪漫冒險小說，老爺車的圖片，諷刺意味濃厚的漫畫，風景名勝的遊記，以及不著寸縷的美女彩照。銷量不錯，但麻煩也不斷。
郵政部長弗蘭克·沃克是一名天主教徒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對《時尚先生》提起訴訟，理由是“傳播淫穢”，官司從1942年一直打到1946年。
50年代，美國的流行文化有了極大的發展：爵士樂、好萊塢、科幻文學、漫畫雜誌……這些構成了美國人百年難遇的“享樂時代”
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一直以反叛姿態出現的美國，卻在道德風氣上嚴守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法律直到20世紀50年代：
只要不適合兒童的，就屬“淫穢”之列。1868年的英格蘭定義了第一例“淫穢罪”，控訴一本小冊子裡有神父聽了女性懺悔而難以自持的情節。而且，19世紀中期的愛爾蘭大移民為芝加哥輸入了狂熱的天主教派，關於性約束和正統教義的價值，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城市的政治、社會等多個方面。郵政審查者、教會領袖、反墮落協會等組織神出鬼沒，隨時準備把放浪形骸的傢伙送上法庭。
可是時代已經天翻地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大批美國老兵因《退伍軍人權利法》而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們的閱讀水平、閱讀口味比起父輩顯著提高。
一大批離開家鄉、投入工廠製造軍需品的女性，脫離了保守乏味的家庭，得以在異鄉自由選擇工作和愛情。同時，戰後取消了紙張配額，雜誌完全可以為文化更高、基礎更大的讀者，提供更加充分的內容。
1943年，製片人霍華德·休斯的電影《不法之徒》禁映成了一個標誌性事件。反對者認為影片違背了“衣著暴露”的禁令，但經過休斯的不斷抗議，影片終於在1946年上映。那些由《海斯法典》限定的緊繃的道德底線，開始像沙灘上的積木一樣崩塌下來。
1953年，避孕藥的關鍵成分諾乙雄龍（norethandrolone）合成。同一年，27歲的休·海夫納用600美元製作的第一本《花花公子》雜誌也正式面世，封面是他從日曆廠買到的瑪麗蓮·夢露的照片。海夫納有一句話極其出名：文明社會有三大發明——火、汽車、《花花公子》。
1953年，《花花公子》創刊，封面女郎為瑪麗蓮·夢露
營銷員海夫納曾希望每個月漲5美元的薪水，被《時尚先生》無情拒絕。兩年後，海夫納終於決心做自己的雜誌，強調“享樂”，要讓聰明、時髦、開跑車、躺在真皮沙發看書、住著裝修精緻的單身公寓、飲酒作樂的年輕男性找到最舒服的幻夢，而他自己，就是一個幻想製造商。因此，雜誌上的廣告甚至不能出現宣傳治療男性謝頂、肥胖、虛弱的廣告。
《花花公子》雜誌社的四層小樓矗立在芝加哥聖名主教座堂對面。教堂每天響起三次祈禱鐘聲，提醒信眾，童女瑪利亞通過無性的奇蹟成為救世主的母親。
天主教以禁慾為美德，婚姻的目的只是為了傳播信仰，這樣的價值觀念與街對面的《花花公子》，相距的絕不只是這一點物理距離。
1967年，海納夫將辦公室搬進了芝加哥37層的花花公子大廈。在大廈樓頂，顯著的“Playboy”與不遠處聖名主教堂的金色十字架遙遙相望
而且，因為出不起稿費，《花花公子》一開始只能摘發公版書裡的情節，比如薄伽丘《十日談》裡的小故事，更惹得紅衣主教勃然大怒。
海夫納是樂觀的，因為沒有偉大的罪人，偉大的教堂也無從建成。不到十年，“花花公子”巨大的兔子標誌就會高懸在芝加哥最雄偉的摩天樓樓頂，居高臨下地照耀在聖名主教座堂的金色十字架上。
激進年代
心靈上的火山爆發絕不是突發事件，它常常潛伏地下多年，沿著地脈原有的裂縫噴薄而出。在20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潮流之前，社會風氣已經超出後人的想象。
1959年，一些帶有裸露鏡頭的電影在法庭大獲全勝。“淫穢作品法”的條款放寬，“淫穢作品”的創作者也習慣於在法庭上高談闊論美國的偽善，並引用第一修正案為作品的言論自由辯護。
整個美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對電影和雜誌中的裸體見怪不怪。這是《花花公子》創刊的第七年，正在不遺餘力地推廣法國的比基尼文化，四分之一的讀者來自大學校園。
