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宮英英
《慶曆四年秋》是夏堅勇深耕宋史十餘載，從《岳陽樓記》續寫而來的長篇散文。第二屆孫犁散文獎在對《慶曆四年秋》這本書的頒獎詞中寫道：“‘慶曆四年春’，這是范仲淹《岳陽樓記》起首句所定格的不朽時間。慶曆四年，從春到秋，這段貌似短暫的時間軸上，凝聚了多少非同一般的故事和人物？作者從今論古，以古觀今，小說筆法，微言大義，在歷史的褶皺中縱橫開闔，挖掘出豐饒的人文意義。”
這段頒獎詞與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丁帆對《慶曆四年秋》的評價有異曲同工之妙。丁帆評價《慶曆四年秋》：“作品以史為鏡，讓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林林總總的群像。通過對眾多人物的生動勾勒，把整個社會的面貌烘托出來了。”的確，《慶曆四年秋》展現了慶曆新政前後的朝政百態，並將政治的幽深同士人精神的清遠結合起來。因此，《慶曆四年秋》被稱為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圖》。
北宋仁宗趙禎
《慶曆四年秋》寫北宋慶曆年間的事，並且涉及范仲淹這個人物，很容易讓人想到慶曆新政，也會想當然地認定這是一本寫改革的書。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夏堅勇說：“我只是把慶曆新政作為一個背景，而著眼點多在於世態人情有關的雞毛蒜皮。我覺得寫雞毛蒜皮並不容易，寫好了也挺有意思，從中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肌理和體溫。”因此，這本書只是著眼於“慶曆四年秋”這個時間節點，然後雜糅了正史、外史、野史、個人史，參考、借鑑、梳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試圖讓慶曆年間眾多大名頭的人物有了啟承轉合的因果關聯。
書以慶曆年間的進奏院案事件開篇，不起眼的一個七八品量級的小單位，文人扎堆，因喝酒聚餐，被人檢舉，上報中央，驚動皇帝。監進奏院的是蘇舜欽，一位身世顯赫的大才子。他的朋友們也都是頗有才情的梅堯臣、王洙、王益柔等。
夏堅勇為何要從這個事件出發呢？因為它可以牽出一干子人，比如蘇舜欽是由范仲淹舉薦調入京師。范仲淹和歐陽修、餘靖、尹洙是蔡襄名詩《四賢一不肖詩》中的“四賢”，寫詩的蔡襄自然與小團伙逃不了干係。還有梅堯臣，進士出身，因歐陽修薦，成為國子監的“直講”，相等於我們高等學府的教授。韓琦，他與范仲淹惺惺相惜，曾在宋夏之戰中同是西線的副帥，並肩作戰。石介，《宋史》裡《儒林》中的人物，他的《慶曆聖德詩》聞名於世，通篇近二百句指名道姓評點朝廷大賢大奸，尤其把爭議人物夏竦放到奸臣裡，埋下了禍根。這樣，讀者就沿著夏堅勇的歷史路線圖，進入宋仁宗的慶曆執政歷史，將慶曆四年秋前後的歷史事件、人物還原出來，追逐當事人的心路歷程。
《慶曆四年秋》能夠斬獲多項榮譽，獲得讀者的肯定，與作者對待作品的態度有關。他援引托爾斯泰的話說，文學有三點很重要：寫什麼、怎麼寫以及寫的態度。“這當中，托爾斯泰把‘態度’看得尤其重要。而所謂寫的態度，歸根到底是說，你的寫作是否真誠。現在大家都說要‘深入生活’，這話沒錯，但要緊的是看你怎麼深入。即便你處於生活之中，你是否具備觀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你敢於觸碰生活中那些艱難的問題嗎？你對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是否感同身受？”做到這些，毫無疑問是需要作家下大功夫的。夏堅勇坦言，他寫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紹興十二年》時，一開始就在日記本的封面上寫了這樣一句話提醒自己，好東西是聰明人花笨工夫做出來的。
夏堅勇所說的聰明和笨工夫，得益於他經年累月的閱讀和積累。熟悉他創作的評論家汪政說，夏堅勇常年寫文化散文，使得批評家或讀者把他定位成一個散文家，但他其實是一個文學全才。他曾是海安縣文化館的創作員，小說、散文、相聲、小品、戲劇，什麼都寫。我們可以想象，要沒有當年豐厚的積累，他的作品不會寫得這麼血肉豐滿，特別是寫歷史也能寫出當下性，寫高層、寫皇宮也能寫得那麼接地氣，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那麼緊密相連，妙趣橫生。夏堅勇自然是把散文做“大”了。可以用三個“大”來評價《慶曆四年秋》。
一是學問大，他史學知識相當豐富，對一個字，一個詞，一個小小的典故，都有非常細緻的梳理。二是氣魄大，能夠從歷史看見現實，從現實反觀歷史；三是才氣大，才氣首先體現為創造和發現，其次體現為一個“通”字。他常常會在知識關聯性很強的地方停下來，另外寫一個知識或者一個故事，再回到正題上，騰挪自如，到達了一個高的境界。
夏堅勇認為，散文會讓人認為是一種分量很輕的文體，無非揀點邊角料，描摹點風花雪月這些小情調。但他認為，散文也可以是“大”的，這種大，不僅僅是體量上的大，可以上萬字甚至數十萬字，更重要的是它能體現一種厚重深邃的氣度與情懷。
正是這種把散文做“大”的氣度和肯下功夫，深入生活的寫作態度，才給讀者帶來了這樣一部氣象雄渾的著作，讓讀者回到慶曆四年秋那個時代背景，用文字展開了一幅北宋社會生活日常和政治上波詭雲譎的《清明上河圖》。
作者系北京印刷學院研究生
《新閱讀》雜誌2020年3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