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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珍貴文化遺產。陝西是文物大省，許多中國古代文明燦爛與輝煌的歷史印記，就深藏在腳下這片三秦熱土中……
2019年，陝西省公安機關共破獲文物案件250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97人，追繳文物3027件。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全國打擊防範文物犯罪成果展上，陝西省的參展案件及文物數量均居全國首位。
傲人的成績，一方面反映出三秦大地歷史文化的悠久，另一方面更展示出陝西省公安機關打擊文物犯罪的輝煌戰果和保護文物的堅強決心。本報從即日起，推出系列報道《守住三秦記憶護衛國之重寶》。
陝西破獲重大文物案件系列報道之二
原 野 盜 影
這次跨區域辦案的起因，
來自一封匿名的舉報信。
4月9日，在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刑偵大隊，民警田耕回憶道。隨著田耕的回憶，一起盜掘古墓葬案的曲折偵辦過程，漸次展現在記者面前。
匿名舉報信牽出盜墓案
2018年年底，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接市局刑偵局轉來“西安市長安區大兆村有盜墓團伙，該團伙已作案多起，危害一方百姓”的匿名舉報信線索偵辦指派後，立即展開紮實、周密的前期摸排、核查工作。
經調查，公安碑林分局發現，長安區大兆鄉、引鎮等地存在盜掘古墓葬的違法犯罪活動。
公安碑林分局於2018年12月12日成立專案組立案偵查，在對案件的初步瞭解後發現，舉報信上所反映的盜掘古墓葬的違法行為發生在幾年前，甚至是十幾年前，沒有案發現場，沒有目擊證人，沒有被盜文物的流向等具體線索，舉報的線索均是舉報人在村子裡聊天時聽到的。看著舉報信中的作案信息，專案組卻有點無從下手。
如何破解這個難題？
公安碑林分局刑偵大隊民警田耕和同事甄蓁選擇了以摸排為主的偵查方式。
他們一頭扎進長安區，長期駐紮在該區農村，深入村委會、農戶家、田間地頭，用最傳統的方式進行摸排走訪，與重點走訪對象和村幹部溝通，瞭解情況。
經過多日查訪，包括匿名舉報人在內的知情村民看到了公安機關嚴打的決心，逐步開始私下主動聯繫辦案民警，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依據獲得的線索，案件也終於找到了突破口。
“勞力”成證詞關鍵點
突破口打開了，辦案民警又面臨抓捕和審訊的雙重困難。
民警前期的摸排走訪，已經讓涉案嫌疑人有所警惕。
他們頻繁更換或棄用手機，相互之間串供行為普遍。只要有陌生人員、車輛進村，涉案嫌疑人就提前溜走。
即使在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李某之後，對方也有恃無恐，拒不承認犯罪事實。
涉案嫌疑人清楚，不是現發案件，被盜掘的文物也早已脫手，同夥之間早已串供，公安機關不可能掌握有力的證據，因此拒不交代，案件進展陷入膠著狀態。
面對這樣的困局，甄蓁提議調整抓捕和審訊方向。
警方在辦案中獲知，一般的盜墓團伙由團伙頭目、骨幹成員和“勞力”三個層級組成。
團伙頭目負責幕後策劃和銷贓，骨幹成員負責具體實施。
這兩個層級的人相對固定，關係密切。而“勞力”在團伙中相對鬆散，出力最多，拿錢最少，大多是家裡條件較差的農民經不住誘惑參與到盜掘古墓的犯罪當中。
這些人不是職業盜墓人，認為自己犯罪行為較輕，沒必要為了保住佔了獲利大頭的團伙頭目與公安機關對抗，一旦被抓，審訊時容易突破。
有了這樣的判斷之後，田耕和甄蓁重新分析梳理了團伙中成員的角色，確定了新的抓捕順序。很快，新的方案收到了成效，一名“勞力”的順利到案，有效拓展了案件線索，為深挖案件提供了有利條件，並且由“勞力”供述的作案細節，也成為突破主犯最後心理防線的利器。
勘探讓證據鏈更完整
在西安市長安區大兆村外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在並排前行，每前進一步，都用手中的“洛陽鏟”深深插入腳下，垂直插進地下三四米深，再將提出的土放在手心裡細細捻過、細細打量，揣摩著歷史留下的印記。
民警甄蓁和田耕在一旁焦急地等待著，等待著陝西省文物部門對這裡的地表下面進行勘探，確定墓葬群的位置，因為只有確定墓葬群的具體位置，確定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地點，才能形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
這是2019年5月的一天，警方和文物部門聯手，通過勘探尋找涉案古墓葬被盜現場時的情景。
田耕介紹，“2018·12·12”盜掘古墓葬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勘探古墓。
盜墓嫌疑人被抓獲後，由於認罪態度不同、記憶力有偏差等多種原因，導致指認的被盜古墓現場位置也存在差異。
民警一方面採用GPS定位系統，對於已經確認並探掘的古墓進行經緯度登記和編號，另一方面對嫌疑人口供之間存在異議的古墓，通過多名嫌疑人口供、勘探隊勘探及偵查員走訪附近村民等進行全方位信息碰撞，最終確定了多個有爭議墓葬的位置。
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的督導下，“2018·12·12”盜掘古墓葬案成功偵破，犯罪嫌疑人陸續到案，追回大量被盜的唐三彩和陶俑文物。
經確認，自2006年至2018年，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等共盜掘古墓葬50餘次，涉案出土文物包括唐代侍女俑20餘件、鎮墓獸2件、橢圓形玉石1件、粉彩人騎馬1件、海獸葡萄鏡1件以及唐代陶俑陶馬、隋唐墓誌銘50餘件。
在50餘件隋唐墓誌銘中，韓休（唐朝宰相）孫女的墓誌銘（柳公權書寫），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對文物研究頗有些心得的甄蓁告訴記者，在古代，墓誌銘主要是把逝者的簡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進墓穴裡，以求得人死留名。
唐代社會繁榮，經濟基礎雄厚，加上前代文學的積澱，墓誌銘創作達到了一個高峰，而墓誌銘所記載的信息對還原當時的歷史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顯然，“2018·12·12”盜掘古墓葬案所追回的這50餘件隋唐墓誌銘的價值已無法用經濟價值來衡量。
來源：西部法制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