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調生，是各省黨委組織部門有計劃地從高等院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本科及其以上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和縣級以上黨政機關高素質的工作人員人選進行重點培養的群體的簡稱。也被稱為“優大生”“調幹生”。
選調生最早的發展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這裡面有兩個大的背景：一是，隨著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新中國已經通過高等學校自主培養了一批“又紅又專”的專業人才，各大黨政機關急需高素質的專業人才補充到革命隊伍之中。二是，隨著國家的重心轉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當時環境下各級黨政機關的幹部大多數都是建國前的“老革命”或者“地下黨”同志，再就是從軍隊的轉業的“三八式”幹部，受於年齡老化和知識短板的限制，這部分老幹部很難符合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客觀實際。就這樣，從高等院校選調一批品學兼優的應屆畢業生充實到黨政機關工作就呼之欲出。
1965年6月，國家高教部黨委根據劉少奇同志建議，就分配一批高等院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問題，向中央遞交報告。中央非常重視，批准了高等教育部黨委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建議起草的《關於分配一批高等文科畢業生到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的請示報告》，及時批轉各地研究執行，全國選調生工作由此開始，當時的選調生被定位為“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時期，黨的幹部政策遭到了“四人幫”的嚴重破壞，選調生工作也被迫中止。在改革開放之後，黨政幹部的老齡化現象愈加突出，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領導人十分重視青年幹部的培養問題。在陳雲同志的提議下，各級組織部門開始設立青年幹部局、處、科，專門從事青年幹部的選拔、培養和使用工作。選調生制度步入了制度化、科學化、正規化的快車道，為解決幹部青黃不接問題創造了制度條件。
從1980年以來，各省區市黨委組織部有計劃地從高等院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工作，重點培養。選調生開始在全國推廣展開，涵蓋的院校由原來的綜合、政法類高校向各類別高校發展，人數也在不斷擴大。“選調生”到基層工作，重點是培養黨政領導幹部的後備人選，同時為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培養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如今，很多的省部級高級幹部都是八十年代的選調生，例如：胡春華副總理，當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志願去西藏工作，並且一步步成長為黨的高級幹部。各級組織部門也加大了對青年幹部的培養與鍛鍊，為黨的事業的後繼有人、平穩過渡創造了條件。
2000年，中央組織部發布了《中央組織部關於進一步做好選調應屆優秀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鍊工作的通知》，對進一步做好“選調生”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隨著2008年中組部下發《選調優秀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培養鍛鍊工作暫行規定》，截止2012年底全國有近20萬選調生活躍在廣闊的基層大地。這一時期，選調生政策是逐步發展和成熟的階段，一方面選調生到各級黨政機關以後大大地提高了黨政幹部的知識化水平，基本上實現了新進幹部的學歷把關，基層單位的幹部學歷也都是提升到了大專以上水平。另一方面，這些年輕幹部大多數都經受住了鍛鍊，他們其中的優秀分子也不負眾望的成為了領導幹部，對得起組織部門的精心培養。
進入2009年，隨著中共中央組織部等12部委《關於建立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長效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出臺，選調生政策作了重要調整，將由原來的清一色從高校應屆畢業生中招考，轉變為“主要從具有2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的大學生‘村官’及其他到基層工作的高校畢業生中招考。”這一舉措當時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大學生村官群體的產生和壯大，大學生村官也是從高校應屆生選拔，但是不具有公務員身份，只是會在公務員招考中單獨拿出名額進行招錄，其他的基層工作人員還包括“三支一扶”大學生。這一變化凸顯了組織部門對於幹部基層工作經驗的重視，再就是面對龐大的大學生村官和“三支一扶”大學生，也有需要給予其必要的發展通道的考量。