1963年，在倫敦當代藝術學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舉辦的展覽（Living City exhibition）上，沃倫·查克（Warren Chalk）展示了一組“城市生活生存裝備”，其中包括一本《花花公子》
芝加哥的反色情小隊逮捕了55個報紙小販，指控他們賣色情雜誌，五女七男的陪審團投票認定被告無罪，法官當場犯了心臟病，被立即送往醫院。
60年代充滿了狂飆突進的味道，政治革命和感官革命一起到來，從此，政府和教會幾乎完全失去了控制人們身體和思想的力量。
1965年，伯克利有一場縮寫為FUCK（Freedem Under Clark Kerr）運動，意為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之下的自由。克拉克·克爾是美國教育改革家、勞動和工業關係經濟學家，曾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第12屆校長。同期，南方有公民權利運動，華盛頓爆發了一系列反戰示威遊行。
1967年的一份報告裡說，美國有600萬女性使用避孕藥，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男性則公然拒絕政府的徵兵，不願意拿自己的血肉之軀去越南冒險。社會上流傳著總統肯尼迪和20多個好萊塢女明星的緋聞，這在過去不可想象。
當時還盛行裸體混浴和按摩，提供服務的豪華療養院一般藏在俯瞰太平洋的崇山峻嶺之間，名字叫“成長中心”——追求快樂而不是責任，是60年代語境裡的“成長”。
“成長中心”更多是開放社區的名字。這些社區起源於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他認為，19世紀的人類貪婪醜惡，和資本主義的目標南轅北轍，除非改變這個文明系統。他希望建立一個個獨立團體，在獨立的區域生產、生活，飲食男女的需求都可以通過分配得到滿足。他反對一夫一妻制，因為小家庭是私慾的溫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裡，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
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在1970年，美國已經有將近2000個開放社區，遍佈在農舍、閣樓、沙漠和廉租公寓裡，嬉皮士、冥想的神秘主義者、崇尚環保的福音派信徒、搖滾音樂家和和平請願者擠在一起，一邊抨擊外面世界的銅臭和汙濁，一邊在髒兮兮的屋子裡醉生夢死。
等到總統尼克松上任，他完全相信美國已經被激進分子、嬉皮士以及色情出版商所腐化。他倡導了一場“公民反淫穢的十字軍戰爭”，力圖讓秩序、服從、宗教重回美國的大街小巷。“淫穢色情總統調查委員會”得到了國會200萬美元的撥款，對社會風氣進行研究。
長達175頁的報告，認為觀看或閱覽淫穢材料不會對普通成年人造成任何傷害，並建議廢除所有限制成年人接觸淫穢及色情材料的法律。同時，報告裡也指出，“如果一個社會不忌諱性……這樣的社會無法創造文化或文明”；“美國是偉大的，因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國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復偉大了”。
尼克松對報告結果大為不滿，決心以法律扭轉風氣。
他在3年時間內任命了4名保守派大法官，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最高法院的法官組成。同時，為了保證“保守派”的主張能夠在最高法院佔據多數，新上任的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還故意延遲了1971年和1972年的幾起“淫穢”案件的審理。直到1973年6月21日，伯格領導下的最高法院“一錘定音”：在同一天發佈了5件“淫穢”案件的判決意見，扭“風氣”之倒懸的意圖十分明顯。
1979年5月的《花花公子》封面
判斷一個作品是否“淫穢”，新的三要素標準是：適用當代社區標準，普通人會認為該材料從整體上來看意在刺激淫慾；作品以明顯令人厭惡的方式描寫或刻畫州現行法律中明確界定的性行為；從整體上看，作品缺乏嚴肅的文學、藝術、政治或科學價值。
也正是在1973年，《花花公子》破了銷售紀錄——單期700萬份。
時移世易
20世紀70年代中期，海夫納已經擁有了一個商業帝國。電影製作部投資了著名導演波蘭斯基的《麥克白》；花花女郎俱樂部和邁阿密海灘、牙買加、日內瓦湖、大峽谷的度假酒店鱗次櫛比；除此之外，還有圖書部、音樂出版和錄音公司、芝加哥和紐約的電影院、豪車租賃公司、模特經紀公司以及製作兔子標誌周邊的工藝品公司。
