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風波亭一事，堪稱中國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冤案。嶽武穆及其子岳雲以“莫須有”之罪無辜被戮，使得無數人為之扼腕嘆息。
但在我們哀嘆岳飛嶽武穆之死時，其實還應該注意到南宋初期發生在中興四大將身上的種種悲劇性巧合，事實上，除了岳飛以外，張俊、韓世忠、劉光世三人，在紹興十一年四月前後，均喪失了兵權，其中劉光世，甚至是第二次喪失了領兵權利，在兵權被奪的一年後，他也在愁悶和困苦中離世。
這四人中，韓世忠任俠豪邁，岳飛耿直忠烈，張俊優柔寡斷，劉光世則臨敵常有畏縮。可以說，他們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卻都在紹興十一年四月前後，被褫奪兵權。在多數時候，宋高宗趙構清算中興四將的舉動，往往會被人視為忘恩負義。
但如果我們站在他的角度來看，宋高宗之所以要褫奪四將軍權，卻並非完全是因為自身性格的涼薄，相反，事態的演變，在建炎南渡之後的一系列事件發生後，幾乎成了一種必然。
在介紹這一事件之前，我們最需要的，是對於當時南宋軍隊的組成和狀態進行一個基本的瞭解。
一、“建炎南渡”後南宋衰弱的中央軍
高宗趙構在建立南宋政權時，毫無疑問是繼承了北宋的法統，而原本在北宋末年被朝廷視為軍事支柱的中央主力軍，在經歷了一系列事件後幾乎消散殆盡。
事實上，在北宋尚未因女真南下覆滅時，北宋軍隊戰力就已經嚴重下滑。這類現象的存在，可以歸咎於六點，即南宋時期人們所總結的“軍中六弊”：“一曰，上下率斂；二曰，舉放營債；三曰，聚集賭博；四曰，差使不均；五曰，防送過遠；六曰，單身無火聚”。
除了上述問題外，當時的北宋軍隊，因為貪腐事件的時有發生，缺額問題幾乎已經成為循例。而另一方面，一些將官為了領取多餘的糧餉，甚至還會僱傭城中混混濫竽充數，虛增已經嚴重注水的軍力，這些現象的存在，使得北宋在明面上空有數十萬禁軍，實際上卻無一可戰。
在女真南下前後，北宋軍中主力經歷了“滅遼之戰”、“第一次女真南下”、“三鎮保衛戰”以及“第二次女真南下（即靖康之變）”共四次戰爭。
這四次大戰，無一例外均是以北宋的大敗作為結束，即使在聯金滅遼之戰中也是如此。正面戰場的女真雖然一路高歌猛進，但南面戰場上，輔助作戰的陝西、河北軍，徒有宋軍精銳之名卻“爭相奔潰”。連已經形如喪家之犬的遼國敗軍都無法阻擋。
而除了滅遼之戰之外，剩餘的三次大戰均是北宋與金國最直接的對決，“滿萬不可敵”的女真幾乎是摧枯拉朽一般擊潰了宋朝所有抵抗軍隊，尤其是三鎮保衛戰中，更是幾乎將宋朝所有可徵調的勤王軍一掃而空。
這種狀況的出現，使得南宋初期，南宋朝廷雖有大義之名，卻幾乎無力蒐羅一支成建制的正規軍隊。
到了靖康元年十二月，趙構開元帥府重建中央軍時，七拼八湊下最終得到的也不過是一支僅有八萬人的部隊。而即使是這樣，若仔細分析其組成就會發現這八萬士兵的戰力也並不可靠，這支軍隊的人員來歷極為駁雜，有權邦彥、黃遷善等人收攏聚集的部分官軍和民兵，同時還有劉浩等人招募的相州本地義兵，最誇張的，甚至還有部分盜匪摻雜在內。
如此駁雜的士兵來源，帶來的是派系林立的軍隊政治環境和再次遭到弱化的指揮系統。可以想見，這樣的一支部隊，究竟能有多少戰鬥力。
二、紛亂的時局和飲鴆止渴的“招降納叛”
在建炎南渡後，雖然金國曾經 “搜山檢海”，派遣精銳之軍多次追殺和驅逐南宋政權，但幸運的是，由於剛剛獲得長江以北的大量土地，女真也必須想方設法的鞏固即將到手的領土，甚至不得不建立偽齊政權幫助其蒐羅和徵集物資財富。