2014年，全國大學生村官工作座談會強調，要把選調生工作與大學生村官工作銜接起來，完善相關政策，規範操作辦法，形成良性互動機制。同年，中央機關開始注重遴選優秀選調生。這其中的一個大的背景是大學生村官群體苦於考公務員的壓力，出現了較大的人才流失，而應屆畢業生選拔為選調生後卻沒有基層的工作經驗，所以將兩者做了銜接，讓選調生到基層工作，承擔大學生村官的職能，這也更加符合幹部的生長培養的需要。同時各級黨政機關也拿出來一部分職位專門對基層服務年限期滿的選調生進行遴選，給予其更大的發展空間。
至此，經過多年實踐，選調生已成為一個優秀“品牌”，越來越受到各級組織和用人單位的歡迎，逐漸成為幹部隊伍的中堅力量和活躍群體。
2015年之後，選調生的來源模式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原來的普通模式的選調生，主要面對各大高校，主要是對應屆生、年齡、政治面貌、學生幹部經歷等做一些限制，對於學校類別並沒有做限制。選調生的選拔途徑主要是通過當年的省考組織考試和麵試，沒有單獨的考試渠道，競爭壓力還是較大。據各級組織部門的調研發現了一個問題，普通選調生的學校來源層次並不是很高，以省屬普通高校的本科畢業生為主，對於211、985等高校的優秀畢業生吸引力有限，頂尖高校報考者很少，也有名校碩博類畢業生求職水平較高，加之被省考淘汰的因素，為此，組織部門更多考慮想吸收更多的知名高校的高學歷的優秀畢業生加入到選調生中來。
因此，2015年之後發生的一個顯著的改變就是出現了定向選調生模式，定向其實很好理解，就是定向去某些高校招錄。原先的選調生的報考資格條件不變，只是招錄的高校的範圍變了。這方面，各個省市區都有自己的高校名單，就其大多數的名單基本上都是以原985高校為主，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名牌大學。部分省市甚至以全國前十高校的名單為主，可謂是優中選優。另外的考試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不用在參加當年的省考、國考，而是由組織部門單獨進行筆試和麵試，這樣一來，隨著報考資格的限制，加之筆試競爭的縮減，定向選調生的錄取率就處於較高的水平了。
定向選調生有中央定向和省區市定向兩個類別，中央定向選調生只在高校內部進行選拔，一般不會有社會公告。
只能說中央定向選調生的報名資格條件更高，定向的學校只針對少數頂尖高校應屆畢業生，職位均是中央部委的機關單位，錄用之後需要到基層縣市區的對口單位服務兩年後再調回中央部委工作，比如交通部選調生安排到縣區級的交通局工作兩年。只要工作考核合格，都是會回到原報考的中央部委工作。
因為中央定向選調的名額有限，加之條件較高，所以錄取競爭還是很大的，有點類似於古代科舉制度下的“點翰林”的味道，畢竟國考中央部委的競爭比大家還是有目共睹的。
省市區定向選調生的招錄差異較大，經濟發達地區的定向選調生競爭較為激烈，西部地區競爭較弱，這也和我國各地區發展不均衡的國情有關。如今，各省區市組織部門都十分重視從知名高校從選拔選調生充實到基層工作，這裡面也出現了很多先進典型。
2013年開始，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將不再從應屆生中招錄公務員，意味著應屆畢業生進入中央官員系統的最便捷道路，僅剩下先選調地方再連續提拔往上這一條路。
選調生到了基層以後，由於其名校光環，加上年齡優勢，組織部門的精心培養，很多青年幹部得到了較快速度的提拔，有時甚至被多年原地踏步的基層幹部將其稱為“從政快車道”。
但是，以循規蹈矩的公務員招錄為參照系，各地“火箭式提拔”現象背後隱藏著體制性焦慮，部分提拔卻也遭受過幹部群眾的質疑。
這裡面各方面的態度很值得研究，一方面是選調生的人事關係大多放在相應的報考單位，很多單位只是下派到基層單位去工作，有的甚至是採用“掛職”的形式，基層幹部大多認為選調生只是來充實履歷，來基層增添經歷便於其提拔使用，會認為選調生跟自己不是一路人，只是一個過客；另一方面，選調生群體有的是外省籍異地工作，面對基層的工作實際，風土人情差異，加之收入較低，婚戀問題，住房問題，很多人也在抱怨水土不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流失。尤其是名校定向選調生群體，較好的學歷背景，寬闊的視野，同學比較的心裡落差，對他們造成了不小的動搖。
總之，幹部群體也是政治生態中的一個成分單元，是經受住風雨倔強成長，還是在淹沒在草莽之中，更多的是靠人的本身。
最後，回憶起我離校的時候，一位老師對我說過一段話。“你去了黨政機關工作了要和當地的幹部做到“一樣”，在風土人情上要一樣，趕快融入；在吃苦奉獻上要一樣，不要自持清高，與眾不同。也要和他們保持“不一樣”，面對燈紅酒綠你要更加自重，對待知識與精神你要心懷敬意，面對學習你要更加有持久力、孜孜以求；面對蠅頭小利，你要有讀書人的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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