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教授
讓美國這個被妖魔化的殘酷時代就此結束吧
——拜登，勝選演說
本文目錄
一、並不是拜登贏了，而是特朗普輸了
二、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根源：民主政治的民粹化衰退
三、特朗普主義的“虛假繁榮”與災難性後果
四、留給拜登的難題：如何收拾爛攤子，如何阻擊下一個特朗普？
五、拜登上任，中美關係還能回到從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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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並不是拜登贏了，而是特朗普輸了？
世紀大劇美國大選基本塵埃落定。還沒有官宣，全世界就一片歡騰——並不是慶祝拜登當選，而是慶祝特朗普下臺。吹毛求疵的美國選舉，歷來在結束後都是抗議示威，唯有這一次，歷史上罕見的在許多城市出現了場面熱烈的歡慶集會。
人們慶祝的可能不是拜登當選，而是特朗普下臺
但細想一下，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疫情，特朗普會落選嗎？即使大疫情如此糟糕的表現，特朗普的支持率仍然如此之高。假設沒有這次疫情，特朗普基本上可以確定繼續連任。這樣的後果，恐怕在建制派和美國政壇看來，想想都會後怕。
因此這次大選，出現了美國總統選舉史上蔚為大觀、令人瞠目的一幕：幾乎所有的包括共和黨在內的建制派、知識階層、政治精英、主流媒體、商界領袖、都市白領，形成了統一的反川普競選聯盟。他們在想盡一切辦法阻擊現任總統連任。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只為了一個目的：特朗普下臺。至於誰擔任下一任總統，似乎不是第一考慮的。用《讓子彈飛》的經典對白說就是：
“那什麼對你重要？”
“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並不是四十年“毫無作為”的老政客拜登有多麼重要，而是沒有特朗普比拜登能否勝任總統這個問題更重要。如果說四年前，特朗普的當選是美國整個政壇，甚至特朗普自己的一次意外，那麼這一次共和黨和建制派們，以及對特朗普充滿厭惡之情的人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絕不能再讓意外發生。
但即使如此，反特朗普主義的精英和白領們，也感受到了特朗普主義勢不可擋的洪流。即使在大疫情中，特朗普及其團隊表現得這樣荒謬和不靠譜，他的民意仍然如此強大，強大到令人不可思議——一個缺乏醫學常識胡亂發言，視人民生命健康於不顧的領導人，竟然還得到了如此多的選民們的擁護。
這才是問題所在！特朗普已經打開了美國民粹大壩的閘門，一股洪流已經咆哮而出。雖然拜登的勝選可以短暫的放緩這股洪流的速度，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借用福山的話來說就是：美國政治未來一段時間的主要任務就是，驅趕民粹的心魔。
如果建制派再不反思特朗普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恐怕四年後另一個特朗普仍然會捲土重來。甚至即使是拜登如願執政，期間特朗普主義的信徒們也會時不時掀起風浪。因為：
特朗普的右翼大回潮，不是一朵浪花，而是一股洪流！它背後是全球政治經濟百年未有的結構大危機——貧富分化、社會割裂、政治極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國家安全衝突、意識形態對立、宗教信仰仇恨等等......
這個在我的全球政治大變局三部曲《全球化的黃昏與帝國的背影》、《歷史正在進入馬克思時間》和《右翼大回潮與全球化危機》中有著詳細系統的闡述。
二、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根源：民主政治的民粹化衰退
三十年前，蘇聯解體後，當紅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興奮的宣佈“歷史的終結”，民主政治取得了永恆的勝利，歷史不用再寫下去了，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個組合，就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彼岸”。但過了不到二十年，福山就悲觀的指出，歷史沒有終結，美國的民主政治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衰退。
