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之形星之夢
無論是持續時間，還是規模範圍，宋朝的文官集團和明代的東林黨都是宋、明政治格局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表面來看，二者都是官僚階級形成的政治集團，也都引起了朝野之間的黨爭不斷，但在起因、政治主張、後世影響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起兵，黃袍加身，本身的經歷使他對武官團體十分顧忌，於是導演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千古大戲。在他極力打壓武官勢力的同時，也把文官集團推上了權力的巔峰。趙匡胤所重用的宰相趙普，就宣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加上趙匡胤在位時“誓於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不可殺”的寬容加持下，宋朝文官勢力大大蓋過了武官群體，一時風光無兩。
東林書院
東林黨是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而凝聚在一起的政治主張相近的士大夫團體。顧憲成於1580年（萬曆八年）中進士後歷任京官。直至官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他平時和一些正直的官員經常對朝廷的錯誤決策直言敢諫，已經招致神宗不滿，後又牽涉了立皇太子一事更是引起神宗極大反感。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終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
顧憲成雖被革職，但是政治熱情並沒有泯滅，他決定從事講學活動，同時來宣揚他的政治主張。他選中了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 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書院修復一新，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發起了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他們也時稱東林八君子。
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了許多有識之士，不僅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一部分在朝任職的正直官員，也同東林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演化成為一個政治派別，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
黨爭不斷
二者對朝政的影響有很大不同。宋朝的文官階層已經極大程度地制約了皇權，除了開國的幾代皇帝，幾乎沒有一個宋朝皇帝可以做到一言而決天下事。而東林黨則僅限於在政治主張和治國理念方面和當時的宦官集團針鋒相對，自身卻仍須在皇權之下艱難求得生存。
宋朝的文官集團在把持了國家政治權力的話語權之後，迅速墮落成為官僚政治的毒瘤，他們開始官商勾結，瘋狂地攫取宋朝的國家利益為個人私利。所有的黨爭也只是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傾軋。
東林黨人自稱“清流”，提出來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這三項具體政治主張。他們的本意還是希望自己的言論會有利於國家和朝廷，只不過這些主張和言論觸動了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擊。比較有名的如齊、楚、浙、宣、昆、閹等黨，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東林書院
宋朝文官集團的興盛，導致了宋朝軍力的損傷和外交的軟弱，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軍事力量極為羸弱的時代，基本上被所有的外部勢力各種欺負，所以文官集團是一定要為宋朝的覆亡負責的。
東林黨所引發的黨派之爭也毫無例外地引發了明朝國內的政局惡化和經濟衰退，直接導致了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爆發。
最有意思的是二者有一處驚人的相似，宋朝文官集團的黨爭源頭是因王安石變法所引發，而東林黨的政治訴求則是在張居正新政被廢的背景下產生的。
史海星槎
國學大師錢穆有一段話相當有啟發性，如果和我的觀點結合起來看，可以說能夠解決宋明一些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錢穆是這麼說的：“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裡。而平民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又自分門庭。一派是沿襲傳統精神，期以政治來推進社會的真士。另一派是專注意在憑藉科舉制度，混進政治界，僅圖攫取爵位的假士。在此對抗下，假士可以不擇手段而獲勝，真士則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傳統潛流，反身到社會下層去用力。這在東漢、兩宋、明代都有此傾向。……此因唐代以下，推行科舉制度，政權急劇開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機關，不能相隨並進。如是則開放政權，轉為引誘了假士，來阻礙真士所理想的前程。若明白了這一大趨勢，則泰州、龍溪一派，正可與東林復社相得益彰。若此下的知識分子能沿接晚明，仍走這兩條路，未始非中道而立，可進可退的，依然可在政治社會上發生相當的力量。不幸而滿清政權把這兩條路都給堵塞了。”[229]p148-p149錢穆這段話中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說“唐、宋、明三代的政治實權，實際都已操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手裡”。應該說這點對唐朝是不能夠成立的，唐朝前期的政權掌握在權貴勳戚手中，中後期則是掌握在各地軍閥手中。但是這一點對宋朝和明朝是成立的。