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宣統皇帝退位後，袁世凱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 在他統治期間，蘇聯與新疆當局訂立了一系列條約，並取得了一定特權。
1933年，在蘇聯的幫助下，盛世才擊敗了張培元和馬仲英勢力，取得了新疆的軍政大權。
盛世才，字晉庸，又字德三，遼寧開原人
作為交換，盛世才不僅給予了蘇聯貸款、派駐顧問等權利，連新疆對外（包括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員任免，都必須告知蘇聯駐迪化（烏魯木齊）總領事兼全權代表。同時，新疆還以蘇聯為模板，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羸弱的國民政府，對蘇聯在新疆的各個領域的滲透，根本無能為力。
一
抗戰爆發後，大量蘇聯援華物資經由新疆運往關內。以此為契機，蘇聯也加強了對新疆的控制。
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局勢不穩，物資缺少安全保障”為由，請求蘇聯出兵援助，6月，蘇聯紅軍一團（即紅八團）進駐哈密，控制住了從甘肅進入新疆的咽喉要道。
盛世才政權的“六星旗”
盛世才和蘇聯，都有著自己的“小九九”。
- 隨著抗戰進入僵持狀態，為了獲得穩定的後方，國內有人重提西北開發。而“開發西北”，首當其衝便是“開發新疆”，這是“土皇帝”盛世才不願意看到的；
- 日本勢力的擴張，外蒙古、西伯利亞和新疆等地均面臨著武裝威脅，這讓蘇聯感到不安。因此，紅八團的進駐，也有一定的示威意義。
1940年11月，雙方簽訂《錫礦協定》，蘇聯又獲得了新疆境內的築路權和礦產開採權等多項利權。國民政府基於戰備援助的考量，只能繼續保持沉默。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缺乏準備的蘇聯在初期損失慘重。不過，儘管蘇聯已無法再給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從未打算放棄在新疆的特權和對新疆事務的干預，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滿。
基輔戰役，讓蘇聯損失慘重
看到蘇聯接連失利，盛世才決定“脫離蘇聯”：
- 1941年，他以打擊反蘇分子為藉口，在新疆製造了“陳、武陰謀暴動案”；
- 1942年3月，他將四弟盛世騏之死歸咎於“延安與莫斯科共同指揮的”政治陰謀，逮捕了包括毛澤民、陳潭秋在內的中共黨員與其他各界人士五百餘人。
在盛世才與蘇聯關係陷入惡化的同時，他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繫，變得愈發緊密起來。
二
1941年5月，盛世才派張元夫和五弟盛世驥為代表，前往重慶，與國民政府展開會談。
當月7日，盛世才寫信給蔣介石，在解釋了自己“聯蘇聯共”行為的同時，表示“今後絕對不能再與此類假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合作，誓以至誠，擁護鈞座與國民黨之領導，效忠黨國”。
蔣介石對此極為振奮，他在日記中寫道：“若不有此五年來之對倭血戰，則今日之新疆決不能使盛世才懺悔歸誠，於此可證明公理與正義必能戰勝一切矣！”
蔣介石：好啊！
盛世才與國民政府的深度接觸，是蘇聯不願意看到的。可鑑於蘇德戰爭的不利局面，他們只能通過外交手段進行干預。
6月27日，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捷卡諾卓夫曾到訪新疆。在會談中，捷卡諾卓夫宣稱，他的到訪是修復雙方關係的“最後機會”。並“警告”盛世才，必須“審慎地決定”雙方的關係。
不過，盛世才並沒有繼續與其“合作”的打算。1942年10月5日，他要求蘇聯方面，除外交人員外，所有蘇聯人須在三個月內離開新疆。11月14日，所有蘇聯顧問、專家、軍事人員等，都在限期內返回了蘇聯。
新疆發行的“建設公債”（via 孔夫子舊書網）
蘇聯之所以擔心新疆“內附”，除了“維護”自身利益外，更擔心與國民政府關係親近的美國勢力介入。新疆礦藏豐富，地處歐亞樞紐，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倘若國民政府西進新疆，美國有非常大的概率插手進來。
早在1942年10月，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局的莊萊德就在備忘錄中寫到：“鑑於中亞面臨軸心國的威脅，美國應考慮派員在那裡觀察軸心國的動向，並考察中亞的地理、交通、政治、軍事以及經濟。”
1943年4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柯樂博，就任美國駐迪化領事館首任領事。
新疆婦女向宋美齡贈送新疆帽
1943年8月29日，宋美齡作為蔣介石的全權代表，在朱紹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烏魯木齊）“宣慰”。對宋美齡的到來，盛世才表示這是對他的重視與信任，因此他將“矢志擁護中央，盡忠黨國，絕對服從領袖”。
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至此，新疆的內政外交，在形式上都已歸屬國民政府。