在這種情況下，女真對南宋政權的攻擊，終於告一段落。這無疑是為南宋政權的休養生息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但在另一方面，北宋滅亡帶來的另一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大部分曾經北上抗金的勤王之師隨著北宋政權的消亡解體崩潰，併成為充塞道路的另一重禍患，不少潰兵敗師在失去節制後轉化為盜匪，橫行鄉野，就連南宋政權也無法加以掌控和壓制。
甚至可以說，這些潰兵的破壞性，由於無組織無動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高過女真軍隊本身。接下來，連鎖的反應開始出現，隨著潰兵的大肆擴散，以保境安民為己任的地方勢力開始重新掌握一地之軍政大權。在名義上依舊是南境之主的南宋，業已失去了對南方各地的掌握。
為了迅速平定南方的禍亂，南宋初年朝廷開始定下了以招安為主要手段的收編活動。其方式是由各地將領和官員，依據本地情況，剿撫並用，便宜行事。
下達這樣的政令，南宋朝廷其實幾乎相當於在公開承認自己對於國家（至少是半個國家）的掌控已經不復存在。
但是，這樣的指令，其效果是極為顯著的。就像漢朝末年，因黃巾之亂，朝廷不得不下達令各地豪傑自主招募軍隊剿滅黃巾軍一樣，朝廷的委任令因為賦予臣子便宜行事的特權，使得各地官員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招攬流寇入軍。
而這其中，又以東京留守司的成果最令人稱道。所謂“東京留守”，其實便是宗澤在東城開封附近所收攏和招募的四方義兵。雖稱義兵，但在一開始，宗澤為了穩固東京一地的防禦，這隻總人數高達百萬的“軍隊”卻堪稱魚龍混雜。官軍、義兵、盜匪、流寇，各色人等應有盡有。宗老大人在其中的斡旋，是如此駁雜不堪之軍得以保全和存在的重要因素，而隨著宗澤離世，這隻“大而無當”的軍隊隨即陷入彼此的傾軋和火併中，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大戰後，一支較為正規的官軍開始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岳飛嶽武穆，此時就是在這支軍隊中。
除了岳飛外，中興四將其餘三人的經歷大抵如此，隨著招降納叛的進程逐漸加快，一支支亦官亦匪的南宋軍隊開始形成。而中興四將，也是在此時開始逐漸掌握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
不過，由於軍隊成分的原因，這一時期的南宋諸將，所率領的部隊中，曾經身為盜匪的軍人佔據了很大一部分成分，對於這種狀態，南宋時期的官員們也有著極大的擔憂：“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群飢烏合之眾而已。”
而更令趙高宗忌憚和憂心的還有另一件事，在整編軍隊時，剛剛建立尚未得到鞏固的南宋朝廷，並無財力對這些兵將進行糧餉上的補給，但由於金人隨時南下的可能，趙構不得不暗示諸路大軍“便宜行事”，於是在南宋初年，北宋末期將領經商的事態再次重演，如劉光世，就曾經派遣八千士兵專門負責“回易”一事，雖然將領經商之事看上去不倫不類，但客觀來講卻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為南宋抵禦金兵入寇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然而，這種經濟上的獨立性卻極為類似漢末與殘唐時期軍閥割據可能，雖然在當時並無公然與朝廷對峙的地方武將勢力存在，但對於趙括而言，這種完全不依賴中央的地方勢力，也成為了他最不能容忍的心腹之患。