海夫納的豪宅建立在芝加哥獨一無二的黃金海岸，他一貫身體力行享樂主義。窗子上遮蓋著厚厚的帷幔，安裝著隔音設備，他躲進小樓，不管世界的風霜雨雪。
海夫納最喜歡作家菲茨傑拉德，他本人也像後者筆下的蓋茨比一樣，經常舉辦數百人的大派對；而且，他也經常不露面，而是待在房間裡，從收藏的數百部影片中挑出一部，在床對面的銀幕上觀看。
在床上工作的海納夫
競爭者永遠存在。以露骨猥褻風格出名的雜誌《風塵女郎》大賣，《閣樓》異軍突起。後者和《花花公子》的商戰故事，一度成為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暢銷書。
競爭者相信《花花公子》很快就要過時，然而海夫納永遠不擔心。在編輯們把照片的標準和競爭對手拉平時，海夫納提醒他們，他不想讓《花花公子》裡的鄰家女孩看起來像個蕩婦。
海夫納堅持刊登“嚴肅”文章，一開始沒有預算，他就刊登已故作家的作品，後來有了錢，《花花公子》開出高昂的稿費，向當代名家約稿和做專訪，豪華撰稿團隊裡包括海明威、約翰·列儂、安迪·沃霍爾、村上春樹、博爾赫斯、約翰·契弗、厄普代克、索爾·貝婁、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世界頂級創作者。
《花花公子》曾冒著巨大風險，發表了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爾科姆的專訪文章。它也發表過抨擊政府核試驗和美國汽車工業、批評政府領袖的文章，海夫納自己還有一個社會議題專欄。
海夫納曾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解，“《花花公子》只有5%的內容和性有關”。當時的人笑他文過飾非。其實，當經過“性驅魅”的當代普通讀者重讀當年的雜誌，會發現除了拉頁女郎，內容確實精彩。
海夫納與他著名的私人飛機——一架升級版DC-9飛機，暱稱“大兔子”（the Big Bunny）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海夫納不是一個“生意人”，本意也不是將稀缺領域的生意做大；他一直希望推廣自己的愛好和趣味，並堅信美國存在著大量和自己一樣的人。
但是，愛好的推廣不免變成生意，而“生意”少不了剝削和壓榨。女權主義者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電視上控訴：“《花花公子》壓迫女人，他們從壓迫女人中獲得利益。海夫納在壓迫女人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帝國。”
女權運動影響加大，海夫納的女兒克里斯蒂娜·海夫納也逐漸出現在臺前。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她反駁了指責：這是一份男性雜誌，任務不是展現女性的眾多複雜面向，就像美國的女性雜誌也沒打算展現男性的複雜性一樣。比起《花花公子》，她更想改變《家庭圈》中女性“賢妻良母”的樣子。
1978年《花花公子》的25週年慶典更像是一個接近高潮的告別。很快，隨著總統里根的上臺，保守主義思潮比尼克松時更甚，等到90年代，互聯網已經出現，加州的大學生們投入到繁榮的賽博社區當中，並創造出海夫納所未曾預料的、新的、快餐式的色情文化。即使是克林頓的醜聞，也不再能挑起肯尼迪時代的風流大潮。
當互聯網提供了無盡信息後，《花花公子》身上具有的神秘感和禁忌感也就失效了。在2015年，《花花公子》甚至一度撤下了“裸照”。
如今人們只需要拿起小小的手機，就可以輕而易舉地令大多數慾望得到滿足——意味著性不再和生活方式、文化品位密不可分，而是成了隨點隨到、用過即棄的快消品。這種時代流俗之變，遠早於新冠病毒的侵襲。
1953年《花花公子》創刊社論：”我們熱愛公寓，留聲機上放著輕柔的音樂，面前放著雞尾酒和一兩樣開胃小菜，還有一位女性朋友坐在對面，而我們將就畢加索、尼采、爵士樂和性愛進行一些安靜的討論。”
一貫樂觀的海夫納已在2017年去世，但他若今日尚在，也不會感到沮喪。在《花花公子》創刊號上，他寫道：“如果我們能讓美國男人重拾一些笑聲，從原子能時代的焦慮中分散注意力，我們也就證明了我們存在的意義。”
作者 | 南風窗主筆 榮智慧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CAT
圖片 | 部分來源於網絡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