特朗普現象不過是美國政治衰退的一個表現，它的背後是自由市場經濟運行多年以後形成的極端的貧富分化，由此導致的普通民眾與精英的對立，是分配不斷極化的自由市場與一人一票絕對公平的選票政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這個組合，本來是歷史終結派們認為最理想的組合。這個制度設計者以及學者福山們絕沒想到，當這個完美的體系“熵增”到一定程度，這個組合之間的矛盾也是不可調和的——它具有天生走向民粹的慣性。
道理很簡單，美國的選票政治是絕對的數量意義的，即具有美國國籍的公民都擁有自己的一票，而不管其學歷閱歷、知識水平、理性程度、收入和財富等。這個與雅典民主時期按照財產數量投票的設計不一樣，當時雅典的民主制默認為擁有較多財富的人群，對政治擁有更高水平的理性認知，這也是為了阻止民粹和基層民眾暴政的發生。但即使如此，這個民主制度設計也沒有阻止民眾暴政，蘇格拉底就是由此而死。所以古希臘的哲學先賢們，對民主制度並無好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認為民主是最差的政治制度。
而自由市場經濟又有天生的走向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的傾向。在一定的閾值內，適度的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激發微觀動力和積極性的“良藥”，但是如果貧富分化到令人絕望的程度，貧富分化到階層固化流動性極差的程度，這劑“良藥”就成了“毒藥”。
最近二十年，有兩大原因又加劇了這個貧富分化。第一個是全球化，導致的問題就是，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可以在全球賺取高額利潤（哪個國家和地區的成本低就去哪），但勞動力卻不能隨意移民，這就產生了美國產業資本外移形成了製造業空心化，鐵鏽地帶的藍領工人陷入失業和低工資就業狀態。
美國的貧富差距早已是百年新高
第二個是史無前例的金融泡沫，貨幣沒有底線大寬鬆，債務大爆炸，低利率與負利率，進一步拉大了階層間的貧富差距。富人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龐大的資產負債表，能夠充分的攫取金融市場泡沫帶來的財富溢價；而依靠勞動力收入的普通民眾的實際工資最近十幾年幾乎沒有提高。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救助問題機構，本身也是對普通民眾的剝削。這已經引起了佔領華爾街等民眾運動。
美國的債務比率已經達到二戰時期
身處底層無法“逆襲翻身”的階層，該如何表達自己的不滿呢？在非民主政治國家，可能是短暫的隱忍，直到最後積累成大的暴動和革命。而在民主政治國家，底層民眾除了示威遊行佔領華爾街外，則主要利用其投票權去表達。他們不再支持維護利益既得者的溫和派和建制派，他們將票投向那些激進的、給予他們希望的，具有煽動性言辭的、熟諳群眾運動的領袖們。
美國的民主政治，開國先賢們為了防止這種民粹政治的發生，設計了個選舉人團“贏家通吃”的制度，意圖將選票的決定權在50個州均勻的分配，以避免某些候選人單單依靠幾個洲的選票數量優勢霸佔總統寶座。但在現實運作中，又不可避免的異化成為了優勢大的州基本不用管，重點在某幾個關鍵搖擺州爭奪的局面。當兩極分化在全國普遍化，受損的底層民眾在各州遍佈的時候，這個制度不僅無法抵制民粹，反而有利於民粹主義的出現。
說到底，首富比爾蓋茨們再有錢，基辛格再有政治智慧，馬斯克再聰明，在選票上也跟一無所有但有選票的流浪漢公民，在政治話語權上是相等的。
當90%的財富向1%的精英們集中時，剩下的99%在政治權力上反而變強大了——因為他們有了共同的憤怒和怨恨。所謂，沉默底層的怒吼。這就是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根源。特朗普的敗選，拜登勝選，這些根源就解決了嗎？
三、特朗普主義的“虛假繁榮”與災難性後果
四年前，特朗普的上臺別說整個建制派，就連他自己，都覺得出乎意料毫無準備（可查看他連任後的一些講話）。他是政治素人，毫無政治經驗。也是歷史上沒有接受多少大財閥捐金而獲勝的總統。他的舉止不受任何建制派待見，包括共和黨內部。他幾乎眾叛親離，他以前身邊的秘書、下屬甚至是親侄女，都紛紛寫書譴責他。
甚至當選後，由於建制派的鐵板一塊，導致他解僱了幾乎所有的白宮政客班底（超過400名），依靠自己的女兒女婿等近親搭內閣班子，導致的權力家族化傾向也備受建制派指責。主流媒體對川普也是厭惡至極，他只能用推特來替代主流媒體渠道發佈信息......