三、難以節制的軍隊，頻頻爆發的兵變
為了節制由地方將領通過招降納叛所建立和招攬的軍隊，宋廷也曾經做出一些努力。
通過將這些武裝力量全部納入南宋官方的大元帥府內，宋廷起碼在制度層面上獲得了可以繼續節制和調配軍隊的權利。然而，這種制度節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於成軍過程中的歷史原因影響，這些軍隊的自主性依舊極大，以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王燮、辛企宗、杜充等將領為首的南宋諸將，皆有過不聽朝廷號令的事蹟。
這些並非中央統管的軍隊，對於朝廷號令的遵循，往往大打折扣，比如曾經被授予節制地方諸將權柄的杜充，就曾經多次遭地方將領杯葛：“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諸軍江州，乞不受充節制。”
即使是在後世被屢屢稱頌的中興大將韓世忠、劉光世，也曾經因跋扈而不聽其節制，可見在這一階段，朝廷對於地方軍隊實際掌控能力之衰弱。甚至有學者認為，在金兵南下渡江之後的
建康保衛戰中，正是因為劉光世、韓世忠、王燮所部不聽統一號令，東京留守司才會獨木難支，慘敗而歸。
而更為嚴重的問題則與兵變有關。
在南宋立國之初，由於中央軍實際名存實亡，在大多數時候，地方將領對於中央的指令執行也往往大打折扣，而這種不聽調令的事態，則是中央與地方矛盾激化的關鍵，其最終結果往往是爆發波及甚廣的兵變。在南宋初期，最為嚴重的兵變一共有兩次：明受兵變與淮西兵變。
這兩次兵變，一次幾乎置趙構於死地，一次則是南宋初期設立的防禦體系出現重大缺口，幾乎重演靖康慘禍。
先是明受兵變。
建炎三年，為抵禦金兵南下，宋廷將張俊、楊惟忠、劉光世、韓世忠所部悉數派往江淮防禦，而此時充當行在守軍的，是苗傅與劉正彥兩位將領。由於認為高宗賜賞不公，劉苗兩人擁兵皇城之下，成功逼迫高宗下詔罪己並退位。
這也幾乎是高宗自建炎南渡以來最為狼狽和危險的一次。雖然在此事之後不久，各地將領紛紛舉兵討伐劉苗，但是高宗對於武將之猜忌由此日盛。
而另一次兵變的影響則幾乎斷送了劉光世的性命。
紹興六年，偽齊皇帝劉豫三路伐宋，而劉光世卻於此戰中畏葸不前，引起高宗不滿。事後，高宗以此為契機準備收攬劉光世所部淮西軍。誠然，劉光世雖有畏敵之跡，卻無叛宋之心。但其部下酈瓊等人卻因此率領七萬淮西軍投叛偽齊。這一事件，不僅使淮西軍中部分將官的桀驁和不遜暴露，還同樣影響了皇帝對於岳飛的觀感。
在淮西兵變發生前，高宗曾經許諾將淮西軍權歸屬岳飛，後又因猜忌而反悔。深感受欺的岳飛因此尚未解除帥職便孤身前往廬山隱居，朝野上下一片譁然。
而這之後，高宗曾命張浚（非中興四將之張俊）收攏岳家軍，但是前往接管兵權的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卻遭到岳家軍諸將的集體抵制，若非有人從中斡旋，岳家軍幾乎脫離朝廷掌控。這也是之後岳飛遭遇風波亭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兩次兵變以外，“紹興和議”同樣暴露了南宋軍權旁落所帶來的尷尬處境，紹興八年，趙構啟用主和派秦檜為相，負責與金全面議和一事。
而這次議和，幾乎重演後晉石敬唐之事，尤其是條目中“詔諭江南”一條，更是從法統上將南宋置於金國之下。對此，禁軍三大主管之一的楊沂中曾經言辭激烈的表示反對，但其反對理由卻十分值得玩味：“今三大將在外，它日見責，以爾等為宿衛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