但宋朝和明朝又不同，這不同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通過前面對宋代明代情形的描述,我們大致可以瞭解如下事實。宋代對文官集團極盡優待籠絡之能事.俸祿優厚這是不必多說的，還有就是文官犯罪，也往往從輕發落，甚至有所謂“不殺士大夫”的傳統，只要不是造反（實際上也沒有文官造反），無論犯的什麼罪，嚴重的貪汙腐敗也好，嚴重的瀆職也好，甚至犒勞過境的農民起義軍也好，都能夠免死，甚至稍微嚴厲的懲罰（比如刺配流放）都很困難。而明代則是另一番景象，對文官集團相當嚴厲，俸祿低的多半隻能維持官員的基本生活開支（有時連這一點也未必能夠做到），官員如果犯罪，無論是貪汙還是瀆職，往往嚴格按照法律來執行，很少寬貸。根據這樣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宋明兩代在都是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操縱實際政權的情況下，採取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兩種不同的制度慣性。這兩種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說制度慣性造成了什麼不同結果呢？那就是在宋代，皇帝有可能通過對文官的優厚待遇，而和文官集團中的那些“假士”，達成默契，結成聯盟，並通過他們來實現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而在明代，一個人即便當官，當官的那點利益本身實在微不足道，他實際上還是脫離不開其原有的階級，原本附屬的利益集團的支持贊助，這樣官才能當得長遠，當得穩妥，所以明代的官員本身勢必就是其原先所屬地方或者行業集團在政府內的利益代言人，而並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官僚階級。當然，這只是概略而說。如果具體分析的話，宋代的文官集團內有真士和假士，明代的文官集團內也有真士和假士。但在這兩個朝代，真士與假士力量的消長，以及對政局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假如說宋代是敗於假士，明代則是敗於真士。明代的真士或者說君子固然無法被皇帝收買，來實行有利國家而有損一些私人工商業集團利益的政策；即便是真正能與皇帝合作的假士或者說小人，在明代實際上也不存在了。所以明代固然找不到一個象王安石這樣的士大夫，就是連蔡京這樣的人，在明代也不可能存在了。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即便是小人，迎合皇帝，也不是為迎合而迎合，他也是要得到實際的好處。但在明代，再怎麼為皇帝出力，又能得到什麼好處呢？俸祿是很低的，權勢是有限的，還有為皇帝辦事再忠心，如果有了過錯，受到彈劾，還是要嚴格按照法律受到懲罰。好處沒有，壞處一大堆，得罪了其他以君子自命的官員，得罪了自己原先所屬的利益集團等等。所以說到了明代，不僅那些所謂的君子是地方上以及私人工商業的利益代言人，即便是那些所謂的小人實際上充當的也是私人工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我們看到在萬曆時期反對礦稅的不僅是東林黨那些所謂的君子，也同樣包括浙黨這類的所謂小人黨派。所以作為唯一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皇帝，實際上在文官集團內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同盟者。這是宋代和明代的一個大區別。由這個區別出發，又造成了其他什麼區別呢？很明顯的一些區別是宋代國家的財政收入更加多，更加寬裕，而明代國家的財政收入則相當少，更加緊張；宋代國家對私人經濟的控制管理干預的程度相當大，官營經濟也相當發達，而明代對私人經濟的管理基本上處於名存實亡，放任自流的狀態，官營國有經濟幾乎少到了沒有的地步；宋代國家對社會基層的控制程度遠遠高於明代。這幾個區別裡，第一個區別是不必多說，我們在前面討論明代財政問題的時候，已經做過對比。第三點也沒有必要多說什麼，明代的鄉村甚至是實行自治的，人口戶籍統計都已經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光從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對基層的控制幾乎已經沒有。這裡主要看一下第二點，也即兩個朝代在對私人經濟控制管理干預方面的區別。關於明代的情形，私人經濟發達的程度以及在整個國家經濟中佔據的比例地位，我們在前面實際上也已經敘述過了。所以這裡只介紹一下宋代的情形。許多人想象中的宋代，是寬鬆自由，商業高度發達繁榮的社會，那麼私人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也應該遠遠高於一向被認為是專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實際上的情形卻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經濟恰恰是建立在國家對私人經濟活動全面干預和控制的基礎之上，這是宋代和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明代的一個重要區別。我這裡引用一篇論文中的相關論述“宋代的城市消費有一些不容忽視的特殊性。首先，許多消費品不通過正常的工商業渠道供給。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過市舶司抽買獲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購買，相反要向他們出賣。如京城每年通過漕運獲得數以百萬石計的糧食，這也無須通過正常商業渠道。官方每年通過和預買直接從百姓處獲得數以百萬匹計的絹帛，通過幾個大的官辦綾錦院獲得大量高級絲織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許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決，這些都不通過正常的工商業渠道。……其他例如藥品、書籍等，也往往由官營機構製造和向百姓出售。至於禁榷品鹽酒茶礬等，自然更不必說了。總之，官營工商業及相關制度，把私人工商業發展的空間擠壓得很少餘地。我們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經營的工商業十分罕見，信用關係很是不發達；有較多人數的私人手工業工場十分罕見；私人間大宗買賣十分罕見。