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年前在從拉薩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 50 多歲的女人。
她是 30 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拉薩。
下了飛機，北京正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一個旅店裡。
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
然後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
這是她 30 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
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
她只是說，100年之後，如果有人能夠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
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2
5 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
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 1.5 元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
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
這個人就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
他說，
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
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 1.5 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
權利如果不爭取的話，就只是一張紙。
他後來贏了一場官司。
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
列車長親自把這個飯菜，端到他面前說：“您是現在要發票，還是吃完以後我再給您送過來？”
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
他說，我靠為我的權利所做的鬥爭。
這個人叫郝勁松，34 歲的律師。
3
去年我認識了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
這個 60 多歲的男人，說起北京豐臺區一所民工小學被拆遷的事。
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
說到這兒的時候，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一塊皺巴巴的手絹，擦擦眼鼻。
這個人 18 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
他說他做這些事的目的，只是為了想給農民做點事。
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徵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
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出在 1982 年的憲法修正案。
審核這個節目時，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這個人說得再尖銳，我們也能播。
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
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4
7 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已經有過很多挫折，你靠什麼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
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接待人安排的路線。
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著一副棺材。
他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說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
這個老人就給了他 500 元錢。
他說，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是要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時的得失，要執著。
這個人叫溫家寶。
5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
只有一個國家，
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
能夠獨立思考的人，
能夠記錄真實的人，
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
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
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
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