三
但我們應該意識到，蘇聯從未打算徹底退出新疆。1943年5月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必須採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權勢”，代之以“忠於蘇聯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組成的政府來掌管省內政權”。
尤其是對德作戰有所改觀後，蘇聯在雙方邊界製造了一系列事端。數據顯示：
自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雙方邊界共發生各類事件64起。其中伊犁區27起，塔城區6起，阿山區16起，三地合計49起，佔總數的77%。伊犁、塔城、阿山三區，正是後來“三區革命”的中心。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成為了蘇德戰爭的轉折點
另外，對於新疆境內的反政府武裝，蘇聯給予了全方位的支持。譬如1943年6月，阿山爆發了烏斯滿叛亂，蘇聯不僅向其提供了武器和糧草，還將在蘇聯受訓兩年的達列力汗派回阿山，與烏斯滿合作。
為了平息變亂，盛世才不得不將主力調往阿山，這讓省內防務空虛。
在此情況下，盛世才不得不同意中央軍開入新疆。中央軍以哈密為據點，分佈迪化老滿城、鎮西、吐魯番等要地，對盛世才形成了一定的震懾。
進入新疆的國民黨中央軍
到了1944年初，在蘇聯的支持下，外蒙古與新疆當局在阿爾泰地區發生了武裝衝突，而美國以“衝突被誇大”了為由，選擇袖手旁觀。
盛世才此時意識到，南京國民政府似乎“也不太靠譜 ”，還是蘇聯“老大哥”更給力。1944年4月，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劉效黎、程東白和省委黨部委員兼中央訓練團主任何耿光等十餘人。
伴隨著中央軍在豫湘桂戰場上的慘敗，盛世才的行動迅速升級。
豫湘桂會戰，讓國民政府丟盡了顏面
- 6月26日，盛世才逮捕了迪化教育界人士及學生一百五十多名；
- 8月11日，盛世才又將黃如今、林繼庸等中央派新人員誘捕，是為“黃、林案”。
緊接著，盛世才寫信給斯大林，表示“悔過自新”，但斯大林直接把信轉給了蔣介石。斯大林這樣做，除了是基於維繫美蘇與中蘇的“統一戰線”關係外，對於盛世才的不信任，或許是主要原因。
蘇聯認為，盛世才是改善中蘇關係的一大障礙，讓盛世才“下課”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斯大林：盛世才這小子不實在！
與蘇聯一樣，國民政府也早對盛世才的見風使舵心生不滿。1944年8月，朱紹良受蔣介石委任，飛赴迪化勸說盛世才主動辭職。
19日，走投無路的盛世才，不得不辭去新疆省主席兼邊防督辦。29日，國民政府同意盛世才的“辭職”請求，轉任農林部長。國民政府任命吳忠信為省政府主席，在吳忠信正式上任前，由朱紹良代理省政。
四
讓吳忠信主政新疆，是蔣介石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吳忠信是處事老成國民黨元老，自1936年起，一直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
吳忠信（1884—1959），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新疆省政府主席、“總統府”秘書長
10月5日，吳忠信在對新疆各部門要員的訓話中談到，要以“天理、國法、人情”作為處理公務的尺度，並表示“中蘇兩大民族有歷史傳統友誼，新疆地居中蘇交通要衝”，是以“對蘇外交，親善鄰邦實為當然之理”。
但是，與吳忠信“親善鄰邦”的願望相反，蘇聯一直想促成一個聽命於蘇聯（至少是親蘇）的地方政權。不過，與中國翻臉，絕非高明的主意。
蘇聯意識到，新疆長期存在的紛繁複雜的民族和宗教矛盾，為自己提供了這樣的可能。因為“民族主義和種族或宗教，總是比社會階級的絕對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於它們能促進團結一致和集體認同”。
因此，自1943年開始，蘇聯就採取了多種方式，在新疆展開活動。
1） 散發關於民族、宗教認同的傳單和手冊
1943年8月19日，新疆當局就在喀什查獲了蘇聯傳單及小冊子。文字“均系蘇聯柯文，間有哈、維語文。絕非喀什印刷者”，內容以“詆譭本省當局，挑撥各族仇視漢族，反對政府”為主。
農民在耕地（攝於1943年）
傳單中寫道：
- “維、哈、柯等回族（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同胞們….現在盛（世才）督辦把你們的武器收去了，企圖破壞你們的宗教，而且把你們弄成傾家蕩產、人口滅亡的現象”；
- “（我們）把這種摧殘回教、蹂躪人類、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現象革除。”
而小冊子的宣傳，更列舉了以盛世才為首的“漢人的罪狀”，極具煽動性：
- “把無數的回教者屠殺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趨貧困”；
- “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團、武裝，啟發回教文化、宗教”；
