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4年，以御史台身份闲居洛阳十五年的司马光，为宋神宗献上了一部书。宋神宗阅览之后，非常高兴，不仅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言，而且为这部书取了一个名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花费了司马光及其助手十九年的时间，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多年，总共三百多万字，在当时就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甚至有人宣称读完这部书，正史（史记、汉书在内的十七史）就没有必要读了，这当然有失偏颇，不过也证明资治通鉴地位之隆。
资治通鉴取材广泛，于是有人认为资治通鉴仅为抄书之作，司马光更是一个“文抄公”。实际上不然，任何一本书的写就必然都有作者的影子，尽管历史要求客观，作者也尽量向客观靠拢，可惜，人是具有情感的生物，无论如何冷静，情绪都会不自觉的释放出来，何况，司马光的这部书是在他人生低谷的时期完成，其中蕴含的个人思想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就我个人浅薄的阅读体验，资治通鉴起码在以下五个方面值得赞扬。
一、以三家分晋为起点
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早年在北大求学的时候，都被胡适深深地震撼过。当时北大的哲学课从上古讲起，胡适不仅直接舍弃了唐尧虞舜，而且也砍掉了夏商和西周的前半期，从周宣王开始。
资治通鉴并没有直接从三皇五帝开始，而是选择了三家分晋作为起点。这不是随便选取的，而是有着强烈的深意。
司马光政治上的主张治国重视伦理纲常，三家分晋意味着周代的伦理纲常已经消失殆尽，周天子不仅没有责罚韩赵魏，反而亲自下命令将三家册封为诸侯，这在司马光眼中是不可原谅的。为此，司马光写了一千多字的臣光曰，论证了礼仪纲常的重要性。
三家分晋之后，中国进入了战国时期，”恃强凌弱“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如果说，春秋尽管乱世，还依然尊重周天子，进入战国之后，周天子基本上连尊重都已经得不到了。尊重的失去，在司马光看来，并非是诸侯权力的膨胀，而是周天子自己的失责，
司马光这是在告诫皇帝，国家的败坏，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天子造成的，天子想要治理好国家，就要谨言慎行，深刻要求自己不要做越过纲常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就更能看三家分晋之后社会的不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平民阶级的崛起。战国最先崛起的国家是魏国，微文侯所重用的人才，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人，基本上都不是贵族，而是平民出生。
在史记里面，列传专为有贡献的个人所写，七十列传除了前两篇是战国之前，剩下的人物记载全部是战国之后（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子，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人），这和宋代当时的人才起于布衣也有相似之处。
二、材料的取舍
资治通鉴以正史为主要骨干，征引的材料多达三百多种。司马光在材料的取舍方面，并不过于信任正史，剔除了很多浪漫色彩的元素。
张良的学问来自于黄石公，为此特意编造出了泗水桥上的传说，司马光对这一说法直接不予采纳；同样关于商山四皓的说法，司马光同样摒弃，原因很简单，刘邦不可能因为四个老人放弃自己的主意，而司马迁多记录好奇之事。
为了更加具有准确性，司马光对照着竹书纪年来对史记的内容进行取舍；晋书成书于唐代，却包裹着魏晋玄学的色彩，很多事情荒诞不经，司马光直接在十六国春秋之中取材，今天的十六国春秋被证明是伪书，所以资治通鉴对于十六国春秋的借鉴成为了现在校对今天的十六国春秋的珍贵材料。
资治通鉴写作的手法不同于春秋的一字褒贬，而是继承了左传。因此，司马光虽然是道学家，并没有在行文中展示春秋笔法，反而比较中立，对于同样是蕴含春秋笔法的史书反而不予采纳，这是难能可贵的。
欧阳修文笔干练，才华横溢，但是编写的史书过于简练，删减史实，议论多于叙述，文章写的好，不一定就是好的史学家。欧阳修编写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有上述毛病，司马光在写唐纪部分的时候，直接略过了这两本书，采纳了旧唐书甚至是唐人的野史笔记，凸显出了司马光对史实的特别重视。
资治通鉴本质上是一部政治史，这也就决定了描写人物主要以政治人物为主。李白、杜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可是在资治通鉴里面看不到两个人的身影，司马光有意不写二人，是因为这两个人在政治上确实缺少建树，贡献为零。
相反，有着小李杜称呼之一的杜牧确实司马光的偏爱，这也不稀奇，写诗不过是杜牧的副业，写政论，分析世代兴亡的原因，才是杜牧一生最大的贡献。
司马光常常将杜牧的《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章拿来分析当时的唐帝国政府政策，一般都能切中时弊。
三、重振编年体史书地位
编年体史书以时间顺序来书写历史，在史记出现之前，这是中国史书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可史记出现之后，编年体史书的地位直线下降。