美國內部的政治矛盾已經達到百年新高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因為主流媒體的封殺，使特朗普只能用自媒體與大眾交流，這反而增大了他在底層民眾之間的影響力，更能激發起民粹的力量。一如希特勒當年被禁止在正式場合演講，他被迫在廣場揮臂疾呼，反而形成了更加強大的煽動力。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這四年，攪的美國和全世界“都不安寧”。我在這裡加上引號，是因為川粉並不認同。當然，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民粹主義、重商主義、種族主義，的確對一部分人大有益處，尤其是某些群體的短期既得利益。
但這些做法，也損害了其他階層的利益，只不過他們的聲音沒有底層民眾那樣兇猛。除此之外，我認為特朗普最嚴重的問題是，他挑起了民粹，點燃了國家間、國內階層間、政黨間和種族間對立和仇恨的火種，破壞了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和社會心態，以及整個國際環境多少年積累起來的和平秩序和文化。
治大國如烹小鮮，但特朗普治起國來卻如同“掄大錘”。
特朗普“製造混亂”可能是他這個“政治意外”不得不採取的策略，這也反應了他內心的焦慮不安和不自信。他只有製造混亂，製造衝突，製造假想敵，才能更好的讓民眾去依賴他，信任他，崇拜他。比如他只有惡意中傷中國形象，大肆誇大“中國威脅論”，才能在制裁中國的過程中塑造自己的美國人民保護神和國家英雄的形象。
他越是折騰，越表明自己內心的恐慌和不自信。真正成熟自信的總統，在任內應該是歲月靜好、平安無事的。但這個平靜，對特朗普來說才是災難。
這是短視的選民利益既得者看不到的。特朗普執政期間，經濟的確有了起色，但是這個起色，主要靠“涸澤而漁”，對任期內公共資源的過度濫用，靠減稅和大肆舉債，刺激股市泡沫製造財富幻覺效應，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收取的關稅。這些所謂的經濟起色，不過是對未來的透支。
上世紀美國1929大蕭條前的大繁榮，不也是連續多屆共和黨總統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製造出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泡沫（柯立芝繁榮），然後破滅導致美國陷入歷史上最嚴重的連續多年的經濟災難，最後還得靠民主黨總統羅斯福上任收拾爛攤子。這一上任，連任了四年，創造了歷史記錄。
所以不應該過分肯定特朗普四年的經濟成績，還要看他付出的公共資源代價。第一，過去四年美國的公共債務已經是歷史罕見，債務與GDP的比率已經超過了二戰期間。第二 ，股市泡沫前所未有，已經超過了次貸危機前的近四倍，槓桿回購、被動管理、槓桿對沖等新的風險套利模式，蘊含著極大的系統風險。第三，貨幣政策空間幾乎用盡，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張近一倍，基準利率也降無可降，逼近到負利率的邊緣。第四，在國際上大肆推行重商主義，挑起貿易戰，把國際貿易環境搞的一團糟，中美關係完全惡化，原先的發達國家盟友也對他的做法極為不滿。第五，逃避大國應該擔負的國際責任，退出一系列共同問題協定，拖欠聯合國會費，在疫情爆發人類最需要團結一致的時候竟退出世衛組織，讓美國的大國形象一落千丈……
可以說，特朗普事實上已經制造了一場災難式危機，並非傳統的總量崩潰危機，而是一場結構極度扭曲和極化的危機：他的減稅更有利於富人，他的股市牛市刺激也更有利於富人；雖然也製造了大量的就業，創造了歷史上最低的失業率水平，但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巨大。他“涸澤而漁”了任期內的政策資源，把問題交給了未來。
一個最新的數據證明了這一切，疫情期間，1%富人的財富增長了40%，相反，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卻下降了20%。
而且，如果美國經濟的復甦是週期性的，那麼復甦就更不是因為他的功勞，而是美國經濟自身的內生力量——經濟多年停滯後積聚的補庫存和補產能力量，甚至還有奧巴馬時期的政策滯後效應。
由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種族衝突
四、留給拜登的難題：如何收拾爛攤子，如何阻擊下一個特朗普？
美國大選基本塵埃落定。折騰了四年的美國和世界，似乎又看到迴歸日常、迴歸平靜的苗頭。不禁引用海明威的一本書名：太陽照常升起。
但現實可能不如人願。美國內外的裂痕已經出現，所謂“冤家易結不易解”，“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這個過程是不對稱的。人心變了，國內國際的政治生態變了，被汙染的社會環境還能回到過去嗎？拜登在勝選演講中呼籲川粉們“彼此給一個機會”的時候，那些擁護川普的紅脖子們是否真正聽得到、聽的進呢？
與傳統建制派廣為詬病的“嘴炮”相比，作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是個說到做到的務實主義者，因此這四年的“折騰”也很有效率，留給新任總統六個爛攤子：
一是失控的疫情。這個爛攤子收拾起來難度非常大，尤其是那些“信奉新冠疫情是場謊言”的民眾，讓他們參與到疫情治理中幾乎難如登天。
二是失序的政局。整個白宮的建制和秩序被他搞的一團糟，和他有異見的基本被炒魷魚，其中不乏能幹的官員。如何重組內閣、重建團隊、重塑領導力和執行力，是非常大的難題。
二是濫用的政策。財政赤字創歷史新高，美國即將面臨史無前例的財政懸崖。毫無底限的貨幣寬鬆，在美聯儲幾乎已經將子彈打滿，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下一步的政策空間在哪裡？尤其是在通脹預期開始顯現的時候。
