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殺妻埋屍、藏屍逃逸的犯罪嫌疑人田某才落網,在作案13年後,這個性質惡劣的事件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中。
2007年,遼寧省東遼縣接到了一起失蹤報案,報案者稱自己的姐姐朱某香失蹤,在詢問到朱某香的丈夫田某才時,才得知他因為與朱某香吵架,一氣之下到外地打工了。
通過走訪調查得知,田某才和朱某香二人系再婚,婚後生活並不幸福,經常拌嘴打架,多次離婚、復婚。調查民警認為,田某才隱瞞了其妻的行蹤。
可當民警來到田家時,田某才已不見蹤影。之後,有村民反映,田某才家的祖墳旁發現一座新墳,但是田家近期並沒有辦理喪事。
事出蹊蹺必有因,東遼縣公安局立即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對田家的新墳進行挖掘,挖到約一米深時,出現了一具由粉紅色被單包裹並用紅色電線捆綁的女性屍體,屍體已經高度腐爛。
經辨認,這具屍體正是失蹤的朱某香。經法醫屍檢,確認朱某香系他殺。
東遼縣公安局迅速成立專案組,對田某才家進行仔細的勘驗和搜查,發現了撕開的床單和剪斷的紅色電線等作案工具,經過進一步調查取證,確定死者朱某香的丈夫田某才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並對其開展網上追逃。
自此,警方展開了與田某才13年的追逃拉鋸戰。
耗時長,效率低,視頻監控追逃為何屢屢碰壁
自2005年以來,我國就進入了平安城市的快速建設時期,而天網、雪亮工程等項目相繼上馬,更是為城市高清監控覆蓋率迅速提升提供了助力,在此基礎上,我國的智能監控覆蓋率得以迅速提升,各省公安機關也以此建立了警務雲系統,幫助抓捕在逃犯罪嫌疑人。
而案發地遼源市,更是作為全國第一批45個雪亮工程示範城市得到了重點建設投入。
然而作為逃犯,田某才13年間流竄多地工作,卻沒有給案件偵破留下任何線索,這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事實上,只具備簡單視頻捕捉和人臉識別的監控系統,很難幫助追逃。
在這個問題上,阻礙警方破案的要素其實有很多。
第一,在部署攝像機的成本上, 公安很難做到大規模採購高規格的人臉識別設備,即使採購,也主要應用於機場、火車站等重要公共安全場所。
而這些場所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人員流動性強,這就給人臉識別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面部特徵如何提取、多人人臉識別如何同時進行,這都需要鈔票來擺平。
據業內人士透露,在機場,一臺半徑為100米左右的複眼攝像機的成本在十萬到幾十萬不等,而同等情況下需要的槍機成本則更高,如果要搭載複雜的人臉識別算法,那麼其成本顯然不是所有地區都能承受的。
第二,則在於人臉識別自身的侷限性。在此案中,嫌疑人逃逸多年通過各種刑偵節目學習提高反偵察意識,在出入公共場合時保護意識極強,頻繁利用諸如光線、遮擋或簡單易容手段(帽子等),很輕易地就逃過了攝像機的追捕。從19年12月初次捕獲嫌疑人影像以來,民警不得不通過大海撈“幀”式地排查來檢查所有嫌疑人可能出現的影像,極大地浪費了警力。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人臉識別算法刷新世界紀錄的新聞我們已經屢見不鮮,然而現實跟理想還有很大距離,在實際應用場景中,受制於成本、光線、地形、同框人數等諸多要素影響,真正能夠落地的技術,效率還有待提升。
第三,就是警務大數據的體系化建設問題,對於警務大數據體系建設,我國提出了全域覆蓋、全時可控、全時可用、全網共享的建設目標,然而就目前來看,目標離實現還有一定的距離。
在全網共享方面,目前公安各部門間數據並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互通。雖說建設目標是每個城市一朵雲、每個部門一朵雲,但在場景中,城市之間數據雲並沒有被完全打通。據瞭解,很多非A級逃犯的信息在公安部門間都沒有實現高效的數據互通,即可能嫌疑人在東北作案後,廣東警方並未收到相關信息,這同樣給追逃帶來了極大的難度。
不僅城市之間的數據互通難,市內不同部門的攝像頭之間同樣存在數據共享的難題,其中典型的例子就在於公共場所的攝像頭部署,既有屬於公安部的攝像機、也有數據交通部、政府職能部門的攝像機,這些攝像機相互間都沒有實現數據互通,這對於追尋犯人軌跡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這點也在此案中體現的淋漓盡致,據嫌疑人交待,在逃亡期間,他的足跡曾遍佈全國16個省市,並在這些城市工作過,途徑的公共場所不計其數,在這種情況下,在雲劍行動之前居然沒有被任何一家地方警方識破,也說明了我國警務大數據體系的建設還存在著嚴重的數據孤島現象。
而數據孤島就讓前端抓取的信息很難被後端識別,這也給追逃帶來了阻力。
好在國家實行的雲劍行動,為這次追逃提供了良好的大數據支持。
2019年12月,以全國“雲劍行動”為契機,各省警務利用雲服務實現最大程度的數據互通、數據共享。在此基礎上,警方對歷年在逃人員進行了梳理對比,在其中一張監控照片中,民警發現其中的人物同田某才十分相似,經過反覆對比後,警方決定對此展開調查。
在經過對比了8000多條視頻監控記錄、輾轉多地後,警方終於在今年4月12日在黑龍江省綏化市將田某才抓獲歸案,在抓捕過程中,遍佈東三省的監控攝像頭為警方提供了有力的幫助,打開了追逃的突破口。
截至2019年12月25日,公安部雲劍行動已累計抓獲逃犯24.3萬名,其中公安部A級逃犯96名,可以說雪亮工程的建設在維護公共安全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在抓捕過程中,存在著非常嚴重的警力浪費,在互聯網雲服務全力實現全網警務互聯的情況下,抓捕田某才依舊用了5個月時間,且耗費了大量的警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的公安監控建設,尤其是鄉鎮一級的智能化監控體系建設,顯然還任重而道遠。
在2020年1月雲劍行動告一段落後,未來如何打通各地警務數據間的壁壘,已經成為了追逃路上的又一大難題。
追逃長路漫漫,人口流動管理成為重要突破口
無論是這次的吳某才案、還是去年的勞榮枝、吳謝宇案,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就通過偽造身份證等方式以另一個身份逍遙法外,對於我國來說,人口流動的管理的效率如何對追逃已經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此案中,嫌疑人先後流竄16個省市,定期更換工作地點和單位,然而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或機構識破假身份證,而在網絡上,故意出賣自己身份信息,出售身份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這些身份證通過非法的銷售渠道源源不斷地流入社會,對治安管理、人口管理造成了很大壓力,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各地《出租房屋和流動人口管理制度》都明文規定,承租人應當出示本人及其他入住人員的有效身份證明,並如實填寫租住人員信息登記表,及時到出租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辦理暫住戶口申報手續,辦理暫住證,而目前來看效果著實一般。
而人證合一的構想,也沒有想象中那麼有效。
可見在當下,無論是天網、還是雪亮工程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對於這些有預謀、有計劃的犯罪行為,我們都還要在技術和公安系統的整體佈局上不斷完善,用更先進的技術減少警力的浪費,為高效抓捕嫌疑人提供良好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