，官方的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會子務生意興隆，官方發行的楮幣流行天下，而私人經營的較大規模和長久存在的金融機構幾乎不見記載。宋代的採礦和金屬冶煉業相當發展，但其中大部分為官方控制，其產品用於鑄幣。”“宋代仍主要用銅錢作流通手段。為什麼貴金屬遲遲不能重新返回流通領域呢？筆者以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業特別是私人工商業發展的遲滯。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貿易少，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也就少。人們經濟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是小額支付，宋代一個人的日平均消費水平，一般是銅錢十文至百文。顯然，對於這種小額支付來說，銅錢是非常適宜的。在發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額為十貫（鐵錢）的大鈔，但到宋神宗時，即改為發行面額一貫、五百的二種，面額十貫的便停止發行了。南宋發行會子，起初發行的面額分別為三貫、二貫、一貫三種，後來改為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其他幾種楮幣的面額大抵也在一貫上下。馬端臨甚至把面額的減小作為楮幣同鈔引的重要區別。（參《通考·錢幣考》）楮幣面額的變化，說明了當時社會需求的水準，說明面額在一貫和一貫以下的楮幣較為適合需要。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交換水平尚較為低下，大宗商品交換尚不多。”[245]對這種論文中的觀點自然不必全盤接受，這段話裡宋代工商業的發展也有過於貶低醜化的嫌疑。但是從這些論述中得出結論，宋代對私人經濟的管制程度是遠遠高於明代的，這點則不成問題！從上面這些論述中看，宋代所採取的這種對文官刻意籠絡優待的手段，好處還是相當大的，至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有更充分的保證，國家政府對社會的控制也顯得更有力。那為什麼明代偏偏要改弦易轍，不延續宋代的這種做法，偏偏要採取相反的做法呢？原因就是宋代的這種做法，並非是光有好處，沒有壞處。實際上，這種做法不僅有壞處，而且壞處也相當大。用籠絡優待的手段換取文官的合作，不是沒有代價的！如果光是優厚的俸祿，那倒也還罷了。反正依靠文官徵收的稅多，財政收入多了，給的俸祿多一點也沒有什麼。但要命的是還有所謂不殺文官的傳統。腐敗了不能殺；瀆職了不能殺，還有許多問題上，皇帝為了不得罪文官，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睛。這實際上意味著文官集團很大程度上受不到什麼有效的約束。懶散懈怠，翫忽職守，得過且過，不思進取，貪汙瀆職，等等是少不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多了，國家控制的錢是多了，但要想靠這麼一隻極端散漫缺乏約束的文官隊伍，把這些財政收入有效的轉換為強大的國力，強大的軍隊，高速快捷的效率，那是指望不上的。只要外邊的侵略者打不進來就萬事大吉了。在這樣一種官員犯了罪，也受不到應有懲罰的制度下，上上下下很容易形成習於安樂、軟弱渙散的風氣。這如此風氣瀰漫的國家，難以把強大的財力切實轉換為強大的國力，反而白白消耗浪費掉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北宋抵擋不住金的侵略，南宋抵擋不住蒙古的侵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明朝一建國就一改宋朝的做法，採取對官員低俸祿，嚴明懲罰的制度，未嘗不是鑑戒了宋朝制度上的失敗之處，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在平民社會知識分子操縱實際政權的大背景沒有改變的前提下（實際上在明代由於科舉制度的進一步普及，這個背景還被大大強化了！），雖然這種做法在表面上確實讓國家對文官的控制強化了，皇帝可以打文官，甚至殺文官。文官只要犯了過錯，一旦被揭發了出來，無論地位多高，都要受到應有的懲罰。貪汙也好，瀆職也好，這些現象雖然還存在，但和宋代比起來是大大收斂了。但實際上，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對基層的控制卻接近於全盤喪失。你皇帝要打文官，儘管打好了，你甚至要殺文官的話，只要不怕輿論，你也儘管殺了，但這絲毫改變不了中央政府對社會經濟控制的無力，對社會基層控制的無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代在成祖以後的皇帝是歷代以來實質性權力最小的皇帝。在宋代的情形，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實行有效的控制，大量的錢財可以徵收到中央政府，但是在渙散放縱的文官集團管理下，這些被徵收集中到中央的財富，往往無法被充分有效利用，白白浪費消耗，國家在國防軍事上依然沒有什麼大的作為。而在明代的情形是，皇帝的督促鞭策下，文官集團能兢兢業業（甚至是戰戰兢兢，因為在明代，即便到了中晚期，如果官員被證明是瀆職，是懈怠翫忽職守，那無論官職多高，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即便如兵部尚書這樣的高官都不例外）地充分利用收取上來的那點可憐至極的稅收，做出一點有效的業績來，比如萬曆時期，已經是到了朝代的晚期，依靠那麼可憐的國家稅收，居然能夠完成三大徵這樣的軍事任務，甚至包括主動出兵朝鮮，打敗勢頭正盛的日軍侵略，這在宋朝是根本無法想象的。但是由於文官都成為私人工商業集團利益代言人，國家根本無法對社會經濟實行有效控制，財政結構嚴重不合理，那麼少的一點賦稅收入，最終還是會讓國家在面臨嚴重的危機（大的自然災害，以及大規模戰爭）的時候，因為財政破產，而走向崩潰。所以宋代的失敗，明代的失敗雖然表面原因都不同，但背後的實質性的原因，都可以歸納為平民知識分子的力量在自身還相當不成熟的時候過早的控制了國家政權，以至這兩個朝代的皇帝無論以什麼樣的制度進行應對，最終都避免不了失敗的命運。
煙雨踏秋殤
明朝和宋朝後期都是以文官為主。文官牢牢壓住武官。但是這兩個朝代的文官不一樣，宋朝以文制武是國策，其文官士人牢牢的把握在皇帝手中，絕大多數文官對朝廷是忠心不二的，這也是為什麼南宋能站穩，打到最後還有文天祥這樣的文官出現。宋朝的文官是全國的優秀士大夫。而明朝的東林黨是江浙財閥的代表，他們自成小團體，唯利是圖，當然其中也不乏優秀的文人，但代表不了天下的優秀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