史记出现之后，还是有汉纪编年体史书的存在，可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史记、汉书等正史记录详细，再去阅读汉纪等书籍无异于浪费时间，因此，直到资治通鉴出现之前，编年体史书的地位都很是尴尬。唐代刘知幾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也只是职业史学家的见解而已。
编年体史书流传源远逊色于纪传体也是和本身的缺陷有关，编年体按照年代叙事，自然重视事件的撰写，从而忽略了典章制度的描写，而纪传体也没有这个毛病，毕竟书（志）就是为典章制度准备的。
资治通鉴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并非直接插入那么显得生硬，而是融入到了事件之中，凸显出了“系生民休戚”的儒家精神。
正因为资治通鉴的出色，才有了后来编年体通史地位的重振，甚至后来的编年体史书的评价高过了同时代的纪传体。
在二十四史之中，宋史的质量不说最差，也可以排到最后几名，同样是描写宋代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评价远远高于宋史，四库全书中称赞这套书“淹贯详赡”；明史修纂于清代，被人称为前四史之外最好的一部史书，不过由于受困于当时的环境，明史在书写和大清并立的时候语言含糊，多有不实之语，而同样是清朝编写的明通鉴则更加真实可靠，特别是南明历史，虽然用清朝皇帝的年号来描述，却是一部抗争史。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资治通鉴之后，任何一部编年体史书都没有达到它的水平。书写脉络的清晰，事件叙述的完整而不冗杂，资治通鉴可谓空前绝后。
四、促进史论的兴盛
史论是对史书作者对历史所彰显的一种态度，正史之中的太史公曰、赞曰、评曰等等就是史论，而臣光曰则是将史论推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正史之中的史论大多出现在文章最后，是一种总结性的叙说。而资治通鉴则是针对一件历史事件，则有一定的评价，这样的好处是，这种评价即便是单独成册也可以受益匪浅，于是就有人专门写史论。
可惜，很多史论都走向了极端。读史管见本来是读资治通鉴而写，不同于司马光囿于伦理纲常，却能秉笔直书，读史管见对于道德的指责已近乎苛刻，任何事情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批判。
朱熹的通鉴纲目写法上继承了读史管见，态度上变得柔和，但是却屡屡援引后者，在行文上直追春秋，因此失去了价值。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史论的佼佼者，他的写作主旨在叙论中有所阐述。王夫之处于明清鼎革之际，深感亡国之痛，现实中的无力感，只好让他诉诸笔端。在书中，王夫之论史新意迭出，发前人所未发，比如淮阴侯韩信之死的祸根在败将之时就已经埋下，论李广与程不识带兵之法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情况不同，李广适合进攻，而程不识则适合防守，王夫之曾经领兵抗清，真正见识过战争，所以在分析战事的时候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史学家写史流于表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埋在书斋之中，天马行空，这样写出的历史怎么可能好看？
五、编写的态度
资治通鉴的优点除了内容之外，主编者司马光的态度也值得赞扬。
资治通鉴本书是奉命所修，所以司马光在资源调配上大可放心。有了这个方便的人，并非司马光一人，但是资治通鉴却是绝无仅有，这主要得益于司马光负责的态度。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前后花费了十九年，这十九年不是游山玩水一样的悠闲十九年，而是殚精竭虑的十九年。
司马光政治主见如何不做讨论（比如抨击王安石变法，无偿送还土地给西夏，以及后来的元佑党争），但是他个人人品却是没有瑕疵，他“忠厚质直”，并没有以权谋私。他编修书籍的地方就在自己家中，而且极其朴素，夏天闷热难耐，只好挖了地下室进行工作。
他夜以继日的编写，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哪怕生病了，也撑着病体进行编写。资治通鉴原始材料的搜集出自多人之手，但是最终的定稿都是司马光一个人来核定，以至于书成之后他已经两眼昏花，牙齿都几乎掉光了。
传说，为了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和助手们书写的草稿堆满了两间房子，还有更夸张的，黄庭坚（一说张新甫）曾经看过草稿，平常的草稿必然是圈圈点点，字迹潦草，而资治通鉴的草稿则是方方正正，和后来的定稿没有太大的区别，这背后付出的艰辛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
如果说世界上有那种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那就是读经典。经典，别人花了一辈子心血写出，我们经过几个月，哪怕花费几年读完，吸收其中的精华，可以终生受用，还有比这个更加划算的买卖吗？
编写完资治通鉴后两年，司马光与世长辞，“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耗尽了他一生心血的地方，或许也是他生命终结时候最留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