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
電影《昨日奇蹟》（Yesterday）上映了。用一句話講述這部電影，大概是披著音樂外皮的《夏洛特煩惱》，故事和感情線都很糟心，但是有太多Beatles樂隊的梗，樂迷應該很喜歡。
我不算是Beatles樂隊的樂迷，少年時代影響我的是Blur、Pulp和Radiohead。但是幾年前我看了一部關於Beatles1964年美國巡演的紀錄片《一週八天》，對這支樂隊充滿了敬意。
在自己流量最高、局面最複雜的時刻，他們遵循著最簡單也最遵循內心的選擇，改變了這個世界的樣子。
1964年2月9日，英國樂隊Beatles第一次抵達美國。大約有10000名粉絲和媒體來到肯尼迪機場，迎接這四個男孩。第一場記者發佈會也在機場舉辦。樂隊成員們鮮明的個性、幽默的話語很快通過在場的廣播、電視記者傳開了。
記者：你們願意唱首歌嗎？
四人：不！
記者：是因為你們現在唱不了嗎？
約翰·列儂：不是，我們只是要先收錢。
記者：你覺得你們那為什麼能獲得這種現象級的成功？
約翰·列儂：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就可以打造另一隻樂隊然後當他們的經紀人了。
很多人試圖為披頭士的成功尋找原因。2014年，Candy Leonard寫出了一本Beatleness: How the Beatle and Their Fans Remade the World。
這本書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了以披頭士作為信仰的一個時代的狂熱。書中的一些研究結論今天看來也讓人不可思議，比如最初迷上披頭士的是一批10歲左右的小學生，對披頭士的迷戀伴隨了他們一生。
再比如那種梳著鍋蓋頭的形象，在美國社會被認為過於“娘炮”，他們被認為不如貓王那樣具有性感的男子氣概。
在紐約，他們還有時間進行觀光和社交—主要由著名DJ Murray The K安排。
他們第一場現場演出是在華盛頓。本來他們應該飛過去，但因為天降大雪，他們臨時改為搭乘火車前往。當火車駛進Union Station的時候，已經有幾千名尖叫的歌迷在等待他們了。
這場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和在英國的演出一樣，現場觀眾都在尖叫，四個人根本聽不清自己唱了什麼。
有人在後臺問過保羅，在這麼吵的情況下怎麼完成演出。
保羅回答他：“當噪音太大沒人聽得清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自己歇一會了，嘟囔一下歌詞，不唱了。”
演唱會結束時候當時的英國駐美國大使舉辦了一場舞會。在現場，林戈被問道是否覺得自己是樂隊裡的性感符號。他大笑著回應：“看看我，你就知道我才不是什麼性感符號。”
他的笑容很快凝固了。因為有一個社交名媛拿著一把剪刀來，要剪他的頭髮。
他們的第二場演出是在紐約的卡耐基音樂廳。當那天晚上他們渾身溼透、筋疲力盡從舞臺上走下的時候，“披頭士熱”已經在美國擴散開。
這次巡演的最後一站是邁阿密。電視節目The Ed Sullivan Show對從紐約到華盛頓、再到邁阿密的巡演都進行了報道。在邁阿密機場，他們迎來了最隆重的一次接機：人數巨大的粉絲們衝破了警戒線、打破了玻璃。在邁阿密的演出門票也發生了“超賣”，很多失望的歌迷沒能進場。
但是即便登上了Billboard、製造了一個又一個一票難求的現場，還有人堅持認為Beatles的流行維持不了多久。
1960年代是風雲鉅變、大事不斷的時代。1963年，肯尼迪遇刺，民權運動越發激烈。
1960年代也是二戰後嬰兒潮剛開始發出聲音的時刻。Beatles樂隊的四個人出身英國利物浦的工人階級，父母都經歷過二戰的陰霾。和Beatles同齡的人們都有著相似的處境，世界雖然沒有二十年前那麼糟，但仍然充斥著雜亂的噪音。
沒有人想到四個唱歌的英國男孩能夠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並且影響半個世紀——包括披頭士自己。
面對鏡頭，林戈曾經咧著嘴巴，大大咧咧地表示：“文化？算了吧。我們只是玩鬧而已。”
有點像就像今天風靡全網的大張偉大老師，從利物浦工人階級家庭走出的四個大男孩，在應對媒體時有著近乎天才級別的急智。他們自然而然的反應，對很多脫口秀演員來說都需要經年累月的琢磨訓練。
當他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時，美國記者分不清披頭士裡的四個人，張口就問列儂“請問你的名字”。
列儂禮貌地伸出了手與他握了握：“大家好，我是Eric。”
1964年8月，Beatles又一次來到美國，在24個城市舉辦了31場演出。
廣播記者Larry Kane獲得邀請跟隨巡演，這個21歲的、想要在新聞史冊留下自己名字的男孩，第一反應是拒絕。
“越戰日益白熱化，美國國內的種族抗議愈演愈烈。為什麼我要跟著一個來了就走的樂隊一起去巡演呢？”
他的媽媽倒是很興奮。“哦，這些男孩們會有大動靜的。”
而他的爸爸在他踏上旅程之前審慎地提醒他：“Larry，小心點，他們會給社會帶來危害。”
後來Larry如願在新聞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是唯一跟隨了Beatles樂隊橫穿美國的廣播記者。後來，在紀錄片《一週八天》裡，他講述了很多巡演中的私人故事。
在飛往下一地的航班上，四個大男孩總是會走到飛機的前方，蹲下身來與給他們暖場的樂隊聊天——因為這些樂隊常常被披頭士的星光掩蓋；
行程中，Larry的母親因為癌症離世，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個大男孩傾訴。約翰列儂在旁邊溫柔地安慰他。列儂的媽媽死於一次嚴重的車禍，他對喪母之痛感同身受。
我相信在某個時刻，Larry將這四個星光熠熠的同齡人視為自己的朋友。
誰也未曾指望Beatles能給這個嘈雜的時代帶來什麼改變，但他們卻貨真價實地做到了。
1964年夏天巡演將樂隊帶到美國的南邊，在那裡，種族隔離仍在實行。當樂隊到達佛羅里達，他們被告知，在演唱會將要舉辦的Gator Bowl運動場，座位仍將按種族區分。震驚之餘，四個人毫不猶豫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如果觀眾席存在種族隔離，他們將拒絕演出。
在紀錄片《一週八天》裡，黑人學者Kitty Oliver回憶了那段往事。她現在是一名一個專注於種族口述歷史的學者。
她獨自一個人前往披頭士的Gator Bowl的演唱會，四周都是白人：
“離我最近的白人大概不過20英寸，我坐在那裡，緊緊地抱著胳膊，小心翼翼不要靠得太近或者碰到他，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然而當林戈的鼓點響起，這種侷促感一下消失了。在兩個小時中，她用盡所有力氣和現場的幾萬人一起大叫、合唱。
根據資料記載，披頭士的這場音樂會，是佛羅里達第一次沒有實行種族隔離的演出。這場演出被視為民權運動上至關重要的一步。
而Kitty Olive說，1964年披頭士在Gator Bowl演出的晚上，她第一次嚐到了“自由”的感覺。
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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