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沛丰人也，他的名字早随着追韩信的夜路走进众多人的幼年故事，后随刘邦起事并最终建立大汉一朝，萧何的善终，至孝惠帝二年何卒，谥为文终侯。
如果萧何死于刘邦征战初期，将萧何单纯视为为刘邦的挚友，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如果萧何死于韩信之前，将萧何评价为尽忠职守，道德无愧亏的官员典范，似乎也不会引起过多的争论；如果萧何死于大汉建立之初，将萧何归于“猎人”而非“走狗”，应该不用改变上述两词的基本定义就能让人接受。但是这些假设都不能冲淡即已成事实的色彩，即便人物本身会消融，但是与他相关的文字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颜料，从新勾勒出重重叠叠的影像。
一、是刘邦的兄弟？
作为刘邦的兄弟，不论从是《史记》还从是《汉书》都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何数以吏事护高祖”，“吏皆送(刘邦)奉钱三，何独以五”。但是，“从社会学上讲，湘军“同乡”、“师生”这种凝聚力是不会长久的，所谓凝聚力就是共同的利益---有肉大家一起吃。”用同样的眼光审视萧何和刘邦的友情，虽然萧何与刘邦是同乡加朋友，但是当大家都进入另一个分肉吃的体系后，利益的因素导致角色的转变，萧何也单纯的由刘邦同乡加朋友转变为朋友加下属混合角色，或者，刘邦可以认为萧何是朋友，但萧何不可这么认为；或者，在私下里的时候，萧何可以认为自己和刘邦是朋友，但在人前不能，就像《我叫刘跃进》里边，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的关系类似。而刘邦对萧何的态度也值得细细琢磨，“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他们握在手上友情缰绳时松时紧、时热时冷…”，汉初三杰中，刘邦对张良是敬重，对韩信是防范，对萧何则比较复杂：
其一、信赖至依赖：“萧何月下追韩信”，当时正处在刘邦所谓“事业的低谷”，将领中有数十人逃走，而听到萧何离开的消息后，刘邦以为萧何也要逃走于是
“大怒”，等到萧何带着刘邦日后的半壁江山回来时，刘邦对萧何的态度是“既怒且喜”，男性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大概只能如此了吧，“就像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心里有多大的期许就能激发多少的感情，刘邦对萧何多信任就有多愤怒和就有多失而复得后的喜，而怒且喜又像是一种依赖至依赖的无意表露。其二、怀疑与期待：《史记》中记载了刘邦对萧何的三次试探：（1）汉三年，刘邦与项羽对峙，萧何守关中，期间刘邦多次派人慰劳萧何，经鲍生提醒说“如今大王（刘邦）带人打仗却多次派人来慰问你，是对你起了疑心，不如把你加子弟派去从军，这样大王会更加信任你”，萧何从其计，刘邦“大悦”；（2）汉十一年，平定陈豨之乱，刘邦亲自征讨，萧何仍然守关中并和吕后除掉了韩信，刘邦闻之，给萧何加封地、加护卫，又是经过旁人（昭平）提醒“现在皇帝（刘邦）在外征战，您留守后方，没有经历战场之难而收到这些赏赐，是因为韩信谋反从而皇帝怀疑到您了，不如不要接受封赏，并把家财都送到军队”，萧何从其计，刘邦
“乃大喜”；（3）、汉十二年，平定黥布之乱，刘邦在外多次派人问萧何在作什么，使者回答说“相国（萧何）因为您（刘邦）在军中，所以巡视安抚百姓，用家财慰劳军队，和上次平定陈豨是一样”，萧何的门客对萧何说“您的功劳之大，已经不能用任何赏赐来回报了，入关以来您受到百姓爱戴，现在皇帝多次询问您在做什么，是担心您倾覆关中啊，不如用低价或赊借的方式多买田地，让自己的名声受损”，萧何从其计，刘邦“乃大悦”。比起汉初三杰的其他两位，刘邦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多“大喜”或“大悦”，其中当然有刘邦看到下属对自己忠心的高兴，但或者同时应该可以理解为对萧何的某种其许获有了刘邦期待的结果，毕竟当初大封功臣时，刘邦两次有意偏袒过萧何。 萧何追韩信
二、是道德无愧的官员？
无论是在《史记》还是在《汉书》里，萧何的记录有一条稍微隐蔽的线索，那就是萧何对财政、物资的高效管理，只不过这条线索被以分散记叙的方式写在了以战争为主的故事里，甚至导致司马迁认为“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其实稍作公平的比较即可看到，此评论有失公允---人们总爱念及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的开疆拓土，同时不免提及桑弘扬主持的财政措施得力才保证了如此巨大战争的支出用度，但是要知彼时的经济政策已经是开“盐铁专营”等与民争利的先河，“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即便是不能为后世效仿的“卖爵位”也对当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是萧何在汉朝初年局面不稳的情况下，能够把兵员和物资源源不断的提供给前线的刘邦，“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怎么能被当做仅仅未有奇功的刀笔吏呢？要知道司马迁对桑弘扬的评价都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稍微夸张一点说，萧何留下的职位进世几乎没有人可以胜任，哪怕只是“萧规曹随”，因为一直到了汉文帝时期，由于没有恰当的财政政策，刘盈不得不听从晁错的建议---如果有人可以向前线输送一定量的粮食，就给相应爵位（秦制）。但是，作为万人之上的官员，萧何并非道德无亏的，显而易见的污点就在于他与吕后合谋对韩信的阴谋，虽然可看做事出有因，但肯定不能说是有情可原，对于一个如此信任他的人作出不仅消灭其肉体而且打击其精神的卑鄙举动，使得萧何与一个长者形象差出一个被暗害的军事天的距离。
三、是刘邦的夜壶？
在晚年，刘邦对萧何的作用有一个表达，就是要求萧何作李斯那样的人，有功劳要把它让给君主，有过错要归到自己身上，正是因为萧何没有做到---萧何希望刘邦让出上林苑作为百姓的耕地---刘邦就认为萧何收受了贿赂才这样说，只是后来经过旁人劝解，刘邦才释放了因此被关押的萧何。其实从某个角度讲，萧何已经把自己处境看到很透彻，因为他”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并说过“後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即后人贤达就会学习的简朴，不贤达的话，再多的家产也会被有势力的人夺走，作为一个在当时万人之上的人物，用如此悲观消极的眼观来看待后世，多少是把当前的处境投射到子孙身上。心理学上讲，所谓的口误、玩笑不过是把内心的话包装一番讲出，用当前的心境讲出对后世的担忧应该也如此吧，
毕竟没有伤疤谁也想不起疼。兄弟也罢，下属也罢、夜壶也罢，在刘邦去世后，萧何又辅佐了孝惠帝两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相比于张良的超脱，萧何多了几分务实，少了几分潇洒；相比于韩信的（政治）幼稚，萧何多了几分成熟少了几分尖锐。谋圣张良活在未来，功成身退，超出尘世；兵仙韩信活在过去，固守封王，短于算计；萧何活在现在，妥协现实，无奈苟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