- “阻止內地人到新疆！”
維吾爾族農家（攝於1943年）
盛世才“下課”後，在新疆境內，依舊不斷出現類似的傳單及宣傳冊，傳播力度愈演愈烈。以伊寧警察局查獲的維吾爾文宣傳冊《我們為什麼作鬥爭》為例：
....新疆自古以來是是維吾爾、塔蘭奇、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萬新疆居民中，這幾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發源於中亞細亞，而非中國。....
宣傳冊“話鋒一轉”，開始煽動“民族仇恨”，挑唆各少數民族發起“反抗漢族”的暴動：
....漢族官僚們，由遙遠的中國，移來百萬的紅鬍子….把我們強迫送往內地….而漢族紅鬍子們，安居我們的房園，佔住我們的財產，強姦我們的婦女。....
2） 組織民族、宗教團體和組織
在新疆的多個地區，都出現了受蘇聯影響不同程度的組織。他們利用宗教活動，宣傳“泛突厥主義”和“建立獨立穆斯林國家”的思想。
如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名核心成員，直接受蘇聯駐伊寧領事館領事達巴申和副領事波列索夫領導的“伊寧解放組織”。
維吾爾族學生在上課（攝於1943年）
3） 鼓動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民族移民蘇聯、參加暴動
蘇聯還直接鼓動新疆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或逃離新疆，或參加暴動，或加入蘇籍。 數據顯示：
1944年8月7日和12日兩天，就有阿山區哈巴河縣牧民約8000人，攜帶大量牲畜，經薩斯和哈拉哈巴一帶逃往蘇聯。
駐蘇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蘇聯提出遣返要求，但為蘇聯所拒絕。
人群聚在城門口聽故事（攝於1943年）
4） 通過報紙、雜誌等媒體進行宣傳
蘇聯利用開設在迪化的國際書店，“以廉價方法，大量傾銷以伊斯蘭宗教為號召之共產宣傳刊物，致使無知中民趨之若鶩，日有五六百人擁購。”這些雜誌包括烏茲別克出版的《東方公理雜誌》和阿拉木圖出版的《哈薩克國土》等。
以《東方公理雜誌》為例，雜誌的主要內容，就是“宣揚蘇聯境內維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蘇聯如何保障宗教，並宣傳民族思想與民族自由解放。”
蘇聯認為：
- 對於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而言，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都是動員利器；
- 對於不信奉伊斯蘭教的其他少數民族（譬如蒙古族）來說，民族主義也足以起到鼓動的作用。
新疆古稱遺址（攝於1943年）
坦誠說，盛世才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政策，直接催生了少數民族對當局乃至漢族同胞的敵視。
出於對宗教和民族上層人士號召力的擔心，盛世才先後逮捕了新疆的阿訇、毛拉、喇嘛、王公等成百上千人，並製造了多起“陰謀暴動案”，大量逮捕少數民族群眾。
經濟上，盛世才及其親信以各種名目強取豪奪，橫徵暴斂，新疆少數民族同胞的處境十分糟糕。
蘇新貿易斷絕後，新疆境內物價飛漲，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茶葉、布匹、食糖、肥皂、石油、火柴等供不應求，而各族農牧民的農牧土特產品又無人收購，斷了銷路，生活十分困苦。
牧民放牧（攝於1943年）
可以說，留給吳忠信的，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官民矛盾都十分尖銳。
吳忠信認為，新疆矛盾的“病根”是“極權暴政導致的窒息病。因此，他建議以三民主義為“行動指南”，增進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綏定地方以安民居，維持幣信以利民生。
客觀地說，吳忠信的初衷是好的，但現實要比他預想殘酷得多。在蘇聯利用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的動員下，少數民族的暴動傾向已不可逆轉。
1944年11月7日，在蘇聯國慶日的同一天，伊寧（伊犁境內）發生暴動，“三區革命”的大幕迅速拉開。
五
新疆三區（伊犁、塔城、阿山）革命，一直持續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歷時5年之久，涉及到北疆三個專區28萬平方公里土地、25個縣級政府和70餘萬人口。
11月7日凌晨，伊寧發生暴動。城內以阿巴索夫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從蘇聯帶回的武裝隊伍為骨幹，大批少數民族群眾參加了暴動。11月12日，殘存的國民黨軍警及其家屬與漢族群眾，被迫退出了城區。
新疆三區革命歷史紀念館
“伊寧解放組織”領導的武裝隊伍在控制了伊寧城區後，宣佈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 並於1945年1月5日通過“政府宣言”，其中包括：
- 在“東土耳其斯坦”領土上，徹底根除中國的專制統治；
