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寶初年，不惑之年的李白第一次到達長安，回首一路的經歷，尤其感嘆其出川之路的艱難，寫下了著名的《蜀道難》，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在詩中，李白用渲染、誇張和神話傳說，窮想象之能，汪洋恣肆、酣暢淋漓地刻畫出了蜀道山川的險峻壯美，同時也用“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生動地描述了蜀道的交通艱難。
蜀道難
實際上，蜀道之難雖為事實，但由於巴蜀大地對唐朝的重要性無法取代，故而連接王朝根基的關中與巴蜀大地的蜀道便至關重要。經過唐王朝精心維修過的蜀道，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上，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安史之亂髮生後，蜀道更是成為大唐王朝的生命之道。
巴蜀之地作為大唐王朝的後方基地，在唐代的地位極其重要，而作為連接關中與巴蜀大地的蜀道，則是決定這一基地能否成立的“咽喉”
歷代定都關中的王朝，都將巴蜀之地作為其立國的後方基地。蜀中和關中也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開發最早、也最為繁榮的經濟區，巴蜀之地也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秦王朝之所以能夠統一全國，與其早早的吞併巴蜀之地有著密切的關係，巴蜀之地為秦王朝提供了經濟支撐。享國400年的大漢王朝便起步於此。而巴蜀之地獨特的地理特徵也成為亂世中原人民避禍的首選之地。因此，定天下，必得取巴蜀。
大唐十道：巴蜀大地為劍南道，為關內道的後方基地
唐高祖李淵起步取長安後，隨機便佔領了巴蜀。統一後，巴蜀之地的經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號稱“外府”。
“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庫”，“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
尤其是安史之亂後，巴蜀之地的“外府”地位尤為重要，成為維繫關中“中府”生存的“生命源”。
“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瞏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由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
在唐代，王朝的立國根基在關中，而自古便為譽為“天府之國”的川蜀之地，則是大唐王朝的後方基地。而作為帝都長安通往川蜀之地的“蜀道”便顯得尤為重要，因而唐王朝對於蜀道的開拓、修築和保護也非常重視。
在唐代，中央政府數次對蜀道進行整修、恢復和改線。在唐代，僅褒斜道就進行了七次規模較大的整修、恢復和改線，太宗貞觀二十二年“開斜谷道水路”；憲宗元和年間“復置斜谷路館蜂”，敬宗寶曆年間“修斜谷路及造驟館”；文宗開成年間修“自散關抵褒城”路;宣宗大中年問新開文川道;宣宗大中四年修復斜谷路;僖宗光啟年間修褒斜棧道。
古蜀道
這些蜀道經過整修，增添館驛，平整路面，使得原來的“自羊腸九曲之盤”變為 “通千里之險峻,便三川之往來”的大道。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地方政府的奏報都能夠通過蜀道快速傳遞，驛卒們“急宣之騎，宵夜不惑”。
在蜀道的北段,故道、褒斜、儻駱、子午四線均被先後闢為驛道。在褒斜道江口鎮以南的東側,又開闢了文川道;西側由武休關向西北,修築了通往鳳州、散關的驛道。蜀道的南段,金牛道利州至成都間,開鑿了南北並行的兩道;從漢中南通巴中的米倉道,從西鄉南通涪州的荔枝道,都曾成為國家驛道。由於南北兩段蜀道的暢通,從首都長安通向山南、劍南各地以及吐蕃、南詔各國的驛道上,信使驛卒、車馬行人來往頻繁,絡繹不絕，沿著蜀道，朝廷的政令能快速傳達至巴蜀大地，也確保了朝廷對巴蜀之地的控制，同時蜀道的暢通也為唐王朝經濟的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蜀道
從政治上看，蜀道是唐王朝平素控制西南諸夷、內亂時逃亡的生命之道
1、蜀道是唐王朝維繫對西南地區控制及民族交往的重要通道
