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哈佛大學的教授蘭德斯，曾以製表業為主題來研究企業與變革的問題。他談到製表業首先對於生產資料的訴求不多，原材料的價值並不是最終產品價格的決定因素，反而是勞動力賦予了錶款更高的價值。另外，國內市場的規模體量，並不能決定本土製表業的成功與否，比如瑞士幾乎是依賴出口也能奠定“鐘錶王國”的地位。
“世界鐘錶三大生產國”是當前的說法，概括來講，瑞士依託歷史品牌的積澱行走在附加值頂端，日本應用電子技術將計時性能發揮到極致。相較而言，中國“仍處於世界鐘錶製造業的低端”。同時，中國是世界鐘錶消費最大國，但面對較大的需求總量，中國表並沒有得到理想的市場份額佔有率，反倒是舶來品更勝一籌。
我的研究方向雖是鐘錶文化史，但終究脫離不了經濟範疇。從經濟觀察出發，中國對於鐘錶原材料和勞動力的佔有優勢不可謂不強，但是長久以來處於產量與產值的倒掛局面；中國市場的規模也不可謂不大，然而中國表在其中的地位卻不盡人意（國外市場的話語權更小）。如果遵循蘭德斯的邏輯，問題有兩個：中國製表業的勞動力在整體層面並沒有創造出高附加值；中國表並沒有在競爭格局中取得實質性的成功。
六十五年的中國製表史雖然短暫，但我們不能一錘定音而全盤否定，不過，我仍然粗淺的認為，中國表將在不短的時期內存在比較大的困境，而且有其內在的邏輯：（全球化疫情的問題將會使困境更加突出）
文化邏輯層面，製表業的企業家對於鐘錶文化，以及關聯的價值觀認識不到位，無法準確把握文化創意在鐘錶價值體系中的比重；產品邏輯層面，中國表的整體形象模糊，沒有產品聯想，傾向國貨的情感因素並不能成為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技術邏輯層面，中國製表業的硬件幾乎與瑞士和日本相當，但依然跟隨製表強國的步伐，創新力乏善可陳；商業邏輯層面，製造和營銷兩大環節各自為政，無法在根本上從產品之路邁向品牌之路。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瑞士製表業的崛起歷程：100年前，瑞士表開始風靡全球，首先得益於勞動力分工制，形成手工熟練的勞動力群體和技藝精湛的工匠群落，每個製表單元可以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以製表師群體所呈現的集體優勢，奠定了後來發展為產業文化、品牌文化甚至錶款文化的基礎。在與強大的英國製表業的競爭中，瑞士表通過創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針對各國市場開發各類產品（拙作《播威與中國》敘述了在中國市場最成功的瑞士表的發展歷程）。
瑞士傳統上是一個貧窮的國度，因為製表所帶來的巨大財富，歸功於產品與市場的成功，實質是由經驗和技術的積澱而成。19世紀前，著名瑞士鐘錶匠離開故土前往英國和法國發展，是因為那裡存在市場和金錢。19世紀開始，外國製表師轉向瑞士定居，是因為瑞士有適合發展的技術積累，這恰恰以人才的積聚而造就了瑞士表的聲譽。同時，文化與學者的融入也極大促進了製表業的發展。瑞士第一家鐘錶學校就是由日內瓦藝術學會所創辦的，在一種學術氛圍中促進製表業的科學化與人文化，是瑞士表今日能睥睨天下的資本。
反觀瑞士製表業的成功，以及強大對手英國表的失敗，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觀會傾向於英國製表技不如人，但是情況正好相反，18世紀以來的英國製表業一直都是世界的標杆，始終堅持耐用和精準的製表傳統。但是，沒有完全與歐洲大陸市場進行融合，自身的高成本無法應對瑞士表的低價格，所造成的市場的侷限和競爭力的低下，是英國表敗北的主要原因。高高在上是否代表了永遠成功？
20年前，時任飛亞達高管的李北先生提出“鐘錶行業特點之一是小行業，大品牌”，我再補充一個特點——“持續投入、長期回報”，這是鐘錶產業操盤者必備的價值觀。如今，瑞士表的形象何嘗不類似於過往的英國表，也是工藝精湛、價格高昂，但其市場化程度卻沒有絲毫減弱。面對資本+人才的強大組合所形成的品牌堡壘，如今很難塑造另一個當年撬動英國表的“瑞士表”，日本表不大可能，而中國表差距懸殊。
中國表的品牌定位長期處於中低端，短期內無法強化品牌形象，長期內無法形成集體優勢。
瑞士鐘錶集團斯沃琪的品牌群體，形成了頂級、高檔、中檔、基礎檔四大組合，是中國鐘錶業實現資本+人才的品牌堡壘的重要導向。
10年前，我在《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中國鐘錶年，開啟產業復興之路”，以近代的“美華利”座鐘和當代的“矯大羽”手錶為例，這些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風格，可謂中國鐘錶在視覺形象方面的成功案例。我也提到了開創中國製表史的“海鷗”和“上海”兩個品牌，當時它們都在強化功能表款，這股潮流一直影響到當今的中國製表業。2013年，在第11屆中國鐘錶高峰論壇中，我提出了有關創建鐘錶品牌的“三品”觀點，即品質、品位、品格。
一個鐘錶品牌的開創需要圍繞著三個核心：製造能力、審美設計、文化格調。中國打造本土的鐘表品牌不可能脫離這三個方面，同時還需要一種堅持的執著心，建立並傳承品牌的價值觀。如果沒有如此的思維方式、沒有相關的行動規劃，鐘錶品牌都很難被打造出來。對於市場受眾而言，消費品質、體驗品位、尊重品格，才能讓鐘錶品牌的競爭力有所突顯。
1992年，以個人的姓名創辦的Kiu Tai Yu（矯大羽）品牌，成為當時西方世界認識華人制表的頂級品牌。此表於2004年在日內瓦拍賣，價格高達11.35萬瑞士法郎（含佣金）。
2016年，作為日內瓦鐘錶大獎賽的評委，我曾佩戴孔雀表參加頒獎典禮。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表體系中，“潮陀”系列是相對“清晰”的產品，兼顧到年輕化市場，比起同類產品設計雷同、價格區間跨度過大的問題而言，孔雀表更加堅定地選擇了品牌之路。但是，要形成品牌的旗艦系列並深入人心，品牌和產品雙重形象的推廣是當務之急。問題是，中國表在這方面都顯得比較乏力，或沒有預算投入，或缺少創意發揮，都進一步限制了中國表的發展。
筆者收藏多隻海鷗陀飛輪腕錶，當然有喜愛國表的情感因素，但是個人以為海鷗計時碼錶更能成為該品牌的旗艦系列。
“潮陀”系列的設計觀感，很適合以視覺語言來呈現，也打破了當下中國陀飛輪表呆板的面相。
比起今年的瑞士鐘錶展停辦的鉅變，中國鐘錶業最大的新聞應該就是上市公司“豫園股份”通過全資子公司“漢辰表業”，控股兩家歷史最悠久的中國錶廠——海鷗和上海。我曾擔任過上市公司的董事，對這一新聞背後的高能信號或許更加敏感。10年前拙文標題中“復興之路”的所指，或許就隱藏在10年後全球鐘錶業的大變局內，而中國製表業也必將捲入其中……
1915年在巴拿馬世界博覽會上獲得金獎的中國鐘錶品牌——美華利，始創於1876年的上海，歷史的循環又一次將上海與鐘錶的關係定格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