- 在“東土耳其斯坦”境內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國家；
臨時政府委員會的委員和各廳廳長，基本由本地的維吾爾人及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人擔任，他們大都有留學蘇聯或在蘇聯學習、受訓的背景；各廳的副職，基本由蘇聯派來的人擔任，掌握實際權力，貫徹蘇聯的意圖。
新疆“民族軍”
1945年4月8日，在伊犁成立民族軍，完全按照蘇聯紅軍的軍銜和建制，重大戰役蘇聯紅軍直接參加。
譬如1945年8月底至9月初，在精河、烏蘇戰役中，民族軍之所以能夠取勝，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蘇聯紅軍的步兵、騎兵、炮兵直接參加了作戰。
除了軍事援助外，蘇聯還有財政和經濟援助。當然，這一切都是以三區方面的農牧產品作為“交換”的。蘇聯駐伊寧領事館屬蘇聯外交部，臨時政府在政治、經濟、行政等方面的重大事宜要請示領事館。
三區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部
總的來說，臨時政府在軍事、內務方面的重大事務，取決於蘇聯軍事顧問團。蘇聯通過對臨時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實際上控制了臨時政府。
在蘇軍的大力支持和塔城、阿山等地游擊隊的協助下，三區民族軍在9月初佔領了塔城和阿山，並將戰線推進到距省城迪化（烏魯木齊）只有150公里的瑪納斯河西岸。
瑪納斯河
此時，迪化的國民黨軍隊只有6個營的兵力。倘若三區民族軍乘勝進擊，迪化（烏魯木齊）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不過，三區民族軍並未對迪化發起進攻。
10月14日，三區方面的代表與民國政府的代表在迪化開始和平談判。1946年6月底，和談成功，成立了新疆省聯合政府。
從軍事進攻到主動和談，本質上是蘇聯對華政策的“風向標”。
關於“新疆省聯合政府”的照片牆
1944年初，美英蘇三國為拉攏蘇聯加入對日作戰，在“雅爾塔協定”中，充分“保證”了蘇聯的“在華利益”：
維持外蒙古（獨立）現狀，恢復日俄戰爭前帝俄的權利（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交還蘇聯），將大連港國際化，租用旅順港為蘇聯的海軍基地等等。
6月1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通報了雅爾塔協定的具體內容，蔣介石儘管萬分不樂意，但迫於美國壓力，不得不硬著頭皮同意派出代表和蘇聯談判。
6月30日，國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等開始談判，其中包括了新疆三區革命問題、中共問題、東北問題，特別是外蒙古地位問題。
宋子文遠赴莫斯科
宋子文和斯大林在外蒙古問題上針鋒相對，僵持不下。蔣介石反覆權衡後，7月7日覆電宋子文：“外蒙問題實為我中蘇兩國關係之癥結所在，中國今願以極大之犧牲，展示以最大之誠懇，而求得中蘇關係有一個根本之解決。”
蔣介石對蘇聯提出的條件是：“唯望蘇聯亦能瞭解餘之誠意與志願，對我國所要求之兩點，即東北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對中共與新疆變亂不再做任何之支援。”
對於外蒙古的主權，算是徹底喪失了
中蘇之間的談判直到8月8日夜，雙方才達成妥協，其中包括：
- 蘇聯必須保證東北三省的領土、主權和行政完整；
- 在蘇聯支持下被民族軍佔領的新疆三區必須恢復國民政府的管轄權；
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訂。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可以說，《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才使得戰火沒有“進一步蔓延”。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現場
1946年7月1日，新疆省聯合政府成立，阿合買提江作為三區方面的代表出任省政府副主席。代表三區方面出任省政府的委員還有：
-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兼省保安副司令）；
-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兼省政府副秘書長）；
- 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兼衛生處處長）；
- 賽福鼎·艾則孜（兼教育廳廳長）等八人。
從此，三區方面的實際權力掌握在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達列力汗以及賽福鼎等人思想進步力量手中。
六
儘管三區革命是在蘇聯的直接策動下發生的，但我黨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在三區革命的領導人中，受中國共產黨影響較大的，是年輕的進步知識分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兼省政府副秘書長）。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與妻子