西南地區，自古便是少數民族的聚焦之地。在唐代，西南地區分佈有東謝蠻、西趙蠻、群舸蠻、南平僚、東女國、南詔蠻、吐蕃等少數民族。唐太宗時期，對各族採取了“愛之如一”的民族政策。設立羈糜州，在充分尊重各民族生活習慣的基礎上，分封其首領為各羈糜州刺史，西南少數民族紛紛遣使入朝，率部內附。在這期間，蜀道無疑起了極為重要的信息傳播和交通作用。
奉行愛之如一民族政策的唐太宗
在唐代，西南地區最重要的少數民族政府是南詔國。在安史之亂以前，南詔同唐朝的關係較為密切，與唐朝保持著臣屬關係，彼此信使經蜀道往來不絕。安史之亂後，南詔與唐王朝之間發生了數次戰爭，雙方關係惡化。
唐代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南詔
785年，韋皋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其在蜀地21年，成效顯著，南詔與唐王朝重新恢復了歸屬關係。“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蜀入貢"。這條青溪道到成都，直接與金牛、褒斜等道連結起來，從長安直達南詔，極大地便利了中原與西南各地的聯繫。
“撫邊年久賦徭寬，善政春秋俗自安。蜀道雖危今坦易，登天不比向時難”。
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裡，無論中原大地如何動亂，蜀道卻一直是唐王朝穩定的大後方之一，唐朝的絲織技術、佛教、音樂經蜀道傳入南詔，南詔的經濟文化也通過蜀道輸入內地，華夏的民族融合進一步加強。可以說，從政治上看，蜀道對唐朝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2、從安史之亂開始，蜀道三次成為了皇室在面對叛亂時難逃的安全通道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大唐王朝由盛轉衰。不久後，叛軍迅速攻破潼關。眼看長安即將失守，唐玄宗倉皇逃亡，蜀道的重要性便立刻凸顯出來，蜀道也成為玄宗逃生的唯一通道，在經歷了馬嵬坡與楊貴妃的生離死別後，玄宗終於安全的逃到成都。
安史之亂逃亡蜀地的唐玄宗
783年，“涇原兵變”爆發，十月叛軍再次攻入長安，德宗就倉皇出逃，由儻駱道逃到梁州(今陝西漢中)，在漢中地區，憑著著天然的山勢為屏障，得以安心的坐鎮漢中，指揮唐軍反攻，方才擊敗了叛軍，最終重返長安。
880年，黃巢起義大軍攻入長安，唐僖宗帶隨從宦官田令孜等倉皇先逃往山南（漢中），又從散關逃奔四川成都，在川地，僖宗整整待了4年，在這期間，僖宗得到了喘息，他利用川中的富庶和各地的進獻，組織對黃巢的反撲，直到885年三月方重返長安。
黃巢起義及唐僖宗南逃路線
如果當時蜀道不通，玄宗、德宗、僖宗皆有可能會變成叛軍的俘虜和刀下鬼，如果蜀道不通，這三次叛亂會不會被平定亦不可知，唐王朝的命運或許會提前終結。
從經濟上來看，蜀道在唐王朝南北經濟的流通中起到了重要的渠道作用
前文所述，大唐時期的蜀道，北接關中平原，南連成都“天府之國”，成為南北經濟、貿易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大唐對外貿易通道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環。嶺南的熱帶水果（包括此前楊貴妃所喜愛的荔枝）源源不斷的通過蜀道被送往長安，而成都的蜀錦紛紛送往京城。
唐代的荔枝道
作為大唐帝國的首都長安，是全國之地的商品的聚集之地。而巴蜀之地則是唐朝絲織業的重要基地，蜀地大量品質優良的，以“蜀錦”為代表的絲織品，通過蜀道源源不斷的運到京城長安，成為長安人所追捧的商品，史稱“益州以羅、綢、綾、絹供春彩”。
蜀錦
除了絲織品外，質地優良、品類眾多的蜀紙也是長安的達官貴人、書院學子們所喜愛的，蜀紙經蜀道運至長安，客觀上也促進了長安經濟文化的發展。在當時長安最繁華的東、西兩市，肆店行鋪林立，富商大賈雲集，其中就有大量的“蜀錦”等蜀地的經濟產品和一些由此而富起來的蜀商。
安史之亂後，關東和關中地區的經濟逐步衰落，成都平原成為唐朝的主要經濟基地，成都府的人口數量也僅次於京兆府位居第二，蜀道的經濟交通作用顯得更為重要。
尤其是在唐代中後期，因藩鎮割據造成大運河和漕運不通，嶺南和蜀地糧食唯有通過蜀道方能運抵關中，以支持龐大的官僚集團和民眾的日常需求。
從文化上看，和平時期的蜀道是溝通唐代長安與巴蜀文化交流的走廊，而在戰亂時期蜀道則是文人們入蜀逃難的生命通道