三是充滿風險的資產泡沫。股市等金融市場在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下已經創造出了天量的泡沫，雖然這些泡沫製造的財富效應可以讓很多人尤其是富人擁有較高的“獲得感”，但是也隱含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何況拜登政府還要採取加息政策。
四是難以彌合的社會裂痕。特朗普在任期間，在國內挑起了精英與民眾、不同種族、不同信仰階層間的裂痕；在國外，挑起了國家逐漸的對立，尤其是中美之間的對立。這些裂痕需要去安撫，需要去治癒。
五是難以修復的國際關係。特朗普在任四年，幾乎得罪了所有的主流大國，尤其是破壞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中美關係，反而與過去美國政界所不齒的朝鮮等”邪惡“國家勾勾搭搭，這些關係的修復也並不容易。
六是丟失的大國責任以及一落千丈的大國形象。特朗普四年的美國至上和孤立主義，導致了全球秩序的群龍無首和國際公共品缺失，各個旨在解決人類共同問題的協議面臨失效的風險。拜登上臺後，需要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等重大協議，重新擔負大國責任和修復大國形象。
上面提到的任何一個爛攤子，對建制派拜登來說都非常難。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整個建制派因為特朗普團結在了一起，分歧逐漸減少，執行效率也會大幅提高。從這個意義來說，特朗普當選總統作為一個意外事件，對原本腐朽的美國建制政治形成了“鯰魚效應”，讓原來傲慢、沉睡中的建制派從噩夢中驚醒，重新振作起來。
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則是強化反川普、反民粹統一戰線，從現在就開始考慮如何”同化“川粉，如何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如何聽到和安撫來自沉默大多數的吶喊聲，從根源上做出努力以
防止四年後特朗普或另一個特朗普捲土重來。無論如何這四年，建制派和政治精英們，都不能再脫離群眾了。
五、拜登上任，中美關係還能回到從前嗎？
特朗普在任期間，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已經創造了歷史新高。拜登上任後，首先為了做到反對特朗普的一貫主張，也會重新考慮中美關係。但中美關係要回到過去那種良性循環狀態，是幾乎不可能的了。
美國兩黨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創歷史新高
從政治學原理來說，一個大國的統治者，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必須塑造一個假想敵或者競爭對手，以提高自身的政治形象和使命感。而且這個假想敵越邪惡、越危險，人民就越依賴和聽命於國家的統治者——利維坦，總統的民族英雄形象就越光輝高大。
特朗普、蓬配奧等就一直在向大眾描述中國這個假想敵——如何偷走了美國大眾的工作崗位，將來如何對美國產生巨大威脅，華為等企業如何對美國產生傷害等等。
美國假想敵的演變
有人認為特朗普這樣的“認錢不認人”的商人總統好對付，作為左派、旨在輸出價值觀的拜登們“要命不要錢”，反而更難對付。實則不然。克林頓、奧巴馬、拜登這樣的民主黨左翼建制派，往往會照顧自己的政治形象，不齒也不會明面上採取像特朗普的一些狠穩準的”幹了再說“的“下三濫”策略（比如逮捕孟wz）。他們對付中國往往流於”嘴炮“，雖表面上大聲譴責人權、傾銷、匯率操縱、國企和意識形態等問題，但在具體實施上，往往雷聲大雨點急。當然，這可以看作是建制派們“無為”的政治智慧。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川普是劉邦風格，一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惜犧牲的“無賴“商人形象；拜登是項羽風格，做什麼事情都要講貴族風範，不齒於為了達到目的採取違反自身形象的行為。對同樣實用主義策略的中國來說，劉邦好對付還是項羽好對付？
過去四年的交鋒也表明，一個需要層層上報的以穩為主的大國外交和政治體系，很難對付像特朗普這樣詭異多變、行為沒有明確預期的總統。
對民主黨來說，更現實的則是，“身體是誠實的”。近四十年的中美經濟合作中，華爾街金融大鱷、跨國公司、科技巨頭、白領階層等是全球化的獲益者，而民主黨左翼代表的也是他們的利益。一個更加緊密的中美經濟關係，對他們是有益的。大選之前拜登已經明確表示，當選後他將修復中美關係。
特朗普重商主義加關稅後，貿易逆差反而繼續創新高，這樣的失敗也會讓拜登有更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採取與川普不一樣的貿易策略。
何況，美國的疫情管控和防治，需要中國的幫助（當前進口大量防疫物資和醫療產品）。美國的通脹壓力，還需要中國製造的商品來彌補產出缺口。這些都是當前麻煩重重的美國所需要的。
然而，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到從前，中美關係的裂痕難以完全彌合，甚至有可能在拜登重建聯盟體系後反而擴大。因為中國已經崛起，且與美國處於不同的經濟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明圈，這成為對美國產生可置信威脅的客觀事實，不管是特朗普上臺，還是拜登上臺，這些都改變不了。而能夠做出改變，創新性的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更取決於我們自己——一個更加
開放、寬容和現代化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