阿巴索夫是祖籍新疆阿圖什的維吾爾人。11月6日夜，他從蘇聯帶回一支武裝隊伍，並於7日凌晨參與組織領導了伊寧暴動。臨時政府成立後，任政府委員兼內務廳廳長和宣傳部部長。
伊寧暴動發生後，一度出現嚴重的“反漢排漢”現象，阿巴索夫利用自己的職權，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制止。 他給一些漢族居民發放受保護的證件，將熟識的漢族朋友接到自己家中保護起來。在阿巴索夫的提議下，1945年2月24日，臨時政府發出了“保護漢族百姓”的第24號決議。
坦誠說，在當時“反漢排漢”思潮甚囂塵上的大背景下，阿巴索夫挺身而出，制止搶掠和殺害漢族百姓的行為，是需要非凡的膽識和勇氣的。
三區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部
1946年5月5日，阿巴索夫在伊寧秘密成立了人民革命黨，並且和新疆一批嚮往中國共產黨的漢族青年知識分子，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繫和交往。
1946年6月下旬，三區臨時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和平條款，阿巴索夫為參加省聯合政府的工作從伊犁來到迪化，通過老同學陳錫華（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的關係，會見了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宣傳委員李泰玉。
1946年11月，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被選為國民大會代表。赴南京前，阿巴索夫與李泰玉商談利用這個機會，找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表達尋求黨的領導的迫切願望，並帶去了由李泰玉起草的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給中共中央的信。
蔣介石會見阿合買提江和阿巴索夫
1946年12月5日，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見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向董老轉交了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表達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迫切願望，董必武連夜將會見情況和信件電告中央。
12月6日，中共中央即向董必武回覆了由周恩來草擬，劉少奇簽發的電報，其主要內容有：
- “考慮派一個得力而不紅的同志作聯絡代表及兩個機要人員隨阿同志去新”；
- “其任務只是聯絡與觀察”；
- “中共願與新共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誼關係”；
- “新共同盟領導者11人入黨事，原則上歡迎，但具體解決須聯絡代表到後經電報決定”；
- “新疆工作，應以新共同盟為領導中心”。
董必武（1886—1975），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與董必武會面，董必武按黨中央指示精神，回答了阿巴索夫和信中所提各問題。
- 新疆的進步組織能合併的話經過協商合併起來，這樣有利於形成力量，更好的鬥爭。
- 但在組織名稱上，考慮到新疆情況複雜，群眾的覺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不宜過早打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
1947年1月中旬，阿巴索夫攜帶黨的七大文件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著作回到迪化。2月3日，他和李泰玉等人舉行會議，彙報了兩次與董必武會見的情況，以及董必武傳達的中共中央的意見。
會議最終決定，阿巴索夫等人組織的人民革命黨和迪化的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合併為“民主革命黨”。由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 其主要成員有賽福鼎、賽甫拉也夫、伊敏諾夫、安尼瓦爾·汗巴巴，以及陳錫華、羅志等人。
毛澤東接見 賽福鼎
1947年3月，民主革命黨決定把領導機關遷往伊寧，同時創辦了漢文版的《民主報》。他們在《民主報》和三區的報刊上，登載新華社的新聞稿，使三區各族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政策，有了一定的瞭解。
1947年8月，省聯合政府破裂。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從迪化回到伊寧繼續堅持鬥爭。蘇聯方面在得知民主革命黨在伊犁的活動後，嚴厲批評了阿巴索夫，民主革命黨中央不得不“自行解散”。