可見，此時的三大將（張俊、岳飛、韓世忠）由於手握兵權，對於朝廷的政策已經可以進行較大程度上的影響。
無論三大將是否忠心於國，但其尾大不掉之勢，已悄然形成。
四、罷諸將，收兵權，千古冤案至此為始
收攏諸將兵權的舉動，發生於紹興十一年並非毫無因由可尋，事實上，這次事件是宋金再次交戰後的餘波。
經歷十年經營，南宋朝廷中央軍的營造已經初見成效，尤其是宋金戰爭中的柘皋大捷，更是一改往日依靠地方諸將家軍為主力的態勢，完全以中央軍為主，併力敵金國鐵蹄。這樣的狀況給與了南宋君臣收攏諸將兵權的底氣。
紹興十一年，張俊、岳飛、韓世忠三人以受賞之名被邀至臨安受封。其結果是，宋廷授三大帥以樞密副使一職，但此職務卻是明升暗降，褫奪其兵權。
這也能從當時朝廷“連夜制書分封三帥裨將”看出，朝廷直接下達指令，要求岳家軍、韓家軍內部分將領兵，以此來減少三將控制軍隊的權利。
對此，已然倒向朝廷的張俊自不必說，心性爽直的韓世忠業已通過捐獻家中錢糧以視臣服。
而唯有岳飛，因為憤懣而遲遲不肯至紹興聽封。這一事件引起了秦檜的不滿，再加上之前在朱仙鎮大捷中各路豪傑以“嶽”為名起兵響應的事態，以及淮西兵變前徑自出走廬山的行為，趙構、秦檜最終以謀反之罪將岳飛連同張憲、岳雲等人殺害。南宋初年最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幕上演了。
與此同時，中央軍將開始以帥府之名接管韓世忠、岳飛、張俊所部，曾經聲勢浩大的中興四將，自此退出歷史的舞臺。
五、結語
北宋的中央軍力量，在靖康之變前後因弊政和戰爭而走向崩潰，這種局面導致在建炎南渡後，繼承北宋法統的南宋朝廷只得依賴地方將官所收攏招募的部隊來維繫其統治和穩定。然而，與其同時，地方軍和中央之間的矛盾卻被屢屢激化，若聯繫當時的實際，我們很難說這些猜忌和恐懼是否完全是杞人憂天，甚至可以說，若僅僅從理智的層面上考慮，宋廷收束兵權之舉的確有利於其統治的維持，也在事實上避免了南明時期諸將紛爭不斷最終導致覆亡的情況出現。
但在這裡筆者還是要強調一點，這種以宋高宗的角度重新審視時局的方法，並非為其鳴冤或者翻案，我甚至認為，這種將他的所作所為完全歸結於“不得已”的觀點，最終會使人墜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深淵當中。
在我看來，宋高宗無論有多少猜忌和擔憂，但其所作所為卻依舊太過冷血，無論是劉光世、張俊還是韓世忠、岳飛，在宋廷收攏軍權的一系列行動中，他們的反抗都並不激烈，即使是性格最為直爽任俠的韓世忠，也最終接受了朝廷的安排和壓制。而曾經執掌全國半數兵馬的岳飛，拳拳報國之心更是至死未悔。
若我們以同樣趨利避害的邏輯去審視岳飛等人的處境，甚至會得出其最優的解決思路正是投降金國或偽齊之流，然而這四位歷經神州陸沉的將領，直到最後也未曾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叛逆之心。相反，他們依然維持著對於宋廷的忠誠和期待，這或許正是普通人與英雄最本質的區別。
風波亭之禍之所以成為後世人永遠的遺憾，正是源自於此。這種近乎引頸受戮的態度，幾乎再難從歷史上尋找類似的例子，相比之下，趙構君臣絲絲入扣、伏脈千里的打壓與算計，就只能淪為令人不齒的“鬼蜮伎倆”。從這一點上來說，趙構君臣“機關算盡”小人形象的形成，其實絲毫不冤。
參考文獻：
1、《宋史》
2、《宋會要輯稿》
3、《宋代便宜行事規則研究》
4、《北宋靖康年間勤王部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