唐代是中國古代王朝中傳統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長安不僅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也是當時全國的文化中心和東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集中點。唐朝初年，政府先後開設文學館和弘文館。唐王朝繼承並發展了隋朝的科舉制，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到長安應舉遊學，長安出現了“四方儒士，雲會京師”的盛況。
古代的學子們
而自古以來，巴蜀之地的文化積澱也較為厚重。到唐代，蜀地文化更加興旺，武德年間，高士廉擔任益州大都府長史後，“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燦然復興”。另外，蜀地崎險的蜀道，壯麗的山川，富饒的土地，安定的社會，也強烈地吸引著眾多的文人墨客和文化藝術人才。從初唐到晚唐,各個不同時期最傑出的詩人、文學家,紛紛選擇在蜀地遊歷。
蜀地本土詩人陳子昂
初唐時期，沈佺期由褒斜道去蜀，留下了《夜宿七盤嶺》的名篇，蜀地本土詩人陳子昂對唐代詩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盛唐時期，張說、蘇殞、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人，都曾往返於長安與成都之間，李白的一首《蜀道難》更是其著名的代表。中唐時期，張籍、韋應物、白居易、元稹等著名詩人相繼入蜀，促進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嚴秦修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
到了晚唐，雍陶、杜牧、李商隱、薛能等人又相繼入蜀，對成都和長安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十驛褒斜到處慵，眼前常似接靈蹤。江邊旋入旁來水，山豁猶藏向後峰。鳥徑惡時應立虎，畲田間日自燒松。行吟卻笑公車役，夜發星馳半不逢”。
成都是“天府之國”的“錦城”，長安之“外府”，繁華的經濟馳名全國，所以每遇戰亂或饑荒，長安地區大量人口逃難到蜀中，給成都帶來了首都文化的精華。而唐王朝歷史上的三次大的內亂，更是導致大量的關中長安人士由蜀道前往蜀地。安史之亂中，關中地區變為戰場，此時唯獨劍南“物產繁富”。長安文化精英們紛紛跟隨唐玄宗的腳步流入蜀中，杜甫即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涇原之亂”時，又有大批人士入蜀避亂。黃巢起義之時，長安遭到了滅頂之災，長安文化精英再次大規模流入成都。
位於成都的杜甫草堂，便是杜甫避難蜀地時所居
通過北蜀道傳入蜀中的唐代長安文化，促進了蜀地文化的繁榮，極大地改變了蜀地的文化面貌，及至宋代，蜀地文化的興盛已經居於全國的領先地位，時有“兩宋時文人之盛，莫盛於蜀”一說，而蜀地的文化又通過南蜀道向大西南乃至域外的安南、驃國輻射。
可以說，蜀道作為長安與成都文化交流的走廊，在中國古代交通史和地域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奪目的光彩。
結語
大唐王朝的盛世，是建立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經濟均衡發展的基礎上面的，當時我國南北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地理佈局正處在轉折期。南方經濟開始飛速發展，北方在經過近千年的發展後開始出現衰退的現象，而巴蜀之地由於長期的和平，未受戰爭侵擾，發展呈現出獨樹一幟，一片繁榮的景象。
其時，唐王朝通過蜀道和大運河，使蜀漢和江淮經濟區與政治中心關中地區連接起來，確保了唐帝國的長治久安。
蜀道
“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南移加劇，關中和中原地區日趨衰落，江淮和蜀漢財富成為唐王朝賴以為生的源泉。但由於藩鎮割據，大運河、漕運難通，江淮之地的糧草運抵關中極其困難且耗時日久，唯有天府之國的巴蜀之地通過蜀道能直達長安。因而，歷屆唐朝政府非常重視蜀道，千方百計保證蜀漢道路的暢通。
可以說，蜀道的全盛時代在大唐，蜀道隨著唐代的強盛而繁榮，成為大唐文明暢通無阻的大動脈，好不誇張的說，大唐時期的蜀道，既是詩人眼中難於上青天之路，更是大唐王朝的生命之路。
唐朝以後，中國政治中心向東方遷移，元代開始又移到了北方。導致蜀道遠離政治中心，逐漸失去了昔日的榮耀，道路失修，幾經荒廢，再也不復唐王朝的繁盛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