1948年8月1日，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在伊寧成立。阿合買提江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原民主革命黨成員賽福鼎、艾斯海提、安尼瓦爾·汗巴巴等為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阿巴索夫被排除在組織委員會之外“以示懲戒”，後任新盟新聞情報處處長。
阿合買提江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阿合買提江等人日益增進了對中國共產黨、對黨的方針政策、對內地革命形勢的認識和了解。同時，也把三區革命的前途同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聯繫了起來。
1949年4月8日，阿合買提江在引用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關於少數民族政策的內容以後指出：
中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推行的民族政策是錯誤的，主張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因此，三區人民應對目前反對國民黨的民主戰爭所導致的國共兩黨和平談判予以高度關注。國共兩黨和平談判的結果必然會影響到新疆今後的命運。
人民解放軍抵達喀什
5月11日，阿巴索夫在新盟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在引用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關於民族政策的論述後說：
- 我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沒有顧及統治民族中有被統治與被壓迫人民，因而未分清統治民族內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所以產生了一種將國民黨反動派與整個漢族看成一體的錯誤，以至到現在少數不良分子還對漢族採取敵視的態度，甚至強佔漢人的財產，拒還債務，以至威脅生命，不顧漢族在法律上的權利。
- 事實證明，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在其特點、方向及其任務方面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一致，而且從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或中國民族問題徹底和正確解決的角度上來看，也是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緊密聯結在一起的。
- 中國人民進行的解放戰爭是為了解放中國境內的一切民族。事實上，也唯有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才能徹底地、正確地解決中國國內的民族問題，其中包括民族壓迫的問題。
最後他總結道：“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唯有在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獲得最後勝利時，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新疆的民族問題才能夠得到徹底和正確的解決，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解放軍進入新疆
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的這些正確的認識，為後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準備了思想條件。
1949年1月31日，蘇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到西柏坡，與毛澤東等人會晤。米高揚在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交的報告中說：
我（即米高揚） 確切地告訴毛澤東說，我們不主張新疆各族人民的獨立運動，況且我們對新疆沒有任何領土野心，我們認為新疆是也應該是在中國的版圖之內。
這是在中蘇兩黨高層之間第一次就新疆三區革命交換意見，表明態度。
米高揚回國後，人民解放戰爭繼續勝利發展。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4月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南京國民政府宣告覆滅。
解放軍佔領南京
1949年6—8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在6月27日的會談中，斯大林認為：
（解放軍）不應當拖延佔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美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他們可以使穆斯林活躍起來，以繼續進行反對共產黨的內戰。
劉少奇將斯大林的意見電告中共中央後，毛澤東回電：“同意儘快佔領新疆並建議代表團具體地解決提供蘇聯空軍支援和空運部隊的問題。”
“西北五馬”中的主力，是青海的馬步芳
7月11日，蘇聯得知美國正在策動西北五馬撤入新疆，企圖在新疆建立所謂“伊斯蘭國”的消息後，馬上向劉少奇建議：“新疆有三區革命力量與國民黨對抗，中共可先派人去聯絡，再命人民解放軍挺進新疆，可提前解放新疆。”
7月25日，劉少奇將毛澤東的回電轉交斯大林。電報稱：“同意派鄧力群去新疆，其任務是在那裡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絡。” 在通報了我軍解放大西北的戰況和計劃後，說：“如果是這樣，我軍就有可能在今冬佔領迪化。”
毛澤東、劉少奇和斯大林之間，就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以及直接和三區建立聯繫的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
鄧力群（1915—2015），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
1949年8月14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離回國，代表團政治秘書鄧力群以中共中央聯絡員的身份，帶3名工作人員和一部電臺從莫斯科經阿拉木圖到達伊寧。
經蘇聯駐伊寧領事尼波·阿里斯托夫安排，8月17日，鄧力群正式會見了阿合買提江、伊斯哈拜克以及阿巴索夫等人。
三區領導人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複雜和艱鉅的任務中，關心處在偏僻地區的新疆各族人民，並派人來聯繫，感到興奮，將提供一切材料，安排各方面負責人向鄧力群彙報情況。
三區革命歷史博物館圖片牆
8月18日，毛澤東以新政協會議籌備會主任的名義，給阿合買提江發出正式邀請信，邀請三區方面派代表參加即將在北平舉行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信中說：
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隨著西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為期不遠，你們的奮鬥即將獲得最後的成功。
8月20日， 阿合買提江在覆電中熱忱地說：
我們認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同時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勝利，所以我們以最高的熱情來向敬愛的毛澤東先生表示致謝，並派代表前往北平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三區革命英雄紀念碑
不幸的是，阿合買提江等人在乘蘇聯的飛機飛往北平途中，8月27日在蘇聯伊爾庫茨克地區飛機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11月22日，毛澤東主席在致新盟中央的唁電中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後指出：
阿合買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最後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業而犧牲，值得全中國人民的永遠紀念。
新疆各族人民歡慶自治區成立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20日進駐省會迪化，新疆宣告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告成立。
總的來說，三區革命在初期，存在著“公開分裂祖國”和“反漢排漢的嚴重錯誤，但其本質是“反對盛世才和國民政府對新疆各族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爭取民族平等和解放”的革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三區革命的力量，有效配合了我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爭，並最終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配合和支援了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新疆。
阿合買提江路
新疆解放後，為我黨提供了一批少數民族幹部，他們在我黨的培養和教育下，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為新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